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儀萱／寫作的慾望與自由——專訪作家吳曉樂

採訪吳曉樂的那天，約在一家植栽蓊鬱的咖啡廳。她點了一杯蜂蜜拿鐵，輕巧地坐下。錄音筆還沒準備好，她盯著我的眼睛，在我提問之前就先開口：「妳現在坐在這裡、做這件事，是開心的嗎？」

像是上課不專心的學生突然被老師點到名那樣，我愣了一下，才支支吾吾地回答「我不知道。」那一瞬間，我感到非常羞愧，不太敢看她，卻不自覺傾訴自己最近的困惑，好比喜不喜歡寫作、以及有沒有必要繼續寫作之類。吳曉樂耐心地聽著。不禁想，也許當年她面對那些家教學生也是這樣。先獻出自己的耳朵，然後才開始談話。

「比起喜歡或必要，我覺得寫作它最考驗的是慾望，你有沒有一個，你不說會很痛苦的慾望？」

國家不幸詩家幸－－
痛苦作為寫作慾望的培養皿

吳曉樂是法律系畢業。21歲的時候，大家都在討論以後要幹嘛，實際上，當時的法律系學生就只有兩條路可走－－司法官或是律師。「我就覺得，天哪～為什麼這兩個東西聽起來都好不吸引我？」身邊的人得知吳曉樂兩個都不想選，有人覺得她瘋了，也有人不平，覺得她白占了法律系的位置。

「別人很難理解我想做什麼。」這令吳曉樂的書寫慾望開始萌芽。彼時，她對未來還沒有太多想法，但是因為家境並不富裕，所以必須半工半讀。家教時薪高、工作時間彈性，成為打工首選。然而，面對那些只比她小兩、三歲的「學生」，她經常看見對方的痛苦與自己的痛苦相互輝映。一個著急追求「台大」的頭銜，另一個是戴著「台大」的后冠卻無所適從。如王爾德所說：「人生有兩個悲劇，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

吳曉樂是後者。「這個東西就像是你得到了金子，但是你不能夠只持有金子。你要把它打造成更好的東西，譬如說金首飾啊、金項鍊啊，或者是金像，不然人家會覺得，你拿著一塊金條很庸俗。」

家教學生的處境也沒有比較好。在台北市富麗堂皇的公寓大廈裡頭，有雪白的制服襯衫，也有腥紅的家庭悲劇。那些孩子端坐在金山銀山上，生來就擁有一切，唯獨沒有愛，只能由成績單上的數字定義自己的價值。但凡名次下滑，就有可能面臨雙親的羞辱或毆打。「雖然大家都說，同情是一種很糟糕的感情，但我會說我那時候絕對只有同情，我們的生命經驗差太多了，不可能做到同理。而且我們都自顧不暇。」

「當時就有一種慾望是，我再不趕快定義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會定義我。」

25歲，吳曉樂根據家教經驗，出版了第一本書《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這種煎熬終究孕育出了一位作家。

台北、台北－－
啟蒙與嫉妒之城

也許是台北這座城市帶給吳曉樂的衝擊實在過猛，她在第二本小說中，將台北設成迷人陷阱，承載著角色們的嚮往，彷彿只要經歷這座城市的洗禮，就能夠摒棄過去、重獲新生，成為「更好的人」。

「來台北之前，她不是沒有給自己打氣過，陳勻嫻，妳那麼拚了命地念書，不就是為了把自己從一個荒蕪的小鎮帶來這裡嗎？」－－《上流兒童》

《上流兒童》中，主角陳勻嫻考上台北學校，看見身邊同學年年出國、但自己卻連護照都沒辦過。這種酸澀的情感，讓她不計代價地將自己的兒子推往上流社會，就這樣一步一步陷入權力的算計之中。

嫉妒的原罪，早在《創世紀》就能見得。夏娃離開伊甸園後生下一對兄弟，哥哥亞伯務農、弟弟該隱牧羊。他們將自己的作物獻祭給神，然而，耶和華僅看中了亞伯的供品，該隱因此發怒、將亞伯殺了，嫉妒促成了世上第一樁殺人案。「我太太太喜歡該隱與亞伯了！也因為這個故事太典型，所以後人只能不斷使用。」吳曉樂熟悉、也迷戀這份扭曲的恨意，嫉妒成為作品不斷趨近的核心，透過筆下角色的行動來回辯證。

「到底一個寫作的人，他要反映的是什麼？是一個永恆不變的東西、還是反映他的當下？到最後大家會發現到，其實當下跟永恆是差不多的，因為人是不會改變的。」

嫉妒不是憑空而來。越是知曉世界之大，就越難甘願接受生活的平庸或悲劇。克蘇魯神話有這樣的設定：啟蒙只會導致發狂。台北作為啟蒙吳曉樂的罪惡之城，卻也滋養了她的創作。

衡量，
是選一個比較不殘忍的

「如果我知道這麼多事情，卻什麼都不做，那好像也是另外一種殘忍。」對吳曉樂來說，「知」與責任是綁在一起的。就算鋒利的筆尖同時割裂了寫作者和被書寫者，也依然要繼續。

第一本書出版後，大量留言湧入吳曉樂的臉書，指責她，為什麼要剝削故事的主角，把家庭寫得如此不堪？那之後，吳曉樂有三年都動彈不得。朋友恐嚇她：「妳是要成為一本書作家是不是？」她打趣地說，「啊～當時覺得，其實這個頭銜好像也滿酷的。」

說是這樣說，書寫的慾望還是戰勝了一切。隨著第二本書《上流兒童》問世，吳曉樂也開始轉型成長篇小說作家。然而，輿論壓力或多或少左右了她的選擇。《上流兒童》的最後，主角陳勻嫻幸而懸崖勒馬，收回對於躋身名流的執念，並向兒子道歉。這樣的結局，被法國的出版社認為過於突兀，問道，為什麼就這樣和解了？

吳曉樂將頭輕側、表情平淡。「我當時對人跟人的關係理解有限，只能那樣安排，但最後也有一部分是，我不想再被罵了。」

第三本《我們沒有秘密》，寫的是更為殘酷的社會議題。吳曉樂做了詳細的功課，將家庭性侵受害者的創傷一字一字繡進書中。然而這次，她放棄了救贖。「法律系很早就在學一件事情，就是衡量。沒有絕對的事、沒有最好的選項，我們都是在兩個很爛的事情之間挑一個比較不痛、比較不爛的而已。」

《我們沒有秘密》的結局，背負著一切的受害者始終孤身一人。當時編輯問她，一定要那麼絕望嗎？吳曉樂堅持不改。悲劇發生的當下，主角們都還只是不諳世事的青少年。「如果為了要讓大家當下好過一點而寫出某種東西來，這很不尊重角色們的痛苦，因為我的角色當時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作家的責任，從來就不是拯救角色或安撫讀者，而是就算殘忍，也要好好地正視每個苦難發生的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