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人甘心做奴隸，合力爭取咱自由：臺灣史上第一波現代農民運動

文｜江昺崙
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920年代，出現了臺灣史上第一波「現代農民運動」的高峰期。為什麼說是現代的農民運動呢？因為在此之前，臺灣農村其實也常出現草根的抗爭行動，例如1912年的林杞埔事件及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等等，也算是廣義的農民運動。但是因為這些行動沒有熟悉現代國家體制的中間階層介入，經常求助無門，只好以直接暴力作為抗爭手段，最終代價往往也十分慘重。

知識分子加入農民運動

而這些介入農民運動的「中間階層」，就是組成臺灣文化協會的士紳及知識人社群。當農民跟這些人合作之後，臺灣才開始出現擁有明確訴求、組織教育、宣傳動員以及具有國家體制意識的現代農民運動。

但1920年代中間階層與農民為什麼會開始合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捲起了「民族自決」浪潮，臺灣的知識份子也興起對「臺灣共同體」的想像；中間階層也開始跨越自身利益，勾畫出「民族、階級、女性」三大解放的啟蒙思想。另外，左翼思想的傳播也至關重要，許多知識人意識到臺灣社會階級之間的剝削情形非常嚴重，紛紛投身農工運動，造就了臺灣左翼運動第一波高峰期。

從甘蔗田開始的反抗

在農民的部份，最早團結抗爭的，大多數都是種植甘蔗的農民。這是因為大環境的因素：1920年代初期，日本學者磯永吉在臺灣培育出了新的水稻品種「蓬萊米」後，日本紛紛跟臺灣進口蓬萊米，致使臺灣稻米價格越來越高。當稻價提高，原本種植甘蔗的蔗農就想跟進種植稻米，製糖會社就收不到甘蔗原料。於是會社只好以收回部份土地自營、加強對蔗農支配（貸款或契約）等方式，來確保原料供應。

在此情形下，小型的蔗農佃戶就相對受到壓迫。又由於糖業這種寡占的經營模式，讓蔗農們有了共同「階級敵人」，就容易形成抵抗的集體意識。

甘蔗咱種價咱開，公平交易才應該；
橫逆搶人無講價，將咱農民做奴隸。
嗨呦呦！啥人甘心做奴隸！
登記種蔗做農奴，苦在心頭無處呼；
弱者只好手牽手，據理力爭咱自由。
嗨呦呦！不達目的不罷休！
——〈甘蔗歌〉

在國際情勢與臺灣內部經濟問題的雙重影響之下，中間階層開始和農民聯合起來，對抗日本政府及製糖會社。如1924年，臺灣文化協會成員與《臺灣民報》的發行人黃呈聰，在彰化郡線西堡就開始嘗試組織了「甘蔗耕作組合」，是為1920年代農民組織的先發，但可惜行動不了了之。

二林地區的蔗農也遇到了類似的狀況。在20世紀初，由於日本人在海邊種植防風林，原本二林受風砂影響的荒地，逐漸成為可耕地，於是許多資本家紛紛大舉進入二林購地，例如辜顯榮的大豐拓殖及日本的源成農場等等。1907年的時候甚至發生源成農場大規模強制購地的事件。

後來源成農場將土地賣給鹽水港與明治製糖會社，再加上板橋林家經營的林本源製糖會社，二林的糖業就由這3間企業所寡占，並且因為「原料採集區制度」的關係，蔗農販售甘蔗時無從比價，只能任憑蔗田所在地的會社宰割。

到了1924年，二林庄長林爐與醫生許學率領二林蔗農，向總督府陳情抗議，控訴林本源製糖會社的收購價太低，希望加發補給金，後來經過一番交涉後，蔗農們爭取到1甲地5圓的臨時補給金，使得農民們士氣大振，認為團結起來對抗會社是有力量的。

之後，在二林醫生，也是文協成員的李應章、士紳詹奕侯及劉崧甫等人協助下，農民開始積極培力、爭取權益。他們開辦「農村講座」，邀請彰化石錫勳、北斗林伯廷等文協成員來二林演講，獲得農民們空前歡迎。李應章也創作生動易懂的〈甘蔗歌〉，教給農民來傳唱，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

1926年9月20日發行的第122號《臺灣民報》為二林事件公判號，內容說明了事件經過、農民組合與蔗農的爭議，以及刊物本身對事件的評判。（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隔年，二林農民組成「二林蔗農組合」，李應章邀請文協成員，霧峰林獻堂、清水楊肇嘉及彰化陳虛谷等人前來演講，鼓勵二林農民，據說當天人們聚集於二林車站熱烈迎接林獻堂，現場萬人空巷、鑼鼓喧天，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是廟裡在繞境或是做醮。

1925年10月22日午後，林本源製糖會社邀集警察、帶領臨時工人進入蔗田，突襲強制採收甘蔗。農民們非常不滿，也糾集百餘人到現場阻止採收，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事件發生之後，93名農民及組合幹部遭到逮捕。雖然有日本勞農黨的麻生久及布施辰治等人協助辯護，但最終李應章等25人，最終還是收到了「有罪」的判決。

劉崧甫在事件發生後第二天，遭警方逮捕，關押將近9個月，第二年保釋回到家中，看到棺材及白幡才知道父親與弟弟雙雙過世，哀慟欲絕；而李應章也是刑滿出獄之後，才得知父親早已去世，家裡也曾遭大火燒毀，太過震驚以至於當場暈厥。這些農民運動的參與者，付出的代價可謂十分慘重。

人稱「和仔仙」的彰化醫生賴和，於1925年年底在《臺灣民報》上刊登一首〈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賴和眼見二林的蔗農遭到製糖會社與警察無情鎮壓，許多農民遭到逮捕入獄，因此感到非常憤恨不平，只好寄寓於新詩當中：

我們只是一塊行屍，
肥肥膩膩，留待與
虎狼鷹犬充飢！
唉，這覺悟的犧牲！
多麼難能、多麼光榮！
我聽到了這回消息，
忽充滿了滿腹的憤怒不平，
無奈慘痛橫逆的環境，
可不許盡情地痛哭一聲，
只背著那眼睜睜的人們，
把我無男性眼淚偷滴！

同年，由於高雄富商陳中和的新興製糖會社強行收回佃農的土地，改作直營農場，教師簡吉與農民趙石順等人成立「鳳山農民組合」，成功協助佃農們保留耕作權，此事件鼓舞了全臺各地農民。於是簡吉等人選在1926年4月26日，也就是二林蔗農組合成立周年的時候，進一步成立了全島性的「臺灣農民組合」，發動如「中壢抗租事件」等大規模不合作運動，共介入了4百多起的農村爭議事件，全盛期農民組合有27個支部，2萬4千多名成員之多，光就1927年12月舉辦在臺中的第一次全島大會，就有8百多人到場參加。

不過就在此際，農民運動卻急遽走向下坡，原因除了政府打壓之外，關鍵點也在於基層組織與知識人社群之間的差異。當時這些新式知識人，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認為全球處於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狀態，資本主義即將崩潰，因而充滿行動的熱情。然而理想雖然豐滿，現實卻充滿挑戰，基層的農民的考量多以生計出發，也擔心參加運動會受到政府迫害，於是知識人與基層之間出現了目標上的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