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玫瑰色眼鏡，她用專訪寫下世界的心跳聲：《ÜBerliner 柏林人誌》作者林尚縈

文・PEISSION
圖・林尚縈

「在德國有一句話：“durch die rosarote Brille sehen”，意為戴玫瑰色的眼鏡，那是我理解『說故事者』的敘事方式。」從事文字工作的Dido與我們所在的柏林現場，就似是承載著一部，遊走於納粹、東西德分裂與現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等不同時代篇章的通史，這裡充滿多元族群，他們戴著屬於自己的玫瑰色濾鏡，聽故事，說故事，寫故事。

林尚縈(Dido)，駐德臺灣記者，較為人知曉的身份是《柏林人誌》的作者Dido。曾經唸過政治系，曾經對德文毫無興趣，曾經在臺灣出版過一本書，曾經懷抱記者夢。而現在的她，的確如願的成為一名記者。

2010年，Dido抵達柏林，這座新生城市正好處於蓬勃生長的階段，如果把柏林比喻成一個人，那就是正值青春期的青少男女。「第一次對柏林的認識，是在臺灣的書店翻到簡銘甫寫的《乾杯！柏林大街》，裡面提到柏林圍牆倒塌後的世界，是龐克、塗鴉、跳蚤市場和佔據空屋組成的『公社』，對於一個典型臺北女孩來說，這些很吸引人！」書是起點，誘使她去柏林遊學、唸書與定居，她用她的青春正盛，愛上了另一個年少輕狂的柏林。

直覺先決，先寫再說

在書寫柏林種種的背後，現實生活的Dido是個直覺先決的人，總在規劃前，就抓住靈光閃現的衝動開始做。例如成立《柏林人誌》部落格是想收集100位柏林人的生活樣貌，但寫著寫著，計劃就不了了之，反而倖存下來的，是透過那副玫瑰色眼鏡看見的—她與柏林靈魂擦撞的瞬間。

在說故事之前或之際，她坦言從未刻意要展現或成為什麼，反倒是獨自坐在電腦前與鍵盤蹉跎的時間流，才意識到自己與「說故事」的關係，甚至成為來自島上、在異地「說故事的人」。

如果現在有機會重新書寫《柏林人誌》的故事，你會怎麼寫呢？

「我想，現在的我是不會去做這件事了。」

年紀不一樣，情感也不一樣，正如柏林一樣，時至今日，都走向了屬於自己的成年期，Dido離開軟性的文化書寫者，投入記者身份，以時事議題的硬派敘事說故事；而柏林則漸漸收斂起癲狂與野性，走向資本的形狀，進入如何保有自由的矛盾狀態。於是，身處在這座城市的我們，開始重新問自己，如何理解「說故事的人」的定位？

「眼睛」的背後，是與家鄉共有的生命經歷

因媽媽是政治工作者，小時候就浸泡在充滿政治語言的環境下長大，甚至直視其中的混亂紛爭，「這份童年經驗，影響我去理解政治、社會議題是基本的公民參與，也讓我從小就有記者夢。」帶上這份使命，她在德國念政治系，畢業後曾一度因非德文母語者身份，沒有自信勝任記者而放棄。結果兜兜轉轉，夢想職業在前年延遲抵達她的生命。

「在寫《柏林人誌》時沒有想創造影響力，不過當記者後曾經做過一份報導，才扎實地感受到文字的力量。」起初，臺灣媒體報導一名德國教授在臺失蹤，但事件沒有進一步發展。後來Dido在柏林報紙看到失蹤教授父母的投書，決定到他任教的大學進行採訪，發現學生、同事為教授設立的紀念牆上有滿滿的想念跟回憶，她把這些故事做成報導，在臺灣引起迴響，甚至促發一連串臺灣警方、外交部的協尋行動。

這則新聞後續也在她內心激起漣漪，「我收到讀者回饋說，他們只覺得這是『外國人消失』的事件，但閱讀報導後，深刻感受到失蹤者也是一個立體、受親友想念的人。」在那一刻，她感受到「文字工作」是真的可以改變一些事情。

如何理解「說故事的人」？

「戴玫瑰色眼鏡，是德國人形容當你看一個人時有戀愛感。其實，這句話更深層指出了我們都是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每一件事。」擁有多年聽與寫故事經驗的Dido，認為我們都有自己的濾鏡，那不一定是粉紅色，而是帶有自己生命色彩的眼睛，去探索與解讀這個世界。

對她而言，她仍在思考屬於自己的「眼睛」是什麼。不過在思考的同時，她選擇先直覺衝動地在這獨有的時代，獨有的時刻，用一期一會的心緒，記錄當下她眼中所見的柏林真實。

●文章授權轉載自《日日好日》第7月號夏季號NO.32：島語者期，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