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綠島的記憶碎片──三位受難前輩的專訪故事

文｜若渝

圖｜國家人權博物館

蔡焜霖、楊國宇和吳澍培是綠島新生訓導處最早的一批「居民」，直到年紀老邁，依然忘不了自己是怎麼樣在這座炙熱的島嶼，磨損了前半生中最寶貴的青春時光。

遭無情奪走的青春

蔡焜霖生於1930年，臺中清水人，臺中一中畢業後，即在臺中縣清水鎮鎮公所擔任事務員。1950年的9月星期日上午，蔡焜霖獨自在鎮公所加班，弟弟帶來一位陌生人，此人要求蔡焜霖帶他到警察局。蔡焜霖熱心替人引路，卻在抵達大甲分局時被反銬起來，原來陌生人正是彰化憲兵隊的便衣，要把蔡焜霖押到彰化問訊。

蔡焜霖雙手被麻繩綑綁得緊實，一路被拖著走去搭客運，宛如遊街示眾的羞辱，讓他感到無地自容。但等在前面的還有無數的毒打與疲勞轟炸式的訊問，最後蔡焜霖被迫在自白書上蓋手印，輾轉移送至臺北「情報處」，以參加讀書會「非法組織」等原因，判決有期徒刑十年，並於1951年送往綠島關押。

遭到類似哄騙的莫名逮補的，還有桃園縣人楊國宇。他出生於1932年，高中時每日通車至臺北成功中學就讀。1950年12月的深夜，警察突然敲響家門，表示要詢問臺北情況，楊國宇的母親不疑有他，便讓兒子跟著警察離開。

當時臺灣教育剛從日文改成中文，楊國宇作為一名高三生，他有心把中文學好，因此書包內塞有兩本從舊書攤買來的中文翻譯小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賽珍珠的《大地》。偵訊者據此誣指他思想有問題，將他毒打兩個晚上，楊國宇疼痛難耐，只得聽話認了「參加叛亂組織」的罪名，被判刑十年，移監綠島。

吳澍培高齡八十九歲，聲音已經沙啞低沉，但仍然清晰講述著當年被捕的情景。他那時未滿十八歲，就讀臺中一中二年級，在校外租房子住。才歷經二二八事件的臺灣社會，同學們見面自然而然會聊起各自老家的情況，聊聊社會現狀，也會提及政治，不想那竟然是碰觸到當局的禁忌。1950年3月中旬，聽聞同學翁啟林被抓走，吳澍培很擔心，便到親戚家避風頭，期間一切靜悄悄的，他誤以為情況好轉了，4月8號鼓起勇氣回到租屋處，立刻被等候已久的警務人員逮住，先送到臺中火車站倉庫，半夜再轉押至臺北保密局。

吳澍培遭關押一段時間才被問訊，對方說﹕「我們比你們更清楚，上面已經招認了，你們有哪些人做了哪些事。」既然如此，吳澍培也就配合認罪，沒有受刑，只有在被問及一位同學的行蹤時才遭短暫拷打。最後，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判決下來，吳澍培判有期徒刑12年，判決書上洋洋灑灑列出六十四個人參加叛亂，但吳樹培只認得其中兩三位同學的名字。1951年5月，吳澍培被押解到綠島。

藍天白雲綠島

吳澍培回憶，遣送綠島的過程相當恐怖。每人都被上手銬、戴腳鐐，再以繩子將十個人串在一起，一大群人從青島東路西所牢房步行至華山火車站，搭上火車抵達基隆，在基隆港登上美軍遺留的破舊登陸艦，一路浮浮沉沉到火燒島。吳澍培說，「從西所走路到華山火車站宛如死亡的行軍，美軍登陸艦則像一艘奴隸船。」

楊國宇被判刑以後，先是被帶到景美戲院改建的「新店軍人監獄」，那裡犯人很多，蝨子更多，牢房又悶又熱，獄友們身體都長滿疱疹。後來，大伙被移轉至內湖新生總隊，再遣送綠島。

船隻在海上搖搖晃晃兩三天，大家一直吐，情況非常糟糕，由於風浪太大，一時無法靠岸綠島，只得折返臺東，等浪小一點再回頭，將「犯人們」兩兩銬在一起，由小舢舨接駁到岸上。楊國宇說，「七十年前的綠島非常荒涼，大家在中寮上岸，天氣實在太熱了，太陽很大，但空氣很新鮮。」

蔡焜霖也說，和暗黑的臺北牢房相比，「藍天白雲的綠島簡直是天堂﹗」

島上的監獄入口有兩個門，一是「新生之家」，二是「革命之門」。「犯人們」被編成三個大隊，每個大隊再分成四個中隊，共計十二中隊。每一中隊約有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人。大家遭遇流放竟被美化為接受感化教育，統稱為「新生」，管理部門則稱為「訓導處」。

吳澍培表示，綠島的生活非常單調，不是上思想課就是勞動。思想課內容包括毛澤東批判、蘇聯侵略中國史、國父遺教、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等。此外，還需要進行小組討論，管訓人員就可透過新生們的發言來甄別其是否已經改正了思想。

勞動部分則包括扛補給品和修築監獄圍牆。綠島物資匱乏，每個月二至三次有船從臺灣運來生活用品，如煤炭、食材之類。新生們須從新生訓導處走一段長路到南寮漁港扛回來。再者，綠島沿岸有很多咕咾石，大家頂著炎熱的太陽到海邊打石頭，扛回來砌成監獄圍牆，「自己做牆把自己關在裏頭」，豔陽下勞動可以消耗大量體力，新生乏力了，就不會想到造反。後來，新生訓導處還舉辦康樂活動，壁報比賽，讓新生打籃球，打排球，表演歌仔戲等等。吳澍培表示，自己被判十二年，在臺北關了兩三年，剩下要在綠島想辦法活下去。原則上，不同分隊的人不得來往，但曾在臺北關一起的獄友就會彼此認識，低調交流，或是參加象棋、圍棋、橋牌比賽之類，藉以打發寂寞的歲月。

楊國宇坦言，「盡量不要去多想，人家要你做什麼就做什麼。」後來家人寄來一把小提琴，楊國宇藉著拉琴排遣對家鄉、親人的思念。

蔡焜霖則說，在勞動的空檔，無人管束的片刻，面向大海唱歌，唯有唱歌，才能感受到一點點活著的滋味，支撐自己不想自殺。

單調生活中浮現危機

烈陽曝曬的綠島日子彷彿永無止盡，但大約在1952、1953年，吳澍培回憶，在韓國的反共義士被送來臺灣的期間，平時不對外開放的綠島，某天突然開放中外記者前來採訪，新生的伙食不僅變好了，行動也比較自由。等記者團走了之後，又出現一團皆是少尉以上的軍官到來，宣布舉辦「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要求新生身上刺青政治標語等來表達擁戴國民政府，「每個人做一件為國家好的事情，願意的話來簽名參加。」然而，新生們反應相當冷淡，大家找各種理由拒不簽名，使活動成果十分難看。訓導處覺得顏面無光，懷疑有人從中作梗，便把一批「難管教」的犯人送回臺灣，羅織意圖在獄中叛亂等罪名，對他們進行軍法重審，共槍決十四人，此即著名的1953年「獄中再叛亂案」（另稱新生訓導處獄中叛亂案、綠島獄中組織案），死者當中，有蔡焜霖的好朋友蔡炳紅。

與此同時，南日島戰爭的戰俘也被送來綠島，他們被編成幾個中隊，和原本的新生隔離開來。但彼此在同一座山上勞動時，難免有機會接觸。新生們從南日島戰俘口中瞭解中國大陸的情況，偷偷塞《新生報》和《中央日報》給他們，讓他們知悉臺灣情況。

南日島人也會教新生們唱「匪歌」，蔡炳紅因把一首匪歌〈歌唱祖國〉的歌詞抄下來而被牽連。

蔡炳紅之死是蔡焜霖心中難以抹滅的傷痕。在移送回臺灣之前，蔡炳紅被關禁閉在有士兵持槍看守的碉堡裡，蔡焜霖趁隙拿餅乾和糖果給好友，卻不想蔡炳紅最需要的是喝水。聽見好友氣喘吁吁地喊著「水」、「水」，蔡焜霖又急又懊惱，卻一點都幫不上忙，直到蔡炳紅被送走⋯⋯本來，蔡炳紅以及同案的許學進、楊俊隆、傅如芝等十一人，已由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法官判決「無罪」或「感訓」，但因國防部和總統府的介入，使他們全數被改判槍決。在往後的人生當中，只要談起這段回憶，蔡焜霖必定悲憤哽咽，他屢屢為著無辜早逝的朋友們奔走疾呼，盼望有朝一日找出那些草草了結他人性命的兇手。

據說，南日島人想要趁補給船來時，搶船返回大陸，但不知為何，計畫竟敗露了。新生與南日島人交換報紙一事連帶被查獲，吳澍培和其他六個人被認為有劫船逃亡之意，移送回臺北審理，幸好一位公設辯護人馬心聲知悉冤情，還叫來南日島人梁耀光替新生作證，因此吳澍培等人免得罪上加罪。經過此一事件，吳澍培被留置安坑看守所當勞役工，在砂石場挖石頭直到刑期結束，才到軍法處由家人交保重獲自由。

時光流逝，蔡焜霖、楊國宇出獄後在社會闖蕩，分別在雜誌和廣告界、紡織業重新建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但即使已經成為眉髮皆白的老人，他們仍想追問，究竟那摧折了無數青春年少的加害者是誰？歷史迷霧會有一天徹底散去嗎？

※本文摘選自國家人權博物館半年刊《向光》第4期〈青春哀歌─ 70 年前綠島的記憶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