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禹瑄／機場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厭惡起機場。

對機場最早的記憶倒還像深海裡一塊金子一樣安靜地發光。高中畢業那年暑假母親剛剛被騙走了幾乎所有積蓄，眼淚擦乾後堅持節衣縮食了好幾個月，買下一張薄薄機票送我到太平洋另一端的三舅家小住。在家裡極少說客家話的母親，遇到大事格外硬頸，幾個星期裡一邊聯繫著詐欺官司，一邊明快地安排好了一切——行李箱、護照、簽證、靠走道座位、吉隆坡原位轉機、語言學校、剛好接上開學的返程航班——我在汽車後座半夢半醒睡了一路，看到燈光大亮的航廈浮現在深夜車窗上，恍如一艘漁船在闃黑大海上搖搖晃晃的時候才意識過來，自己是真的要一個人搭飛機出國遠行了。

搭飛機。出國。遠行。三個原本不完全相干的詞語，在島嶼南方小鎮都成了世界邊陲的同義詞，能輕易將十八歲的我對未來的想像充填得樂觀鼓脹。多年之後我從遠方返回山間老家，第一次見到堂哥的小孩，和我離開山裡時一樣歲數，睜著明亮的眼睛門裡門外來回亂跑。已經老去的伯母問完我的去向，轉頭對小姪女說：「姑姑明天要搭飛機哦，去歐洲，很遠很遠的地方。」語氣像是我要去做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偷眼瞥見一旁的母親面色一沉，看起來想反駁什麼，卻終究沒有開口。

我於是沒敢問過母親是否曾經後悔為我安排了那趟遠行，又或者她在往後我離家百里而後萬里的十多年裡如何回憶那晚的機場。在我的記憶裡，整修前的桃園機場送機大廳天花板極低，慘白燈光不帶一點感情，母親把我的機票護照行李又檢查一遍，說了一句「學好英文」便要我趕緊出關。海關的入口窄仄，穿過門後便是一整片落地窗。一架飛機正好起飛，一閃一閃的機燈很快沒入漫無邊際的夜色裡。我第一次真正看見遠方的位置，忽然感覺腳底有些空，回頭望向門的另一端，父親和母親已經不在原地。我也許花了幾秒鐘揣想他們將如何開一夜後座空空蕩蕩的車，迢迢返回我再也沒真正回去住過的家，又也許沒有。一些人匆匆經過我身邊，各自有要去的方向，我便也自然地慌忙跟上。那時還沒意識到自己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某個地方。

後來讀到齊克果說自由像一個深淵，才明白過來為什麼那晚機場落地窗裡的夜色那樣黑得令人心動。凝視深淵使人暈眩，而暈眩是一場藥癮，拽著我在接下來幾年遊蕩過一個又一個機場。奈洛比。史高比耶。明尼阿波里斯聖保羅。德勒斯登。卡薩布蘭加。史普利特。葉里溫。馬斯開特。孟買。安塔利亞。盧布爾雅那。那些名字讀起來像一串咒語，在我身上偶爾留下痕跡。有些地方我還能記得幾張見過的臉，排過的幾個長隊，或者睡過的幾張椅子；有些地方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就又回到機場的航班告示板上，成為其中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地名。前中年最令人猝不及防的悵惘，莫過於某天不意翻開許久未讀的書，發現書頁裡夾著當作書籤的機票，才艱難地想起曾有那樣一趟旅行，然後更艱難地想起無論是一起踏上旅程的人，還是抵達過的城市，都已經不是當時的模樣了。

且當時我還是個會將每張機票珍惜地留下，看到相隔數千公里的地名並排出現在航班告示板上，便興奮得莫名所以的稚嫩旅人。我以為機場之自由不在於飛翔，而在於看似無盡的可能性。第二次出國在赤鱲角機場轉機，近百個登機口不間斷地吞吐離開與抵達，遠行的人們揣著各自的故事聚了又散，許多我不認識的語言在深不見底的巨大航廈間來回漂浮，直到失去形狀。機場的玻璃窗總是很厚，陽光透進來照亮了所有細塵，卻缺乏溫度。在那個世界那麼遠又那麼近的魔幻時刻，我站在窗前看大大小小的行李被擠壓、堆疊，再一個一個拋擲進機艙深處，感覺自己也正在一條長長的輸送帶上，越走越顯得渺小，小得命運隨便推我一把，就能把我送往另一個方向。我只需負責奔赴，快樂而不知返，像一顆無法停止滾動的石頭。

但無法停止滾動不等同於前進，這也是機場告訴我的。年少時的遠行像漲潮，所有行動只為了填滿，而不為意義。潮水退了之後，存在主義的嶙峋礁石緩緩現形，一張張猙獰的臉時不時拋出凌厲的問題，逼我閃躲或者沉默。不知道是因為人在路上久了，還是全球化資本主義作祟，全世界的大型機場在我眼裡愈來愈相像——寬敞挑高的出境大廳、昂貴而菜色平淡的連鎖咖啡館和餐廳、四季不歇的空調系統、繁瑣磨人的一道又一道閘口、綿延不斷的平面手扶梯、菸酒香水巧克力品牌千篇一律的免稅店——某次搭了一趟十多小時的飛機，踏出空橋的時候感覺像回到原地，恍然彷彿自己三十幾年的人生。

或許我是因此才開始厭惡機場的。儘管這麼說也不盡公平，每個機場進了入境大廳之後仍是各自的國度。一個人旅行的路上，最孤獨的時刻往往就在出機場的瞬間。幾十分鐘前還肩併著肩在高空遠行的同機乘客，領了行李便四散無蹤，此生緣分耗盡得十分乾脆，留我一人帶著長途飛行的疲憊，一邊在陌生面孔和語言間搜尋網路和進市區的交通方式，重新校準自己的方位，一邊暗暗羨慕那些有人舉牌來接的人。在一座陌生城市裡有一張熟悉的臉等著，這情意夠虛有其表，也夠深刻。我也曾在幾個機場終於見到想念許久的人，有時從遠方來的是對方，大多時候是我，關係終結幾年之後許多對話甚至對方的長相都忘了，唯有機場茫茫人海裡相見那一幕，每次出關看到不屬於我的花束紙板擁抱笑容時都能清晰地想起來，自己畢竟曾經遇過一剎那的真心。

又或許我開始迴避的是情緒。機場裡的感情總是飽滿。送人，等人，接人，追人。終於下定決心的告別，心裡直覺的最後一面，藏了許久總算說出口的話，期待多年的相遇，跑到一身狼狽也要挽回的戀人，各式跌宕情節在海關薄薄的門前摔成一堆，難怪機場安全人員的表情總是不分國籍地麻木。年輕時毫無顧忌掉的眼淚，過了三十歲後都成了包袱，在人到機場的時候顯得特別沉重，於是也分不清楚情緒過載的是自己，還是機場。土耳其電影《遠方》裡男人的前妻要和新丈夫移民加拿大，他在最後一刻趕到機場，卻躲在角落不願露面。整場戲沒有一句對白，只有幾個沒對上的眼神來回，以及機場裡一貫的行色匆匆。我在電影院裡屏住了呼吸，不時閉上眼睛才勉強看完，像看一部恐怖片。

總之我開始盡可能地拖延到機場的時間。有時在往機場公車站牌旁的咖啡館閒坐看書，有時在酒吧和陌生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到午夜，也有一些時候乾脆徹夜未眠精神亢奮地隨著派對結束跳上計程車。行李能減則減避免托運，機票預先用航空公司的應用程式下載，液態物品和筆電則放在背包最容易取出的位置，一到機場便徑直機械化地通過所有關口，最好在開放登機十分鐘後抵達登機門，一點停留思考的餘裕都不需要有，幾乎像極了剛上路旅行時最嚮往的那種長年奔波各國的商務人士。

當時我沒想到的是，要成為經常穿梭各地機場的人，必得養成和機場一樣的疏離。乾淨，齊整，而不帶感情。在島嶼和他方之間飛了許多年之後，我終於承認機場到底不適合自己。

唯一會在機場逗留的時候是轉機。機票越便宜，轉機的時間越長，兩相權衡往往還是咬牙選擇直面自己的軟肋。一個深夜停在此前從沒想過要去的阿曼，坐在一片死寂的候機室裡考慮該不該潛入祈禱室在地毯上睡一夜。我的臉一定看起來很迷茫，因為對面原本專注在筆電螢幕上的男人忽然問你還好嗎。我們講了英語，又講了法語，他說你的外語真好，我說謝謝我在國外好幾年了應該的。這句回應我已經說過許多次，每次都十分心虛，不知道要怎麼讓應該的三個字聽起來儘量值得。男人說自己在阿曼工作了兩年終於要回在加彭的家，又問我這趟旅行的去處。我說了幾個地名，他的表情困惑起來：「你剛剛離開了家？還是要回家？」

我想起這十多年來如何在不同機場的輸送帶間流轉，感覺自己是一顆滾動的石頭，以為最終會滾向某個確定的地方。第一次聽到巴布狄倫的那首歌正是十八歲在加州的那年暑假，我英語不好，整首歌只聽懂了「像一顆滾動的石頭」。一直到幾年之後才明白過來，在那句之前他唱的是「獨自一人，沒有回家的方向，無人知曉」。

那時我可能以為滾動指的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