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35週年！省議會與戰後臺灣民主發展一覽

文︱蘇瑞鏘（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戰後臺灣「省級」議會經過幾個階段的演變，1946年成立「臺灣省參議會」、1951年設立「臨時臺灣省議會」、1959年改為「臺灣省議會」，1998年為配合精省而改制為「臺灣省諮議會」。至於議會的場址，1946-1958年間位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館、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所在地，1958年遷至新落成的議事大樓、今臺中市霧峰區立法院民主議政園區所在地。

省議會雖非國會，但在戰後臺灣政治發展過程中有其特殊意義。因為戰後數十年間國會議員無法定期全面改選，國會全面改選要到1992年才實現，在此之前，省議會為定期全面改選之最高層級民意機構。此外，戰後臺灣經歷長期戒嚴統治（1949-1987），人權受到嚴重戕害，在體制內肯維護人權的省議員雖不多見，但他們總是像暗夜中的螢光，引導臺灣走出戒嚴、邁向民主。

本文將依時序介紹不同時期省議會裡較具民主意識的議員，他們如何在議會中透過質詢、提案、發言來伸張人權，甚至在議會外與其他民主人士共同推動民主運動。今年是解嚴三十五週年，討論長期處於戒嚴的省議員們所開展的民主活動，別具歷史意義。

省參議員與二二八

1946年5月1日臺灣省參議會成立，雖然省參議員並非人民直選，其職權亦相當有限，但作為當時臺灣最高的民意機構，總是許多臺灣人民的民主期待。省參議員們也多積極問政，回應人民的期待。

然隔年發生二二八事件，為扮演官民之間溝通的橋梁，先有「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的成立，四名溝通代表當中就包括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與省參議員王添灯。其後在臺北市中山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十七位常務委員當中就有九位省參議員，其他各縣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核心領導人當中亦多有省參議員。3月7日該會向行政長官陳儀提出「32/42條處理大綱」，其中就包含許多自由民主的要求，遍及人身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以及財產權、參政權的要求。然不久國軍二十一師登陸，開始武力鎮壓，不少省參議員罹難或入獄。

1950、60年代「五龍一鳳」

1957年4月21日舉行的第三屆臨時省議會議員選舉中，李萬居、郭雨新、吳三連、郭國基、李源棧與許世賢等人當選議員。彼等為臺籍在野改革派代表人物，當時在議會常批評統治當局諸多不當作為，也常提出民主人權等改革訴求，而有「五龍一鳳」之稱，在1950、60年代臺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有其代表性。

他們在議會常對威權政治提出批判以伸張人權，例如他們曾就涉及人身自由的戒嚴體制、取締流氓辦法、濫捕現象、刑求現象、陪審制度、冤獄賠償，以及赦免制度要求政府反省。也曾針對禁止「詆譭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戕害提出批評。

此外，他們也常批判買票、作票、一人競選、選監體制、公務人員違法介入等選舉不公的現象，而且曾以媒體、議會、集會、司法、結社等方式進行抗爭。其中，1960年聯合雷震等外省籍民主菁英發起籌組反對黨「中國民主黨」最為著名。

然而，當局為了鎮壓民主運動，逮捕雷震等四名《自由中國》社的成員，也採取不同形式迫害「五龍一鳳」等臺籍菁英。

圍剿《風雨之聲》事件

1970年代後，臺灣內外政局產生許多重大改變。1971年聯合國代表權被北京取代，衝擊了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外部正當性，使其轉向臺灣內部尋求統治正當性。1972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開始任用較多臺籍菁英，同年也開始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不久，第五屆省議員（1973-1977）選舉，幾位無黨籍人士當選省議員。

在第五屆省議員任期結束前半年，發生一場圍剿省議員許信良《風雨之聲》的事件。《風雨之聲》出版於1977年4月，是許信良在該屆省議員任內質詢與提案所編輯成的問政記錄。其中，他將該屆省議員分為世家、財閥、公教人員與職業政客等四種類型，且有若干評論，卻遭議會同仁圍剿。

然而，圍剿事件經媒體報導，反而使民眾要求改革的呼聲高漲，並大幅提升許信良之社會聲望，為他不久後參選桃園縣長打下基礎。此事件更激勵許多人投身黨外陣營，參選1977年底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

誓詞風波、退席事件與「國語」爭議

1977年11月19日舉行包括第六屆省議員（1977-1981）在內的五項地方選舉，當天因選舉舞弊爆發警民衝突事件（中壢事件）。選後非國民黨籍省議員當選二十一名，擁有近30%民意支持，其中多為具備反抗精神與民主意識的黨外勢力。這些黨外省議員就職後，除了對中壢事件進行大會診，也常就敏感的政治議題進行質詢，使省議會生態出現巨大變化。

1977年12月20日省議員宣誓就職，省議會的作業單位誤將官員誓詞給省議員宣誓，黨外議員們卻認為茲事體大而要求補宣誓。對此，何春木、黃玉嬌、邱連輝，以及張俊宏等議員皆提出批評。大多數議員都以補簽一份正確誓詞了結，唯有林義雄、張俊宏、黃玉嬌與張賢東等四人為表示對民意代表一職之忠誠，重新舉行宣誓典禮。

此外，在宣誓就職後舉行之正副議長選舉中，林義雄要求議場內參加就職典禮的省主席謝東閔等省政府官員退席，意味過往「府會一家」的關係已走入歷史。

1978年3月30日，省議會「商訂臺灣省議會議事規則」，省議員林義雄提議在議事規則增列：「本會開會時應使用中國語言，包括漢、滿、蒙、回、藏、苗各族語言與本省山地話」，意圖打破「國語」被定為一尊之排他性，張俊宏與何春木同表贊成。即便最後未能表決失敗，此提議仍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與省主席的民主對話

1978年6月12日林洋港接任省主席，黨外議員張俊宏與林義雄常質詢民主相關議題。例如，他們批評許多達官顯要將子女與資金外移，也批評許多政經特權，他們認為解決之道即是實施民主。又如，針對當時軍隊在省議會附近演習一事，他們以「大軍壓境」為題提出批評。再如，他們也抨擊官僚政治忽視民意、執政黨過度干涉地方選舉、政府佔盡人民便宜，以及忽視農工困境等現象。黨外議員展現的民主訴求與政治批判，確實使省議會出現新的政治氣象。

1979年11月19日至20日，黨外議員聯合進行省政總質詢，旨在探討戰後政府在臺灣的施政，為臺灣議政史上人數最多且時間最長的聯合質詢。質詢聚焦在三民主義，包括讓臺灣重返國際社會以圖生存之民族主義；要求政府堅守民主憲政之民權主義；照顧農工大眾以達成經濟平等之民生主義。質詢議員包括張俊宏、黃玉嬌、林義雄、蘇洪月嬌、邱連輝、周滄淵、余陳月瑛、蔡介雄、傅文政、何春木、陳金德、趙綉娃、林樂善組成之連線，對省主席林洋港展開三百六十分鐘的聯合質詢。邱連輝宣讀之黨外省議員共同聲明指出：「我們認為應付當前局勢，首先必須在內政上力求改革，把臺灣的政治型態變得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接著蘇洪月嬌、蔡介雄、張俊宏等黨外議員紛紛發言，並由議員趙綉娃提出質詢結論，她說：「我們強調了修明內政必先確立重民主的政治體制，也唯有在這種民主政制下才有可能實現均富的民生政策。」

從橋頭事件到美麗島事件

1979年1月21日，警備總部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為由，逮捕余登發和余瑞言父子，兩人分別為省議員余陳月瑛的公公與丈夫。隔日，若干黨外人士為了聲援余氏父子而在高雄橋頭與鳳山等地舉行示威遊行，史稱「橋頭事件」，為戒嚴以來首次反政府示威遊行。其中，時任省議員有何春木、林義雄、邱連輝、張俊宏等人參與示威。

1979年8月《美麗島》雜誌創刊，許多省議員加入《美麗島》雜誌，其中張俊宏為總編輯，林義雄為發行管理人，何春木、余陳月瑛、林樂善、林義雄、邱連輝、陳金德、黃玉嬌、周滄淵、張俊宏、傅文政、蔡介雄、趙綉娃、蘇洪月嬌等人為社務委員，網羅大量黨外位省議員。此外，張俊宏、邱連輝、黃玉嬌也曾於《美麗島》雜誌撰文，彼等之文章頗能反映時弊，有其重要時代價值。

朝野在劍拔弩張之際，雙方也曾展開一連串政治溝通，其中以1979年9月至10月間由吳三連主持的四次溝通最具代表性。黨外省議員大量參與，如首度餐會就有林義雄與張俊宏等黨外省議員。第四次餐會中，黨外省議員則有陳金德、黃玉嬌、蘇洪月嬌、傅文政、張俊宏、林樂善、邱連輝、余陳月瑛、周滄淵、何春木、林漢周、洪振宗、洪木村、施鐘响等人，趙綉娃則由其夫傅文政代表出席。其中，黃玉嬌建議省主席應民選，何春木主張大赦為政治溝通最直接的途徑。此外，黨外省議員共同要求釋放余登發、儘速恢復選舉，以及人權與政治犯等議題。然而，朝野協商無法阻止美麗島事件的發生。該事件當中多位黨外人士被捕，其中張俊宏、林義雄、邱連輝為現任省議員。除了邱連輝不久被釋放，林義雄與張俊宏皆被交付軍法判處重刑，省議員資格也被註銷，偵訊過程中甚至遭遇嚴重刑求。此外，1980年2月28日上午，不明身分兇手潛入因美麗島事件入獄的林義雄家中，殺害林母與兩個女兒林亮均、林亭均，大女兒林奐均則受重傷。此案震驚海內外，至今仍未偵破。

美麗島事件之後

黨外陣營雖受到美麗島事件之打擊，卻也獲得更多支持與同情。1981年底選出第七屆省議會（1981-1985）議員共七十七人，其中無黨籍議員有十八人，被視為黨外陣營者有十四人。在美麗島事件的陰影下，黨外陣營以省議會做為重新出發的重要據點。當時臺灣議會政治之運作已近四十年，然而省級地方自治卻始終未能法制化。因此，這些黨外議員之議政方向聚焦在爭取地方自治法制化，也質疑省政府組織違法與違憲之處。

例如，1984年6月，省議會審查省府預算時，黨外議員蘇貞昌等人主張刪除十二名超額省府委員之預算。他們也附帶決議，請省政府轉請中央政府依據憲法修正省政府組織法進行適法改革。隔年5月，又逢省議會審查省府總預算，省府委員的名額爭議仍然沒有適切處理，在具有人數優勢的國民黨議員強行表決通過後，十四位黨外省議員隨即宣讀辭職書，輿論為之沸騰。

另外，此時當局侵害人權的情事仍然存在，不少省議員仍願意為人權呼號。例如，1983年省議員蔡介雄提案建議政府訂定「人身保護狀」來保障人身自由。1985年，省議員洪振宗則提案建議政府強化實施公設辯護人制度來保障人權，皆為顯例。

參與自由化與民主化

第八屆（1985-1989）、第九屆（1989-1994），以及第十屆（1994-1998）是最後三屆省議會。臺灣正好在這時期（1985-1998）經歷了風起雲湧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改革，其中有不少省議員參與。

民進黨組黨

民主進步黨於1986年正式組黨前，幾名黨外人士籌組建黨十人小組，其中游錫堃為現任省議員。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圓山大飯店宣佈成立民進黨，省議員黃玉嬌主張以「臺灣民主黨」作為黨名，省議員何春木則主張以1960年組黨時採用過的「中國民主黨」，最後以「民主進步黨」作為黨名。之後十八人工作委員會成立，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十八人之中，周滄淵、游錫堃與蘇貞昌為現任省議員。

農民運動

1980年代以降，臺灣與美國間出現巨大貿易逆差。為了平衡逆差，我方擴大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此舉導致農民恐慌，因而爆發多次農民抗爭。省議員也相當關心此議題，例如1985年5月16日省議員余玲雅曾帶領農民向省政府陳情。

1988年5月20日，雲林農民北上陳情，爆發警民間的流血衝突，且有多人被捕入獄。其後曾有多名省議員於議會中發言檢討，例如何春木呼籲政府應馬上放人並嚴懲違法警察，黃玉嬌要求警務處長提出專案報告說明，周滄淵要求省主席列席省議會接受質詢，蘇貞昌認為警察不應以有組織的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農民，蔡介雄對這些農民被指為假農民與野心分子感到憤慨，余玲雅主張持疏導的立場維持秩序，游錫堃認為政府不應扭曲農民請願的主旨，蘇洪月嬌要求釋放被捕的農民。由此皆可以看出，他們對農民與人權議題的關懷。

原住民運動

原住民議題在1980年代後逐漸受到重視，也有越來越多省議員關心原住民權益。1987年，楊仁福與李文來等議員建議政府將「山胞」改名為「原住民」或「臺灣原住民」。1988年，楊仁福、李文來、翁文德、陳建年等議員要求恢復原住民固有姓氏。1989年，李雅景、李明通、黃永欽等議員質詢「吳鳳事件」，要求政府成立專案調查小組釐清真相。同年，翁文德議員建議將原住民與臺灣開發相關資料列入教材書。

學生運動

1990年3月即將舉行總統選舉之際，擁有選舉總統權力之國民大會代表藉機擴權，引爆了三月學運（又稱野百合學運）。學生抗爭行動引發各界響應。3月20日，省議會決議先撥款並派一輛九人巴士支援在中正紀念堂前的抗議學生，也要求省政府指派省立醫院的醫護人員照料 坐與絕食抗議的學生。省議會的正、副議長也帶領議員探視學生。同時，黃玉嬌、劉炳偉與吳大清等議員呼籲政府出面溝通，並要求警務處不得干涉學生。

228紀念活動

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後，數十年間此事件成為臺灣政治的禁忌。隨著民主運動發展才逐漸受到重視。1991年省議會大會中，蘇洪月嬌議員提案促請政府公開二二八事件的史料，以尋求真相、興建紀念碑，並透過賠償表示為受難者及其家屬平反之誠意。張溫鷹議員建議政府將2月28日訂為「和平日」。此外，張溫鷹、余玲雅、周慧瑛等議員還連署提案，要求省文獻會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補足軍方所藏之檔案資料，以還原事件真相。1992年，蔡介雄議員則提案建議政府訂定特別法，以賠償該事件的受害者。

在漫長的戒嚴統治時期，臺灣的民主呼聲一直持續著，尤其在國會長期無法全面改選的年代，作為實質上最高民意機構的省議會，歷來更不乏為民主自由犧牲奉獻的省議員。在解嚴三十五年後的今天，回顧過去臺灣民主發展的軌跡，這些省議員們對自由民主的貢獻值得我們緬懷。

※主要參考資料暨延伸閱讀：

1. 歐素瑛等，《走過70見證民主：臺灣省議會70週年專刊》，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16。

2. 歐素瑛等，《臺灣省議會會史》，臺北：國史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

3. 鄭牧心，《臺灣議會政治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91。

4. 薛化元，〈臺灣議會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夏季學校「臺灣文化與歷史研習營」講義（2001.07.27-30），頁52-53。

5. 薛化元，《臺灣全志‧政治志‧民主憲政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

6. 蘇瑞鏘，〈1950、60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文史臺灣學報》，13（2019.10），頁89-117。

7. 蘇瑞鏘，〈臺灣省級議會「五龍一鳳」等在野民主菁英的人權主張─以人身自由為中心（1946-1972）〉，《東亞觀念史集刊》，15（2018.12），頁9-44。

●本文摘選自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之《向光》第7期〈省議會與戰後臺灣民主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