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閱‧職人／街頭理髮江湖

文／杜倩

除了住在附近的老人，姚桂芬的理髮攤也有少部分年輕顧客——他們如同穿越者，在北京這座城市來去匆匆，或奔著醫療資源而來，或因為職業選擇而離開。

春日傍晚，暮靄逐漸籠罩住整個城市。

正值晚高峰，道路車水馬龍，喇叭聲短而急促。

北京三環內某小區門口，買菜回家的老人正緩慢地從兜裡掏出手機掃碼，一個剛放學的男孩連帽子都來不及脫，便騎上自行車衝出小區，他身後跟著一路小跑的母親。

小區外50米處，一群老年人正坐在水泥墩上聊天。在他們身旁，姚桂芬穿著深色牛仔套裝，臉被白色鴨舌帽和棉布口罩裹得十分嚴實。

她右手拿著電推子，左手拿著尖尾梳，雙手上下翻飛，不到10分鐘時間，一位男士的俐落平頭就剪好了。

隨後，姚桂芬從腰間工具包裡掏出一塊已經開口的海綿，掃了掃男士面部和脖頸處的碎髮，將圍布一抖，男士隨即起身。

只見那張粉紅塑料椅中間已微微發白，因使用過久而有些傾斜的椅背上，深紅的「理髮」二字十分顯眼。

在這個繁華城市中，高檔理髮店如棋盤般密布，它們憑藉優質服務，讓追求品質生活的年輕人蜂擁而至；而環境簡陋的街邊理髮小攤，也有不少像姚桂芬這樣的理髮師傅，他們憑熟稔的理髮手藝，僅靠幾個簡單的工具，亦可從早忙到晚。

誰家沒有個孩兒呢，無論如何不能牽扯孩子

客人走後，姚桂芬在水泥墩上坐下。她來自吉林長春，1954年出生，如今已近70歲。操著一口純正東北話的她，管剪頭髮叫「絞頭」。

「我這輩子就會這一門手藝。」姚桂芬說，別看如今的理髮師以男性為主，從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初期，理髮師卻是一直以女性居多。

姚桂芬23歲入行，在一個叫「阮夢」的培訓機構學理髮，「理髮、裁剪都是那個時代的熱門技術」，學成後的姚桂芬和丈夫在農村老家開了一家理髮店，一幹就是40年。

5年前，姚桂芬到北京走親戚(編按：探望親戚之意)，她尋思著順帶找點活兒幹，由於年齡太大沒找到，於是和老伴兒合計，不如在北京重操舊業。

老伴兒患有糖尿病，前些年又做了心臟搭橋手術，每月藥費要1,000多元(編按：人民幣)，對他們而言是筆不小的開銷。

於是，姚桂芬帶著她的工具——一個消毒的噴壺，大、小推子各一把，平、牙剪子各一把，一把刮刀、一張圍布，來到了街邊。

冬天冷，人少，姚桂芬一般「朝九晚六」，夏天她會到晚上8點天完全黑下才回家。

偶爾，她也會耷拉著眼皮跟周圍人抱怨：「我也60多歲了，穿得溜光水滑出去溜達不好嗎？冬天手都凍裂了，夏天捂得渾身都是痱子。」

但大部分時間她是樂觀的。

靠著這門老手藝，月收入三、四千元，這讓姚桂芬很滿足。

街邊理髮，有時就像一場引人注目的行為藝術表演。

姚桂芬從不露怯，也從不問人家想要什麼髮型，她就認一點——「根據頭型來，給人家剪好看」。

說話間她撣了撣掛在鴨舌帽上的碎髮。

姚桂芬琢磨，老年人之所以愛找自己理髮，可能是年輕人喜歡潮流髮型，老年人則拒絕花裡胡哨；另外，老年人大多腿腳不好，不喜歡跑遠，在她這剪完提腳就回家了；再者，理髮店太貴，想到子女們有車貸、房貸，老人總想給孩子省點錢。

姚桂芬的想法不無道理。《中國生活美容行業發展報告2020》提到，與2018年相比，2020年的美髮客單價提高了2.9%，女性平均137元/單，男性平均95元/單。(編按：人民幣)

作為最尋常的消費，理髮卻悄然變得「奢侈」起來。

「誰家沒有個孩兒呢」，姚桂芬的女兒遠嫁到杭州，在她看來，哪怕生活並不富裕，但「無論如何也不能牽扯孩子」。她摩擦著兩個手指，喃喃地說著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熟悉了，這點光還借不上？

兩年前，姚桂芬租住的小區樓下開了一家高檔理髮店，不過她的小攤仍是一如既往地熱鬧。

尤其是周六日，周邊的水泥墩或長椅上，都坐滿了老人，「大家聊聊哪兒菜便宜了，中午、晚上吃啥，嘮嘮家長里短。」

姚桂芬的理髮攤，似乎連接起了一個熟人社會，甚至完成了某種社交屬性。

高檔理髮店裡，周到的服務背後是人際關係的疏離，工作人員的親切、客氣、禮貌往往僅存續於人們理髮的那段時間，走出店門，大家依舊陌生。

而街邊理髮攤，只要你走進過它，即可獲得長時間的情感服務週期。

人心也是江湖。擺攤這些年，姚桂芬感受到不少人情冷暖。

她覺得，有人是真的記掛她；有人是出於禮貌，偶爾路過會問一句「吃了嗎」；也有人每次誇完她的手藝，就想順帶謀點小便利。

不過，無論怎樣，姚桂芬都熱情大方地照單全收。

姚桂芬沒歇一會兒，一個騎著三輪車的阿姨，忽然在馬路邊對著她大喊：「快過來，我給你帶了個好東西。」

姚桂芬邊答應，邊輕快地翻過柵欄走過去。

阿姨說：「早上就給你裝上了。」

說完，把一個布包裹遞給了姚桂芬。

姚桂芬剛跨過柵欄往回走，一個穿著黑色中山裝的中年男士，舉著手機朝著小攤走來，邊走邊尷尬地說：「剛剛忘給你錢了，你咋也不說呢？我給你發10塊錢紅包哦。」

姚桂芬大方回答：「這有個啥，我都不知道你沒給錢哩。」

天都黑了，姚桂芬還在等活兒。

一位中年大哥在兩米外就舉起右手，半彎著腰朝她打招呼：「有點涼吧？咋還不回啊？」「待著唄，我穿得多。」

大哥笑道：「那就行，我買點滷菜去。」

大哥前腳剛走，留著「桃心頭」髮型、穿著深藍色工作服、腳踩小皮鞋的邢師傅走過來就問：「大姐，有火沒有？」

姚桂芬笑道：「我哪有，我不抽煙。」

邢師傅不依不饒：「那你得預備一個啊。」

說罷，他找一個站在旁邊預訂酸奶的小伙子借了打火機。

借完，邢師傅一屁股坐在理髮椅上問姚桂芬：「你知道我中午吃的啥？就在那微波爐烤了一個饅頭，剝了兩瓣蒜。」

姚桂芬看了他一眼，說：「我中午還沒吃飯呢，不餓，我都沒回去。」邢師傅提高了音調：「沒吃飯啊？」

姚桂芬說：「我一天就兩頓飯。」

這並沒有堵住邢師傅的嘴：「昨天吃紅燒肉，今天吃大蒜就饅頭，你說我難受不難受？」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邢師傅始終滔滔不絕，「明天刮大風嗎」「我們公司這個月接了3,000萬元訂單(編按：人民幣)」「剛買了變形金剛」都是他津津樂道的話題。

邢師傅是山西人，在北京某知名糕點公司當了十幾年工人，身材瘦削。

兩年前，公司開始實行輪班制，他就到家附近的超市做兼職，每天負責裝卸橘子。

邢師傅40多歲，稱姚桂芬「大姐」。

他說自己一直在這理髮，毛寸、偏分都剪過。

他山西口音有點重，說自己「還剪過『飛頭』」。

姚桂芬翻譯，是「分頭」。

目前這個桃心髮型是三天前剛在這裡剪的，他十分滿意，言語中毫不掩飾對姚桂芬的誇讚：「不能說路邊攤剪的就不好，也有高手剪得非常好。比如大姐就是深藏不露啊。」

他拿出手機翻出姚桂芬給他剪的各類髮型照片，還順帶翻出一張自己年輕時的照片，由於拍攝時間過早，像素明顯不高——那時候的他留著中分長髮，有點像搖滾青年。

他站在池塘邊，旁邊的黑人小伙伸出大拇指，邢師傅則把雙手搭在小伙肩膀上。

邢師傅馬上要去卸車了。

他嚷嚷著要在這裡辦年卡，不然姚桂芬總是不要他錢。

姚桂芬反倒有點不好意思，她低著頭說：「大家都熟悉了，這點光還借不上？」

要不是出門太久著急回家，我還想再剪一次

姚桂芬來北京後，幾乎只在周邊三公里的範圍內活動。

她的理髮人群中，其實也有少部分的年輕人——他們如同穿越者，在北京這座城市中來去匆匆，或奔著醫療資源而來，或因為職業選擇而離開。

姚桂芬回憶，自己來北京的第二年，疫情還沒發生，理髮的價格還是7塊錢(編按：人民幣)。

小區裡住了7個年輕小伙，她管他們叫「小孩兒」。

無論是穿襯衣還是穿T卹，他們總是統一著裝，就連剪頭髮，都得兩三個人一起來。

他們快速排隊剪完，之後一哄而散，去超市買菜做飯。姚桂芬覺得疑惑，心想：「這是幹啥的呢？不會是傳銷吧？」

不過，小伙們從來沒有拖欠過姚桂芬的理髮錢，還主動幫姚桂芬註冊了微信。

那天，其中一個小伙剪完頭髮沒零錢，於是跟她說：「阿姨，我幫你辦個微信，下次我好掃碼付款。」

一年後，這群小伙突然消失了，姚桂芬忍不住有點想這群「小孩兒」。

大概半年前，其中一個小伙回來了，姚桂芬認出他，趕忙拉住他問：「咋好久沒見到你們？」

小伙有些驚訝，說道：「公司黃了，我們不在這兒上班，搬走了。」(編按：「黃了」是中國的方言俗語，意指事情失敗或無法實現)

去年有個二十五、六歲的小伙，也讓姚桂芬印象深刻。他從外地來北京看病，在這個小區裡租房，每次出小區或者從醫院回來，總會盯著姚桂芬的理髮攤看一會兒。

姚桂芬猜，小伙可能擔心她手藝不好，另外，也可能既想省錢，又怕被別人看到自己在路邊攤理髮沒面子，「讓人笑話」。

但最終，小伙還是被高檔理髮店的價格勸退了。

一天，他終於坐在姚桂芬的剪髮椅上。

最初，他顯得渾身不自在，甚至如坐針氈。剪完了，他拿起鏡子一看，還挺滿意：「這剪完舒服多了，比理髮店剪的還舒服。」

不久之後小伙準備離開北京，臨走時來和姚桂芬告別，他說自己出門太久著急回家，「其實我還想找您再剪一次頭髮」。

姚桂芬見過太多這樣的「人來人往」。

她指著遠處說：「原來對面那個公園，可多像我這樣的理髮師了。不過，隨著城市治理，這一片就剩我了。」

姚桂芬明白，無證經營的街邊理髮攤終將在城市消失，自己有一天也會離開這裡。

不過，「能動就先乾著，我們這一輩人習慣跟著變化走」。

「畢竟，能靠自己的雙手活著，已經比很多人幸運了。」姚桂芬一邊收拾工具箱，一邊說。

●本文由《新周刊》雜誌授權刊登。原文為第609期《別想擺脫書》之〈街頭理髮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