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比《悲情城市》更悲情的……

33年前曾為了《悲情城市〉可能被新聞局剪掉敏感部分,在《中時晚報》寫了一篇一版頭題的文章,跟新聞局打了一場筆仗。侯孝賢從影展回台,還特別約了我去喝慶功宴酒。然而當年所見,大多是期望於突破電檢禁忌,為電影留下藝術的真實影像,以至於對內容反而探討不多。三十三年後,近日重看,隔遠了時空,卻看見時空對比下的悲哀。最深感嘆,竟然是台灣怎麼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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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所刻畫的二二八,有其脈絡,即台灣在政權交替過程中,所發生的包括了省籍衝突、語言隔閡、利益糾葛、兩岸幫派合作等,整個過程的複雜與人際交錯,頗為貼近歷史。甚至文化人也是本省外省交流合作,一如大陸左派記者與台灣知青一起,在酒家議論國是。這是較貼近真實的描述。一如導演辛奇在二二八時曾去保護大陸劇作家歐陽予倩,霧峰林家保護了嚴家淦,這些都是歷史複雜性的顯現。

而外省人被打、被殺,在電影中則直接呈現。本省人作日本人打扮,講日語,甚至逼迫瘖啞者林文清咿咿呀呀說出「我是台灣人」,仍幾乎被毆打,這大約也是近乎真實的情況。然而在後來的二二八敘述中,所有本省毆打外省人的一面都不見了,只剩下本省人被殺害的樣板戲一般的存在。彷彿二二八的發生,是外省人來殺本省人,卻不說前期暴動衝突所引發的衝突悲劇。

在二二八的敘述脈絡上,《悲情城市》至少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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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悲情城市》對台灣反抗運動的描寫是有脈絡的。特別是二二八之後,對白色祖國失望的知識分子,內心憤怒難平,走向左翼,轉向認同紅色祖國,乃至於進入鹿窟,在山中建立武裝基地,試行共產公社,自己耕田,生產勞動,組織游擊隊,那是典型的左派革命。從二二八延伸到1952年,鹿窟被圍捕消滅。

劇中,寬美在日記裡寫到,她與文清都支持這些左派革命者,以照相館賺來的錢,去贊助他們,內心裡雖然為哥哥擔心,但每當有人來找他們募款,就表示哥哥還平安,還在奮鬥。這也是一種真實歷史的再現。

我曾採訪過日據時代的反抗者許月里,二二八之後,她在大稻埕一帶工作,有一次,台灣共產黨的簡吉來找她,希望幫忙籌錢。可是後來沒有再來,她非常擔心,怕他們是出事了,才沒有出現(現實確是如此)。這樣的心情,多麼像寬美。我不知道朱天文在寫劇本的時候有沒有訪問過許月里,若有,或許便是一種真實心境的再現吧。

從日據時代的反抗,到二二八事件的暴動,再到革命地下黨,這是一脈相承連結起來的,依此連結到白色恐怖被鎮壓的紅色黨人,整個歷史才有完整的脈絡,而非斷裂的,互不相屬的。

把這一段歷史與國共內戰、全中國紅色革命連結起來,大歷史圖像會更為清楚。可惜後來的電影,包括《返校》、《流麻溝十五號》等所謂白色恐怖電影,根本不談二二八之後的反抗運動,也不談革命知識分子的理想,而是直接把所有革命者,都描寫成了二二八受害者,他們只是愛讀書、有理想的文青,彷彿對中國的國共內戰一無所知,對世界局勢一無判斷,然後就因讀書會,被抓、被殺了。

事實上當時的青年關心時事,不只學習國語,也透過日本時代的滿鐵調查報告日文書,去了解大陸與世界的情況。當年李登輝就曾讀過日文本馬克思的《資本論》,與讀書會朋友如吳克泰等討論,並加入中共地下黨。他們可不是只讀文藝書的文青。革命,是自我獻身的選擇。

然而,在《返校》、《流麻溝》裡,就充滿這種把台灣知識分子低級化、弱智化的描述,完全忽略他們的信念與理想。

一個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烈士,被「低級化」,成為無知受害的文青,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難堪的羞辱。

一個世代的知識分子,一路從反抗日本殖民帝國壓迫,到反抗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追求台灣民主自治的理念,是始終如一,堅持一輩子的。然而,革命烈士都被描寫成盲目附從跟班、受牽連的文青,而且還揚揚自得於把「無知」當「清白」,還有什麼比這更悲情的呢?

不僅知識分子,家族描寫也是。悲情城市所描寫的台灣人家族,是完整而立體的。它生存於一個真實的時空裡,有家族利益,有生兒育女,有家族孩子各自不同性格與命運(林文清的四兄弟),兄弟互相照應,支援開照相館,或黑道牽連衝殺等。這個家族是鮮活而立體的。

可是在某些後來的政治電影裡,台灣人家族變平面了,平板得如同樣板戲。連青年男女的性格、面容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純真、好讀書、關心時事、有愛心,人物面貌單純得如同樣板戲。相較之下,《悲情城市》的風格雖然是安靜去凝視一個家族,卻是多樣面貌,多重層次,豐富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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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三十三年後的重映,讓我看見,台灣不僅未從悲情走出來,還走入更深的悲情。那便是拒絕面對真實的歷史,面對真實的世界,只把自己描寫成無知、無辜的少男少女受害者,然後耽溺於自戀、自憐的情境中。在許多後來的政治電影裡,這種台灣人形象,比比皆是。這讓台灣電影變成樣板戲,無比難看。

就歷史的真實來看,《悲情城市》之後,不只是對台灣歷史缺乏面對的真誠,更可悲的是,退化到連白色恐怖時期的紅色歷史都不敢碰,而且還試圖用白色的無知,去掩蓋掉紅色革命的歷史,只想把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去脈絡化,把革命家變成沒有思想的文青。

但這不是修改歷史,而是對台灣歷史的變造。相對於《悲情城市》台灣真是倒退了。

重看《悲情城市》有一幕讓我感到心驚而悲涼。那就是瘖啞的林文清被迫說出「我是台灣人」。那種沙啞的咿咿嗚嗚聲,近乎哭聲。

而三十三年後,在「台灣人意識」作為政治正確的口號下,彷彿每一個人,都被迫要表態說:「我是台灣人」,並且不容許有其他認同。然後,我們彷彿都變成了林文清,不容許有任何瘖啞和異議,都被逼迫表態說「我是台灣人」。如果不這樣,那些意識形態網軍就圍上來,棒棍交加。

三十三年了,這樣的台灣,這樣的情境,讓人感到一種比《悲情城市》更深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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