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慶樺／德意志圖書獎

「年度小說」被視為那一年德語區最優秀作品

作為一個自詡為「詩人與思想家之國」的國家，德國在文學領域裡投入極多資源，設立大大小小的文學獎，也為許多期待一舉成名的新生代作家提供重要舞台。可是曾經有很長的時間，一直沒有一個品質、規模及能見度都足以代表德國的國家級文學獎。直到2005年時德意志圖書獎（Deutscher Buchpreis）出現，才補上了這個缺口。

德意志圖書獎的主辦機構是德國圖書貿易協會（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每年配合世界重要圖書盛會法蘭克福書展舉辦時間公布，並在法蘭克福知名的皇帝大廳頒獎。參加者不只德國，還包括瑞士與奧地利其他德語區各國出版社，每家出版社最多提名兩件作品，由作家、文化界人士、出版界及記者組成的專家評審委員會選出長候選名單（二十本）、第二階段短候選名單（六本，各獲得兩千五百歐元），以及最後的得獎作（獲得兩萬五千歐元）「年度小說」（Roman des Jahres）。

這個獎項的重要性並不來自獎金（首獎只有兩萬五千歐元），而是在其作為一種文學制度、或者機構的功能。如同諾貝爾文學獎、英國布克獎、法國龔固爾文學獎一樣，德意志圖書獎致力於選出優秀的文學作品，甚至也按照布克獎與龔固爾文學獎的評選方式、流程，可以說，德國（或者德語區）那一年的文學成就，就以這個文學獎為代表，「年度小說」也會被視為那一年德語區最優秀的作品。也因為這樣的高度，使得每年的決選名單都成為媒體焦點。再加上主辦者圖書貿易協會的全國性影響力（會員多達四千多家出版社及書籍相關業者），使得這個獎自2005年創立後，就成為一個國家級的文學獎。

圖書業內最尷尬事件

德意志圖書獎之所以一開始設立就仿照布克獎與龔固爾文學獎的模式，將標準提到極高，是在一段失敗的經驗上記取的教訓。

目前人們所知道的德意志圖書獎，以法蘭克福為舞台，但其前身是由萊比錫書展於2002年至2004年每年所頒發的德意志圖書獎（Deutscher Bücherpreis），分為散文、專業書籍、出道作、諮詢建議類、終生成就等項目，該獎項搭配各種行銷活動，包括電視晚會。這個獎是失敗之作，因而僅僅三年便停辦了。

為何是失敗之作？這個獎與其他傳統文學獎不同，不一定著重選出最優秀的新作品，而是為暢銷書搭建舞台，企圖打造作家明星，以製造社會話題，提高公眾對書籍的興趣。用意雖佳，可是一個簡單的邏輯使得這個獎成為令人尷尬的事件：叫座的書，不一定叫好（甚至通常不叫好）。例如拳擊手兄弟Klitschko所著的《我們的健身書》（Unser Fitnessbuch）、美國導演Michael Moore的《蠢白人》（Stupid White Men）、犯罪小說作家Henning Mankell的《舞蹈教師的歸來》（Die Rückkehr des Tanzlehrers）、Joanne K. Rowling的《哈利波特：火盃的考驗》（Harry Potter und der Feuerkelch）顯然均非一般圖書獎項會列入候選名單的書單，卻都是萊比錫德意志圖書獎的得主。舉例來說，人們可以看到被視為東德時期最好的小說家Christa Wolf上台領獎，而與她同台的是烹飪書的作者。難怪，媒體譏諷該獎項為「圖書業內最尷尬的事件」。

此外，主辦單位刻意將頒獎典禮打造為媒體盛會，甚至安排流行音樂歌手、喜劇演員等與純粹文學無關的表演，以觸及平常不留意文學的民眾。也因此，部分確實在文學上獲得極高肯定的得主拒絕出席相關活動，可以想像這個獎項引發的爭議。

第二代圖書獎被譏為行銷獎

協會於是不得不停辦萊比錫獎項，轉而推出法蘭克福作為接棒的舞台。第二代的圖書獎每年約編列二十五萬歐元（包括獎金與行銷等費用）辦理，以選出年度最佳德語小說，並推動文學進入公眾視野（當然，是以與萊比錫不同的方式）。這些年來證明，法蘭克福版本的德意志圖書獎是一個成功的故事，捨棄了絢麗的（或者說，譁眾取寵的）行銷手段，回歸文學的本質。圖書協會終於了解，能夠為文學代言的，就是文學本身；只有真正優秀的小說，才是能持續吸引大眾的話題。候選名單及得獎作，確實都占據媒體版面並造成討論及購買風氣。我想舉一本得獎作品來說明圖書獎受到關注的程度。

2015年十月的一個晚上，圖書獎評審團在全國媒體前宣布，該年的大獎得主為Frank Witzel的小說《一九六九年夏天，一個瘋狂陰鬱的少年，發明了赤軍團》（Die Erfindung der Roten Armee Fraktion durch einen manisch-depressiven Teenager im Sommer 1969）。這個決定引起在場媒體譁然，因為沒有什麼人預測到相對上無名氣的Witzel將奪下這個獎。這本小說，用極小的字體印了超過八百頁所說的故事，在這個熟悉社群媒體短小輕薄敘事的年代，也是不太合時宜的老派巨作。

當時我仍住在德國，看到消息便去購買這本之前從未聽過的小說，還未讀完時，已有許多文學節目與評論文章討論這本書，住處附近的圖書館也舉辦了討論會，我去參加時，現場的不同世代讀者一起談論六○年代的德國歷史。老實說這本小說並不容易閱讀，大部分故事是由少年主角敘述，夾雜著少年時代或成年後等不同時間及不同文體（回憶、日記、問卷、訪談、哲學論文……），用各種角度重構出一個危機年代中搖搖欲墜的國家，夾雜著真實世界與少年的幻想。從少年對六○年代左派恐怖分子的觀察，勾畫六八年學運、當年的百貨公司攻擊、赤軍團分子所揭幕的「德國之秋」那段人心惶惶的日子。作為讀者，我不只讀到六○年代末至七○年代初期的德國日常，甚至幾乎可嗅到戰後的迂腐保守氣味，以及一個國家如何在各種瘋狂與荒謬的趣味中找到新生的道路。

這是一本善用語言及文學實驗造出的傑作，即使不容易閱讀，但我仍見到了參加討論會的人們熱烈分享他們對這本小說的心得（或者質疑）。許多人不喜歡書中不斷轉換的敘事視角，有些人不喜歡主角接近病態的想法，但是也有些人熱愛這本書勾勒的世代，以及一整個時代的鬱鬱寡歡。無論如何，這本小說成功引起閱讀與討論的興趣，也許這正是一個文學獎除了彰顯文學之價值外，作為一個「生意」最大的功能。

但文學獎的問題也在於那是一門生意，是推動書籍產業的機制。德意志圖書獎也因此遭受批評過於商業。2008年，寫出名作《丈量世界》（Die Vermessung der Welt）的奧地利作家Daniel Kehlmann毫無懸念入圍德意志圖書獎決選名單，然而他於頒獎前一個月發表聲明宣布退出，原因是：參賽辦法是種「屈辱」，因為每位入選者都必須保證出席頒獎典禮，亦即在宣布最後得獎者時，其他的落選者都必須配合露臉（如同奧斯卡頒獎典禮場景）；此外，Kehlmann批評對入選名單的關注也造成那些未進入名單的書籍，幾乎從未受媒體關注。

他的抗議，旋即引起部分作家聲援，其中一位即是東德時期極知名的小說家Monika Maron，她撰文批評圖書獎：「入圍名單是否合理，獲獎書是否應該獲獎，全然無關緊要，因為這個獎不是圖書獎，而是行銷獎。這不是關於文學，而是無需付出太多努力即可達成文學的可銷售性，就像最新超級巨星的最新單曲一樣速成。這個喧鬧的選角節目既不為出版商服務，也不為作者服務，但更重要的是為著迷於暢銷書的連鎖書店服務。」

Kehlmann與Maron兩人的評論都有其道理。但商業化本來就是德意志圖書獎的核心精神之一，圖書貿易協會主席曾於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設立該獎項的初衷也是因每年英語作品翻譯進入德語市場有上千本，進入英語市場的德語作品卻少得不成比例，盼這個獎項能夠改變現狀，協助德語作家打開原先無法觸及的市場。當然，批評者可以檢討舉辦的流程，但是要求純站在作者的角度維繫文學的「純正」，並不實際。

「文學」這家企業終於繼續營運

也必須說，幾乎所有文學獎項都會面對這樣的指責：在藝術與商業之間並不獨尊藝術。可是，除非由國家一手包辦的文藝獎項，才能完全無視商業邏輯，但那真是文化工作者需要（或想要）的嗎？且媒體的特性本就喜愛報導入選者，那才是話題所在，未入選書籍無法造成討論並不是主辦單位的缺失，也許如果真要批評，應進一步檢討整個「文學場域」的運作（借用文化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知名概念），例如文學獎如何作為一種權力機制影響作品與作者的文化資本累積與分配等。此外，商業化對於文化事業來說並不必然罪該萬死，這個社會需要一些超越時代的天才之作，但也需要一些能夠驅動產業的文藝商品。圖書獎就算再怎麼商品化，本身仍有其標準，也不像其前身萊比錫時期為了行銷以致無視文學本質，Maron將入選書籍比喻為流行歌星最新單曲，太過嚴苛，其實也對歷年得獎之作不盡公允。

2021年，經歷過慘澹疫情之年後，法蘭克福書展繼續辦理。《南德日報》一篇評論〈企業回來了〉（Der Betrieb ist zurück），討論圖書獎的頒獎典禮終於可以廣邀賓客出席，作者是同屬出版業的編輯Miryam Schellbach，從她所選的標題即可知道圖書獎本身的商業邏輯：「文學」這家企業終於繼續營運。

Schellbach觀察到文學同業裡，每個人都在談論令人眼花繚亂的流行語：身分政治（Identitätspolitik）。這也已經引起同業的省思，例如，重要出版社Kiepenheuer&Witsch的發行人Helge Malchow即在圖書獎頒獎前提出警告，呼籲評估文學品質時，永遠不要以政治作為標準。Schellbach樂見那年得獎的小說《藍色女人》（Blaue Frau，作者Antje Rávik Strubel）並非身分政治宣言。可是，她也觀察到這個議題如同揮之不去的咒語，典禮主持人Cécile Schortmann即呼籲別急著歸類作品，應讓作品自己說話；而法蘭克福文化局局長Ina Hartwig也強調不希望書籍只涉及某些主題，即當代政治問題。不過，當每個人都在說文學不應被身分政治鎖死、當每個人都宣稱應捍衛藝術自主性時，不正代表「文學」這家企業的所有職員真的只關注同一個議題？

該篇文章的結尾，她提出的建議也值得用以反省圖書獎面對的批評：「政治問題，就像任何其他問題一樣，可以成為一本好書的主題。但一本書好不好，還要看其他特質。」圖書獎也是，一個重要文學獎項可以創造行銷能量，但定義一個獎項好壞，還有其他特質，例如能否刺激文學繼續發展其多樣性，鼓勵作家們繼續探索不同的文字可能。我認為德意志圖書獎運作至今的表現，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