張亦絢／一起變成別人吧！——宛如犯罪小說的龍捲風式國族敘事

推薦書：喬塞‧愛德華多‧阿瓜盧薩（José Eduardo Agualusa）/著，李珮華/譯《遺忘之書》（聯合文學出版）

閱讀《遺忘之書》，我不假思索地，就會想到以撒‧辛格的意第緒語小說《盧布林的魔術師》——這兩部小說中的主人翁，都採取了世人眼中非常極端、近乎荒謬的「自囚」。但兩者還是有許多不同。在《盧布林的魔術師》裡，「自囚室」在尾聲出現，魔術師的妻子還為他送三餐——他為什麼這樣做？辛格透過描寫心理活動，透露一二。

《遺忘之書》中，露朵在豪宅中砌了封死自己的牆，即使到陽台時，也套上只露出眼睛的紙箱，坐吃山空的她會如何？懸疑十足。不同於交際廣闊的魔術師，小說起始就道，露朵因為某個「意外事件」，向來就封閉——「退避三舍」不像魔術師「激烈的反對自己」，而更像一個人，在原有的性格上「變本加厲」，這是真的嗎？她的「孤島行動」位於小說開篇——相較於傳統經典，安哥拉青壯世代小說家阿瓜盧薩的書寫，更近主張「反溢寫」的卡波提——節奏明快、行動不斷——但是心裡話？不，即便露朵寫日記，這仍不是掏心掏肺的小說——它甚至讓我想到推理大師漢密特——沒錯，要說《遺忘之書》是犯罪小說也可：失竊的鑽石、倒掛的數字、奇怪的飛鴿、乖張的帽子、反叛的毒蛇，警察、謀殺與無止盡的掩護逃亡……

在安哥拉的獨立日前夕

上述特質，或許不易令人想到非洲國家獨立運動史？露朵出場沒多久，她就隨嫁給安哥拉人奧蘭多的姊姊奧黛特，從葡萄牙的阿威羅，到了盧安達，面對安哥拉的獨立風潮。奧蘭多是藏書豐富又多金的採礦工程師，老家與盧安達「安人運」（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領導者內圖（Neto）都在卡戴特。安哥拉人與葡萄牙人的安葡婚普遍嗎？不清楚。但內圖的妻子也是葡萄牙人。奧黛特口中的「恐怖分子」，奧蘭多讚許他們「為國家自由奮鬥」。奧蘭多還可以連著幾小時敘述「殖民者對非洲人犯下的罪行」，直到妻子回房哭泣。奧蘭多被殖民卻父權，相對地，小說家對葡萄牙姊妹的描繪很節制，從沒稱她們為種族主義者——但無疑她們是。姊姊嫌惡奧蘭多的親戚「講話像黑人」，露朵「不願做黑人菜」。奧蘭多是「白皮黑骨」。

安哥拉獨立後，大批殖民者離開安哥拉，也有轉往巴西者，因為「討厭共產黨」——這也是奧蘭多的心結，他想要國家，但對共黨有疑慮。他在獨立日前兩天一反「與安哥拉生死與共」的態度，決定一家三人拋棄安哥拉飛往里斯本，夫妻倆卻在參加餞別宴當夜失蹤。這種反常，大大激起我們對安哥拉政治情勢的興趣。

在世界史中，安哥拉的重要性是多重的。一九七○年代，葡萄牙除了是歐洲的窮國，還是加入北約的獨裁政體，在其殖民下的安哥拉稱「葡屬西非」。二戰後的美蘇強權，並非嚴謹定義裡的殖民帝國，相反地，它們都曾各自以「反殖民」為取得市場或支配權建立合法性。雖然我們在談文化殖民時，習慣指稱美國也是殖民主義者，但「戰後兩強」與歐洲列「殖」的擴張，並不完全相同。如果說英法開放其殖民地的政治參與，帶有招降的奸巧，葡萄牙的薩拉查（Salazar）則禁止殖民地上的政治活動，並以殘酷對待異議者著名。直到康乃馨革命，才使殖民地抗爭出現轉機。安哥拉的獨立日為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一日南非還對其空襲。獨立日就成立了兩個「國家」，內圖領導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國」，薩文比代表的「安哥拉民主人民共和國」。後來薩文比失勢，與美國參院投票反對增撥祕密行動基金給中情局，以及南非介入被曝光兩事，應該有關。「〔……〕原批評蘇聯、古巴的非洲諸領袖，當時對南非的介入和中情局的角色都不知情，但這時他們開始從較接受的角度另眼看待蘇聯的行動。」（註）這也是看待安哥拉親共比親美反共更符合「政治觀感」的背景——與美國同一陣線的南非，當時可是惡毒的種族歧視力量（曼德拉還在牢中）。

安哥拉由內圖主政後，三方內戰多年。剛果（薩伊）的「大掠奪者」蒙博多，支持上述兩者之外的羅貝托——蒙博多在小說中出現，是因迫害過薩伊音樂家——有些薩伊人也是安哥拉人——安哥拉是多族群之國。小說提到時尚抗爭「薩普」，與蒙博多曾強制男子服儀的規定應也有關。

自體分裂與自發的今生輪迴

蒙特是非常服從新成立國家的「中流砥柱」。傑雷米亞是對安哥拉獨立趕盡殺絕的葡萄牙殖民勢力軍人。小酋長心繫安哥拉，很難說他和蒙特之間為何必須「你死我活」——更核心的衝突，可能是先天的「不服從性」。阿瓜盧薩描寫若干人力挺小酋長，完全不是因為什麼政治思想，而是「不爽蒙特」——無論他們在蒙特身上看到的是「特務」或「思想警察」——結果，傑雷米亞與小酋長兩個南轅北轍的人，一個愛殖民一個反殖民，只要碰到蒙特，都像亞哈船長與白鯨。至此，小說最多作為鮮活的國族敘事——但阿瓜盧薩的奇蹟筆法，如龍捲風般，將我們拔離了地平線：因為，人物最後都「獲贈」一個「非自我」，或說「相反的我」。

佩索亞的「異名性」或「在自我之間流浪」的激進自體分裂概念，在此與某種「解殖」接隼。一個人在此生「判若兩人」——乍看彷彿宗教所謂「不可思議」或「立地成佛」才能解釋。但在歷史上，這也不是完全不存在。比如，以自由主義傳世的台灣學者殷海光，自承少年甚至思想近於法西斯。像「周處除三害」這類民間故事，也反映人們心底深處的渴盼：我們希望脫胎換骨或除舊布新的人生可以成真。我稱這種震撼為「自發的今生輪迴」——它與宗教的輪迴形成某種悖論，因為宗教輪迴並非自發，也不著眼在今生。芥川龍之介的〈杜子春〉的前半段就是上述現象的反例：杜子春每有新機會，必重蹈覆轍，必執迷不悟。——早年「學不會教訓」的子春，可說令人感到哀慟逾恆。在若干關於轉型正義的小說裡，「大變身」往往與規避罪行有關，但這不是阿瓜盧薩筆下「反杜子春」式人物的型態——神奇與澈悟並非變魔術，「償還罪債」並非一種「行為」，而是「整個生命」——阿瓜盧薩往往只以三兩句話勾勒「洗心革面」，難的不只是如何讓讀者感到「突變」合情合理，還包括了做到了如童話般不說教，寓意卻深遠。

若不是因為露朵姊姊的婚姻，姊妹倆對安哥拉的變化，基本上是排拒的。但是對於近乎與世無爭的露朵來說，很難說「不融入」，能造成什麼傷害。然而，一個暴力事件導致露朵無法再是局外人。——在眾人的「今生輪迴」中，露朵的歷程，可說最為震撼人。她從一個與安哥拉社會甚少交流的葡萄牙女人，變成認定「這裡就是我的國家。我已經沒有其他國家了。」——如此激烈的變化發生在露朵禁閉多年間，一反我們相信的認同或生根必須靠頻繁的互動——如果有「內在流亡」這種現象存在，那麼，也可能有「內在本土」——這與教化或生存壓力無關，露朵沒有追隨任何人，她的認同非常個人，就像她的指紋一般獨一無二，也如她的指紋難以磨滅。讀者可以順著情節，進行理解。在此我只提幾個文學上的參考。

文學史中的離奇開槍事件

關於「離奇開槍」，由於故事發生在非洲的殖民地，卡繆《異鄉人》中「白花花的陽光」可能最快浮現腦海。不過，我想提的是斯湯達爾的《紅與黑》。《遺忘之書》裡的「謀殺」，表面很通俗：時代氣氛緊張，又有像搶劫的情境——這些都不「離奇」。所謂「離奇」是在「開槍」與「殺意」之間的反差——這個部分，法律通常不做分別，除非當事人智能不足，開槍自然等於殺意。但文學對此有更複雜的層次探索。在《紅與黑》裡，第一時間裡，朱利安對槍殺他人可謂一點遲疑也沒有。「離奇」的是在之後：他既不希望他開槍的對象死去，甚至對自我開始了探索——到了明瞭對所殺對象的深愛。他的自我對話中，唯一不含的就是對開槍一瞬的開脫。杜斯妥也夫斯基也敘述過如下場景——有人跑去暗殺沙皇或貴族這類「反革命」，但對方一受傷又自動開始搶救，簡直不知在暗殺什麼。露朵不像朱利安一樣認識開槍的對象，但相似的是，在開槍之後，表現得完全不像希望對方死去——露朵在葡萄牙的「前生」，似乎給了露朵的防衛更強的辯護——但更重要並值得深思的是，露朵本人並不作此想。她從來沒用自己是被害者的角度，看待「開槍瞬間」——這也是她外在處於殖民高峰（殺戮），實質卻又與殖民主義脫鉤的弔詭。

露朵在被七歲的薩巴魯問道，是否不喜歡人時，哭了起來。我以為，在扣扳機很久之前，露朵就很「暴力」了。——這不是因為她本身性格，而是她被迫內化加諸己身的性別暴力——在安哥拉獨立前日發生的事件當然是悲劇。——然而，從她被迫接觸現實的角度來看——就算那人瀕死，就算她成兇手，她以他人性命為代價地，依然進入了「重生」。如果說露朵是非她所願地嵌入了安哥拉的歷史，她仍是不迴避地嵌入了——薩巴魯，一個再次非法入侵的「娃娃」（對照獨立前日敲門喪命的「大娃娃」），救她一命且比她還能說出她的心聲——這些安排都耐人尋味。

安哥拉以社會主義一黨專政的型態建國。九○年代，放棄社會主義與一黨專政後，實行多黨政治。民主化的新走向，使《遺忘之書》得以揭露一黨專政期間的自由箝制。小說所謂的「遺忘」，其實帶有「記到不能記」的意味。小說認「他者性」不為自我延伸或偶一為之，而是本可換位的自我變革，顛覆了以種族或身分作為不可抗歸屬的想像，可說啟發性十足。

註：馬丁‧梅雷蒂斯（Martin Meredith），《非洲：六十年的獨立史》（上下卷），衛城出版，2017。上冊，頁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