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百寶】送潮人／從身分憑證到藝術創作！傳承三千年的分身術：印章

【文房百寶】

文／送潮人

「方寸」最普遍的解釋有兩種：一是指人的心或是心緒，二是指長寬各一寸的面積區域，而常見的印章大小就是在這範圍中，在某種意義上，印章使用紅色印泥又代表一個人身分或是信用認證，也是一種與人心呼應的表現。

分身有術

我國印章的使用有著悠遠的歷史，目前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商代「亞禽」銅印、「奇字印」是最早的文物證據，有學者認為璽印的前身是新石器時代的陶印模（那志良《鉩印通釋》），並且後來發展為內凹用來拍壓封泥的璽印，也在商代晚期出現平面的銅印。由於故宮所藏的商代銅印大約是1940年前後出土，而且並非來自學術考古單位，因此是關於是否為商代的印章以及其真實功能的討論，一直持續了半個世紀，直到在1990-2000年間在殷墟附近又陸續出土銅印，才更確定商代晚期確實已有印章。

從故宮「亞禽」（或釋為：亞離示）銅印的結構來看，亞字內有符號往往代表族徽，因此商代的印章就已經是用來做為家族的代表，與今天我們去銀行或政府單位辦事，要蓋印章表示本人知悉認可的意思，似乎有種巧妙的相同。這種功能可以算是一種「分身」，因為其代表的是本人或是單位的親自授權。

然而商代與西周的社會結構與文明狀態，可能並未需要大量的身分授權－也就是書信或公文往來，又或者是以其他物品做為信物，例如《白虎通》說：「諸侯以瑞圭為信」，以六瑞的玉器作為朝見天子，或貴族相互訪問的證明。到了東周時期，由於宗法制度的式微，階級間的流動更為劇烈，代表個人或官職的印章就逐漸取代反應階級的玉器制度，事實上，西周的宗法並非純粹的上下階級與尊卑關係，更有著與天子或貴族間親疏遠近的差別，換言之，在思想與社會變遷劇烈的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往來不再是主要依據血緣的親密程度，而是更著重彼此間「個人」的特質，就如同今日我們挑選工作搭檔或朋友，看重的是相處共事的人格特質與能力，而非對方與自己的親戚關係。

印章也可以當幸運符

於是璽印在戰國與漢代出現爆炸性的成長，官璽、私璽的數量與內容也是相當豐富，而私人璽印的文字風格更是千變萬化，此外也會因為地區而有不同風格，例如古璽可以分為楚、齊、晉、燕、秦、巴蜀六大文字系統。在此同時，璽印不是只有代表個人的姓名或職稱，也有許多吉祥話或是圖形可供求福禳災或是賞玩，在文獻上有如《魏書》：「內苑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的紀載，文物上也有故宮收藏戰國的虎紋印以及「宜有百金」銅印的佐證。

印章成為藝術創作

先秦以及漢代的印章，大多是用於按壓在封泥之上，而封泥則會包裹著繩子，只要繩子未斷、封泥未破，就代表信件未被拆閱或竄改過，到了隋唐時期，印章的使用才變成如今我們熟悉的樣子，會沾印泥蓋在紙張上。目前最早用於書畫的印章，應是唐太宗的「貞觀」連珠印，而為自己作品或書信落款的印章，較早的實物應該是故宮收藏宋代的《歐陽脩致端明侍讀留臺執事尺牘》上，歐陽脩蓋的「六一居士」章。

然而上述時代的印章，絕大多數並非使用者本人自己刻製，甚至印文風格也無法自己書寫或挑選，因為此時刀刻或鑄造印章需要專們的工匠，普通人自己想刻也難以找到適合的材料與工具。相傳文人開始自行治印是始於宋代的米芾（西元1051—1107），但是此時使用的可能還是銅、玉、牙這類不易處裡的材質，而到了元代王冕（1287或1310年—1359年）則可能開始使用花乳石來刻印，這類石頭的硬度很低，現代人手上的普通鑰匙就可以刻出明顯的痕跡。雖然材料的革新明顯降低許多刻印的門檻，但是卻要等到明代的文彭（1498-1573）之後，大量的文人才真正將篆刻視為藝術創作。

創新的審美與思古幽情

當印章進入文人審美的領域後，無論是材料、雕刻工藝或是印文，都會有明顯的提升與要求，明代文震亨的《長物志》中就有舉出「以青田石，瑩潔如玉、照之燦若燈輝者為雅」卻也點出更早的時候並無特別推崇的材料：「古人實不重此，五金、牙、玉、水晶、木、石皆可為之，惟陶印則斷不可用」其中提到陶印不可用的原因，應該是印的材質有較多孔隙，很容易吸入印油，使得蓋出的印文變得乾澀。另外也提到收藏與欣賞的原則：「古鏒金、鍍金、細錯金、銀商金、青綠金、玉瑪瑙等印，篆刻精古，鈕式奇巧者，皆當多蓄，以供賞鑒。」

有趣的是，雖然在宋明之後文人才逐漸全面介入印章的審美追求，從目前文物來看，明代以前的印章也大多是樸素的銅鈕，然而最多文人推崇的反而是這些古老的印章與印文樣式，即使在當代百花齊放的印文中，仿漢印仍舊是最受推崇的樣式，古璽的風格也很常見。

由此可知，我們文化乃至於人類文明中，崇尚古典似乎是刻在骨子裡的習慣，即使是在各種成功的創新嘗試後，也依舊會回頭來審視那些古老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