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父親成了他人生的謎──《我碎裂的父親》走進被精神疾病偷走的十六年

「他努力維持我熟悉的父親形象，同時在黑暗的陰影中掙扎求生……」

───── 精神疾病書寫史上，極致動人的經典之作 ─────

一個頂尖知識分子，何以走向碎裂潦倒的結局？因恐懼而背棄父親的獨子，因理解而走進父親的人生。（編按）

●本文摘選自寶瓶文化出版之《我碎裂的父親》。👉 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立即閱讀！

文／劉仲彬（臨床心理師）

愛與恨，從來就不是正負號相抵的過程

很多年前，為了因應評鑑與教學計畫需求，我在醫院開了一堂「精神患者家屬關懷」的講座。週末上午，窗外飄著細雨，聽眾比預期的還多，他們臉上都透露出某種焦慮，以及釋放焦慮的需求。

只有一個人例外。我見過這個女人，但忘記在哪個場合。女人四十多歲，跟其他聽眾不同，她的表情冷靜而專注，看起來就像在幫這場講座打分數的委員。這場講座主要聚焦在幾種疾患，包括思覺失調、憂鬱症、躁鬱症，以及失智症。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這些家屬，往往才是憂鬱症的好發族群。憂鬱的核心意義是「失去」，人一旦失去了重要的東西，就會產生憂鬱，這些東西包括身體、他人、自尊、信念、生活動力，以及最重要的「希望」──絕望，是憂鬱發作的核心。

身為家屬，必須能適應患者的狀態變動，但精神症狀的起伏並不規律，亦非投藥便能穩定下來。況且，多數嚴重的患者都缺乏「病識感」（insight），服藥不是他們的選項，他們只希望被相信。因此家屬被困在各種治療方案與角色中，不敢期待他們的病情會有任何起色，也不寄望他們能回到先前的狀態，只能對自己說，過一天算一天。

看似認命，其實都是絕望。因此那堂講座，我打算畫出重大疾病的病程曲線，讓家屬參考當中的起伏，做出合理的想像與預判，並使用正確的求助管道。

「有些精神患者，一輩子會死兩次，對嗎？」

女人突然舉手，起身說了這句話。此時我終於想起她是誰，她曾在一年多前參加我的躁鬱症講座，而這句話，是我當初說過的。

女人的母親是躁鬱症患者，原本是國中數學老師，經過產後憂鬱的折磨，惡化為躁鬱症。「躁狂」（mania）發作，是十分棘手的精神症狀，因此她只能辭掉工作，專心抗病。女人是獨生女，從小就得習慣母親發作時會半夜起來刷浴缸，把整個家掀得翻天覆地，夜不成眠。接著凌晨五點她會開始打電話給親友，把腦中那些不停運轉的偉大計畫複誦一輪，包括給教育部長的課綱修改策略、給住家社區的管理建言，還有跳躍到無法銜接的混亂思緒。

不久後，家裡會接到親友們的抱怨電話、舊上司的警告留言，甚至是轄區員警的緊急通知，可能是她在街邊挑起行車糾紛，又或是被某個店家控訴騷擾。那時的母親會在一個半月內消腫一大圈，再由父親和她合力送進附近綜合醫院的急性病房。那段路程，是她人生最煎熬的九百公尺。

她永遠記得，當母親捶打父親的腦門，而她抓著母親的手臂，不讓她掙脫，只為了將她送進急診室時，母親惡狠狠地對她說：「你不是我女兒，你被我除名了！」

當時她才十二歲，小學六年級，而那天下午形同忌日，因為她跟母親，同時死在了那天。從此之後，她再也無法擁有跟同學一樣的媽媽，那些曾在中午送便當，放學後勾著手，靠在耳朵講祕密，然後瞇著眼搖頭竊笑的場景，通通被清空了。她必須在母親與患者的形象中二選一，才能變得堅強，才能不感到失望。這是她三十年來，不斷幫母親收拾善後的動力。

因此當她聽到我說出那句話時，她哭了。她第一次感受到，原來這種想法不是逆倫，而是屬於家屬的人性。

回想當時，我之所以口出此言，是因為七○年代的西方社會，會將躁鬱症視為某種「附身」（possessed）現象。也就是說，患者不再是我們認識的人，而是被控制的肉身，無論是被病症或惡靈接管，他都不再擁有自己。

對家屬而言，這樣想並非不孝或絕望，而是更深層的悲傷。因為他們得這樣想，才能狠下心為患者治療，才能不去怨懟他們在角色上的不適任，才能逼自己更早熟地去面對人生的關卡。

後來女人說，母親前兩個月因急性肺炎過世，三十多年的搏鬥，按理說她應該要鬆一口氣，心情要更加平靜，但為什麼明明爬出了坑洞，眼淚卻還是掉個不停？她說這句話的同時，淚水正不聽使喚地鑽出鏡框，於是在場的人全都回頭望著她，再同時轉頭看我，這下全場都在幫我打分數了。

我說，這很正常，因為愛與恨、平靜與悲傷，從來就不是正負號相抵的過程。

人類的所有情緒，就像同一張體檢清單上的項目，它們會同時存在，數值間有高低落差，因此可能會產生短暫的轉移或覆蓋效果，但不會因此消失。

更重要的是，死亡會增加一個人的重量。不是肉身的克數，而是記憶的分量。當一個人的生死已成定案，不再有任何變數或想像時，我們會停止對他的批判，並開始回顧他的過往。回顧的過程中，所有細節會慢慢浮現，愛恨不再扁平，回憶會冒出情節，而這就是身為精神患者家屬的矛盾。

因為他在死了兩次之後，又在我們心裡活了過來。

多年後，《我碎裂的父親》（The Oursider）又將類似的故事帶到我眼前。這本書曾在二十年前發行過中譯本，也在學校書店的暢銷榜停留過一陣子，但當時我才大四，對思覺失調以及這世界的認識還不夠深，因此注意力並未停留在它身上。

但這一次，我很認真地讀，因為它讓我想起了女人。

故事以一位流浪漢的死亡開場，這位流浪漢是作者納旦尼爾（Nathaniel Lachenmeyer）的父親，查爾斯。查爾斯原本是一名社會學教授，在學術生涯的顛峰期突然罹患思覺失調症，婚姻與家庭隨著妄想症狀相繼瓦解。在與妻子離異十六年後，他成了流浪漢，死在廉價公寓裡。而身為兒子的作者只想知道，他是怎麼一步步變成這樣的。

對他而言，父親生前只是個被封鎖的名字，死後卻成了謎團的線頭。被疾病偷走的十六年，父親是怎麼過的？而自己又是怎麼看待這段父子關係？愛恨在心頭交戰，清單上有各種複雜的情緒，因此他決定寫下來。

只有好好理解父親，才能找回心中的平靜。

因此，這本書有很多開箱方式，你可以把它當成倒敘式的懸疑小說，結局雖已底定，但懸念在於因果。作者靠著警方、法院、學術機構、醫院，以及銀行等地的通聯紀錄，如足跡追蹤（tracking）般重整每條線索，訪問每個相關人物，最後完整串連出父親這十六年來的行蹤。每個章節的標題，都是查爾斯在當時社會情境的身分，他是學者、是小偷，又或是困在症狀裡的囚犯。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某種史詩傳記，它就像逆向的《奧德賽》，不是返鄉，而是出城尋找那位未曾歸返的戰士。這場壯遊就像某種救贖，因為在作者十四歲生日那年，查爾斯無預警地現身，但他太忌憚父親的症狀，於是收下生日禮金後，他掙脫了父親的擁抱。那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最後一個擁抱，奧德修斯終究沒能返鄉，而是客死異鄉。

同時，它也是一份關於思覺失調患者的質性研究。在理解父親病程的同時，作者也針對病因、症狀、療法，以及社福制度進行深度討論。它的遣詞用字非常親切，更讓人驚豔的是開場不久，查爾斯對於精神病流浪漢的精準描述：「某些人會不時陷入自己的思緒中，就像我們也會在城市中迷失方向一樣，無法自拔。」可惜查爾斯只是社會學家，而不是預言家，沒能預測到自己也將走上同一條路。

針對思覺失調，我們太常用先天遺傳因素，或後天壓力誘發體質來解釋這些患者的病因。對大眾而言，這些人就像平原上的黑點、統計上的小數點。但作者拒絕讓父親被併進小數點後幾位，他想讓讀者知道，這些症狀其來有自，可能是偏執的個性、家庭的宗教觀點，或是過量的飲酒習性，但不是用「瘋子」兩個字概括一切。

對患者而言，現實並不是突然崩解，而是逐漸傾圯。

一如作家徐振輔的形容，這是一段「不斷在空間上相遇，卻在時間上錯身而過」的遊記。作者必須讓自己成為一個局外人*，才能更客觀地去判讀父親的行跡，局外人不僅是查爾斯對人群的防衛姿態，也是作者身為敘事者的姿態。但這份敘述，卻縮短了大眾對於精神患者的想像。理解病症，才是一種真正的人道關懷。

死亡所能帶來最強悍的後勁，是讓一個人再度變得立體，無論是查爾斯，或是女人的母親。精神患者的思維，原本就比一般人來得迂迴，也許最好紀念的方式，不是墓誌銘的那兩句箴言，而是把這個人重新想過一遍。

於是查爾斯死了兩次之後，又在這本書活了過來。

註：本書原文書名為The Outsider，即「局外人」之意。

●本文摘選自寶瓶文化出版之《我碎裂的父親》。👉 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立即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