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音樂是寫作學校！村上春樹敬獻，53年前傳奇現場復活

村上春樹寫下第一本小說《聽風的歌》是29歲，那時是1978年，他在東京經營的爵士咖啡廳「Peter Cat」剛邁入第四年，生意穩定，每晚打烊後便伏在廚房裡寫作兩個小時。

是同年一場有養樂多燕子隊參戰的棒球比賽，讓村上春樹動筆寫小說——這件事隨著小說家重溫記憶的次數，越發帶有徵兆色彩。好多年後，村上春樹在他的散文集《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如此回顧那個下午：「我還記得晴朗的天空，和剛剛新長的綠色鮮嫩草坪的觸感，以及球棒的爽脆聲音。那時候，從天上靜靜飄下來什麼，而我確實地接到了。」

踏上小說家之路是否非要幾分機緣巧合不可，在做過統計前恐怕很難下定論；但如果少了前四年咖啡廳經營經驗——不，應該說如果在15歲時，村上錯過「亞特．布雷基與爵士信使」（Art Blakey & the Jazz Messengers）的現場演出，也許歷史就要改寫了。

音樂經驗與文學創作之間真的存在共通理念嗎？對村上春樹而言確實如此，儘管沒想過成為杜斯托也夫斯基或巴爾札克那樣的巨匠，在文學摸索階段村上也曾為技巧與風格苦惱，「像演奏樂器一樣寫作」、「將腦海裡像音樂一樣旋轉的東西轉化為寫作」是他當時的心願。也很快地發展出一套不嚴謹但值得玩味的原則：讓詞語按照適當的順序排列，與內在聲音相偕。

在此，詞語是音符，排列次序被比作節奏，內在聲音則是旋律；如同爵士樂手在演出時會因靈光乍現或無可遏止的彭湃情緒，從既有的和絃及旋律框架中不斷開拓出新花樣，小說家也必須沉浸在當下湧現的感受及故事裡，「（這是）我最喜歡的部分：即興。」順利的話，即興會讓作者、讀者一起抵達村上稱之為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抵達的絕妙巔峰。

不過，假如前段理論適用於村上春樹的每一部作品，那會與初次閱讀村上小說的讀者留下的印象南轅北轍。因為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村上春樹都是陰鬱的，小說裡的人物或漫無目標，或不擇手段地尋求擺脫難以言說的孤立狀態，和村上在陳述其方法論時熱情洋溢的口吻明顯不相符。

但請回想一下你聽過的爵士音樂——真正的爵士音樂，你會發現樂手們很少用咄咄逼人的姿態去處理他們的主題，即使在面對尖銳的種族歧視或社會衝突也是如此，他們表達情感的方式輕快、敏銳，透過豐富的音樂語彙進行對話，聽眾必須積極思考才可能做出正確回應；而村上春樹的小說，也是藉著清爽感性的文體，吸引讀者上鉤，進而破譯故事表面下的存在主義式問題。

關於村上春樹與爵士樂，還有段較少人留意的淵源。村上春樹曾是1968年日本大學生封鎖校舍「全共鬥」的一員，日後他多次公開針砭昔日的學運分子，「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權力，而是缺乏想像力」是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發言。而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一書中，村上春樹再次痛陳彼時感受到的幻滅：「無論當時有多麼正確的標語，有多麼美麗的訊息，如果沒有能夠徹底支持正確和美麗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話，一切不過是空虛語言的羅列而已。」

「語言擁有確實的力量，但那力量必須是正確的才行。語言無法獨自行走。」

對既有的語言失去信賴，進而想創造個人語彙——某種意義上，那也是學運留給村上春樹的創傷；然而在混亂時期，仍有一起事件被他所銘記，並在時隔半世紀後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致意。那發生在1969年7月，爵士樂手山下洋輔（鋼琴）、中村誠一（薩克斯風）、森山威男（鼓） 闖進早稻田大學，在學生的協助下取得校園禮堂中的鋼琴，進行一場三重奏的自由爵士音樂表演。

據說，他們的演出讓分屬不同政治陣營的學生們暫時放下分歧，安靜傾聽——音樂的渲染力超越了政治鬥爭，其傳奇性不下於經常被歸類在極右翼光譜上的三島由紀夫，單槍匹馬找上近千名全共鬥學生辯論的行徑。

2022年7月，也就是歷經整整53年，村上春樹偕同山下洋輔等人重返早稻田大學的大隈禮堂，組織了《村上春樹敬獻！山下洋輔三重奏再襲擊》現場演出，「曾經有一股理想主義潮流席捲了世界，希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而音樂的力量幫助這份理想傳播的更遙遠。我認為山下洋輔的演出是其中一部分。」村上春樹似乎有意藉著該次演出，向當前身處新一波動盪的青年喊話：「以山下洋輔的音樂做為寄託和動力的泉源，讓我們一起為自己開闢新的視野吧！」

村上春樹曾提到，隨心所欲的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為普通的音符賦予特殊意義的瑟隆尼斯．孟克（Thelonious Monk），以及一生穿梭在咆勃、酷派、調式、融合爵士，晚年還至嘻哈曲風打滾過的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三人的音樂是他的寫作學校；「以自由爵士為啟發開闢新視野」聽來是陳濫的客套話，但在此脈絡下我們依然能揣摩出某種深意——不管有意無意，那都是對「缺乏想像力」最直接最強悍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