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浮沉錄／《年少日記》卓亦謙導演專訪：如果人生就一次機會拍電影，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

1973年，港產片《天下第一拳》在美上映，連九周穩居票房排行榜前五十名，在美累計票房達380萬美元，至1978年，全球總收入突破1200萬美元。請留意，1978年美國平均票價為2.43美元。

儘管《天下第一拳》的紀錄幾個月後便被李小龍的遺作《龍爭虎鬥》超越，但這並不會改寫它首開功夫片熱潮的地位，率先點燃西方觀眾對香港電影的熱情，其文化影響力同樣不遜色，昆汀．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在《追殺比爾》（Kill Bill）安排女主角穿上黃色運動服是對李小龍致敬，而用以表現女主角復仇怒火的警報音效，原始出處雖為七零年代美國犯罪電視劇《無敵鐵探長》（Ironside），塔倫提諾卻是從《天下第一拳》偷師該配樂的巧妙運用。

《紐約時報》影評人在上映同年形容發生在《天下第一拳》裡的一切「all too extravagant, too gratuitously wild」，這段描述後來被《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作者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引用，中文版譯者李焯桃則將之譯為極其傳神的「盡皆過火，盡皆癲狂」；但紐時的影評人怎麼可能對功夫片有什麼好話呢？過火癲狂並非讚揚，而是對誇張血腥失真打鬥的抱怨，大衛．博維爾的註腳更是精準：「......當年的辱罵，竟變成今天的榮譽標記。」

其實褒也好貶也罷，要緬懷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影迷也找不到更經典更貼切的總結。

「以前香港很富貴的年代，有一點像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華爾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大家都有錢，一心享受生活，電影容納各種天馬行空的狂想、幻想、妄想，自然比較瘋狂一點；但最近幾年，我們追求的東西不太一樣。」卓亦謙導演這樣解釋沉思冥想的寫實風格在港產片中逐漸受到重視的轉捩。

大學時主修電影藝術，畢業後從事編劇工作的卓亦謙，曾為葉偉信導演的《殺破狼．貪狼》及同為新生代影人的盧煒麟導演《今晚打喪屍》撰寫劇本，其首部長片《年少日記》揭露在單一成功想像背後，兩極分化的教育體制、中產階級教養焦慮、原生家庭暴力所致的代際創傷。無法達到要求的人走了，僥倖活下的人還在試著不成為麻木的行屍走肉。

「上一代對子女多半抱有望子成龍的期待，你要當律師、會計師、醫生，不行的話也要進好大學，畢業後再去考各種專業執照，但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快，誰知道父母屬意的職業等小孩長大後是不是還那麼風光？有沒有可能真正適合他的工作在求學階段還沒出現，人卻已經被壓垮了？

「一出生就有網路的年輕世代很清楚未來的事情沒辦法猜，自己的將來也沒有辦法用一條路走下去。世界在變，那我也變吧，更重要的是正視當下，了解它，享受它。」

香港電影同樣無法用一條路走下去。過往的港產片盛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外部環境的特殊性。冷戰下兩岸政治對立，讓謝絕意識形態，強調商業價值的港產片大放異彩，憑藉經典題材、高規格製作、知名演員三者結合的黃金公式，風靡台灣、南韓、東南亞，以及華僑聚居的西方國家。

在港產片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模仿與創新的矛盾。為了快速搶佔市場，許多影人傾向跟隨票房成功的電影類型，甚至不惜犧牲製作品質，以致陷入故事內容循環利用的困境，這種現象在香港影壇屢見不鮮，有《暗花》和《無間道》，就有一系列身分倒錯的臥底黑色電影；許多評論認為，港產片之所以式微，正是為票房服務的思維所致。

諷刺的是，備受詬病的跟風濫拍，卻也推動了電影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大量電影產出提供新人磨練機會；另一方面，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影人不得不挖空心思顛覆調侃，增加噱頭——你拍《古惑仔》，我就拍開黑道浪漫玩笑的《去吧！揸Fit 人兵團》；最優秀的導演則在緊貼類型傳統之餘，達成敘事上的創新，體現出帶藝術氣質的形式操作。港產片其實是不斷的在變化。

卓亦謙認為，這樣的現象正是香港電影產業規模的反映。由於市場不比好萊塢，必須加倍重視效率及商業計算，「這很符合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的特質，今天觀眾想看合家歡，那我們就來拍類似又有一點不一樣的片子，大家都開心。」

相當程度上，香港電影的輝煌歸功於影人的驚人創造力；然而，當外埠對港產片的需求銳減、本地人口又不足以支撐電影工業運作，他們在評估投資風險、避免惡性競爭等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顯然也遜於好萊塢電影的製作發行模式。進入千禧年，香港影人嘗試過國際合資和強調本土特色來應對市場萎縮，惟成效有限；2003年中港CEPA協定無疑暫解燃眉之急，但在經歷二十年洗禮，香港班底也逐漸要面對自己從主導者轉變為文化差異下的適應者，須要不斷調整以滿足中國大陸日益成熟的電影市場與觀眾偏好。如何重新定位香港電影在此文化分工體制中扮演的角色，問題仍有待釐清。

「你如果問我香港電影是什麼，我是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除了香港電影走過三十年的繁榮和冷清變得難以定義，也有其他因素。卓亦謙以他近期收看韓國料理綜藝節目《黑白大廚》的觀察為例，他留意到韓國人對待料理的態度嚴謹，對菜色的來歷知之甚詳，偏偏節目中就沒有提過某道料理來自香港。是香港菜的性格不夠強烈嗎？也許。「但香港有茶餐廳文化，茶餐廳裡的餐點是根源於很多地方的特色。我覺得電影也是一樣，

「香港電影，可以是觀眾想要的它一應俱全，而每一位香港導演也都專注在他青睞的主題上。比如許鞍華導演拍社會議題也拍歷史片，杜琪峯導演和他的黑社會世界。我這一代的創作者可能沒辦法拿高預算拍片，也比較沒機會學習商業片操作，但大家對自己喜好的風格都很篤定。」

新生代導演的確對商業片躍躍欲試，但卓亦謙認為是對文化現狀的反思，真正點燃了青年影人對電影創作的熱誠。他指出港人由於移民社會歷史，普遍有身分認同危機，人們在此來來去去看似自由，香港卻不一定能給予他們「家」的感覺，「好像是你是暫駐的租客，有時會忽然不曉得自己身在何方。」

「我從小就在香港生活，很多現象都讓人憤怒。有段時間香港每天都有中學生跳樓，社會反應卻是譴責多過同情；為什麼要去批判一個已經自殺的年輕人？為什麼這麼嚴肅的話題，很多人的發言還是很惡毒？那會讓人想，我不要再看到悲劇了，我不要在這個地方生活了，我要移民；但你又捨不得，家人、朋友、喜歡的茶餐廳都在這裡，你在別的地方還喝得到地道的凍檸茶嗎？」

對生長環境的迷惑、質疑，刺探著青年影人的感性，在拍攝《年少日記》前，他曾經有所顧慮：一個故事有很多個人感受，不代表它值得拍出来，畢竟，其他人沒有責任認真看待你的感觸。直到電影拍攝期間，劇組上下也為不能當作茶餘飯後閒聊話題的題材感到悲觀，「但如果我這一生只能拍一部電影，會是《年少日記》。」

「我想香港年輕導演都有同樣的認知，一生只得一個機會拍一部電影，那就做真正想做的事情。」

卓亦謙表示，經常有前輩導演和他分享對「首部劇情電影計畫」的欣羨之情，認為那為新導演提供了寶貴的資源和創作空間，讓他們能夠放膽嘗試，而不必過度擔心商業風險。過去港產片市場重視商業性，政府的扶持政策無疑為非主流電影提供了生存土壤。

卓亦謙正在籌備第二部長片是一部合拍片，且是與過往風格截然不同的愛情電影。對一名畢業短片、首支長片均觸及青少年議題的導演而言，這似乎有些不尋常。然而這樣的轉變正反映了他對電影類型及創作的新思考。

「作為一個從事創作的人，我希望自己不要把很多事情看得太死。」

他以王家衛導演的《一代宗師》、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為例，這些看似純藝術的作品，同時也具有強烈的商業元素，卓亦謙指出，當製作成本膨脹至某個程度，文藝片與商業作品的區別並不那麼涇渭分明。「其實《年少日記》的劇本結構也很商業，我甚至擔心用商業片結構處理社會爭議會不會被罵是剝削消費。當時的想法是，反正就這次機會，只要能讓觀眾對主題有更強烈的感受，我就該這麼做。」

只要拍的是自己相信也擅長的東西就好，類型什麼的不用多想——卓亦謙的觀點，反映了新生代香港導演在商業與藝術邊界上的探索，這股始於「首部劇情電影計畫」的潮流雖然未成氣候，卻也積極與一般觀眾保持接觸。卓亦謙說，他以前也是個愛之深責之切的學院派，會對電影中的毛病吹毛求疵，「但我現在覺得，大家能夠不斷地拍電影，這樣就很好。」

「拍電影是這樣子，好片子不見得有好反響，我們不該只因為一次票房評價失敗，就徹底否定導演的能力。這次發揮不好，也許下次就能找到屬於自己的路。我期待觀眾除了表達意見，也能保留一點寬容，鼓勵更多嘗試。讓有志於創作的人持續在產業中努力，我想這就是香港電影必須有的實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