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10年回望，它對台灣及香港造成怎樣的改變與意義？

文／何明修

佔領，是台灣與香港2014年的關鍵字；在這一年之後，也成了兩地公民社會的抗爭意象。在這一年的年初、年末，兩座命運相似卻又不同的島嶼，不約而同地經歷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改變。

2014年3月18日到4月10日，台灣出現一場長達24天的佔領立法院行動，爭議的焦點是將大幅開放台灣與中國雙邊投資與移民的服貿協議。由於一位花店老闆的捐贈，媒體使用「太陽花學運」來稱呼這場受到全國與國際關注的抗爭行動。

該年稍晚，香港也出現了一場密切相關的抗議。9月26日，香港學生黃之鋒帶著群眾衝入立法會大樓與行政長官辦公大樓之間的空地，隨即有上百名參與者跟著加入這場「重奪公民廣場」行動。9月28日下午，警察開始投擲催淚彈，但卻引發更多香港市民站出來聲援，最後形成了金鐘、銅鑼灣與旺角的佔領地，正式宣告雨傘運動的登場。雨傘運動持續了79天，當時是香港回歸中國主權後，規模最大的抗爭行動。

台灣與香港在這兩場運動之後都經歷了重大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更多的社會運動登場，並且蔓延至新的議題；許多年輕人決定參與政治，他們成立新的政黨，並且投身於選舉。2016年5月，台灣出現了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取得總統大位與立法院多數，首度完全執政。在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儘管有不少運動參與者被判刑入獄，但追求獨立的呼聲也首度公然躍上檯面。

與反對黨的關係是合作，抑或衝突？

在台灣與香港，新興的政治勢力與既有反對黨之間的關係，也呈現了不同的風貌。在單一席次的選舉制度下，例如台灣的區域立委選舉與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新興勢力如果不能與反對黨協調出一個共同的參選人，就是將席次拱手讓給競爭對手。在台灣，若不考慮時力代量為了湊滿十席區域提名人所推派的「任務型參選人」，在二○一六年的立委選舉中，共有六個民進黨與其他第三勢力（時代力量、社民黨、綠黨）參選人競爭的情況；香港二○一五年的區議會選舉也有六個泛民與傘兵互相衝突的選區。表面上，兩地產生衝突的數量一樣，但是實際意義卻完全不同。台灣有七十三席區域立委，而香港則是四百三十一席區議員，所以後者要避免「撞區」相對而言並沒那麼困難；而且，香港的泛民與傾向民主派的獨立人士總共只有七十二位參選人，大約有百分之四十的席次並沒有反對陣營的參與。然而，分裂的香港泛民連內部協調都困難重重的，更遑論與傘兵達成協議。在二○一五年的區議會選舉，青年新政推出九名參選人，其中有三位與泛民重疊。兩方曾經事先協調，但結果卻不了了之。

反觀台灣，民進黨的資源較豐裕，也因此較能夠避免與第三勢力產生鷸蚌相爭的困境。民進黨一開始決定在七十三席區域立委中先暫緩提名三十席「艱困選區」，預留空間與盟友協調。事實上，由於黃國昌參選的決定較晚，民進黨還抑制了黨內批評聲音，保留三個黃國昌可能參選的選區。民進黨對於第三勢力看似較友善的姿態當然不是來自利他主義，而是精心的政治計算。二○一六年的區域立委選舉，民進黨總共支持了十二位非黨籍參選人，包括了六位無黨籍（其中五位是前國民黨人士）、三位時代力量、一位社民黨、一位台聯黨、一位親民黨。很顯然地，民進黨並沒有特別禮遇第三勢力，而是考量實力原則。

此外，台港兩地年輕人都積極組織新政黨，但卻有一個明顯的差異：香港的新政治世代對泛民沒什麼好感，但台灣的新世代卻較不排斥民進黨。一位香港的工黨議員就發出這樣感嘆：

香港市民對政黨二十、三十多年還沒有推翻共產黨，覺得我們沒用處。所以有一些新的希望出來，他們就把希望寄託在學生領袖上面……新一輩的人討厭政黨，就覺得政黨跟政治人物就是dirty（骯髒）的，政治就是dirty的。

一位社民連幹部也有類似的感受，「你看看，黃之鋒跟我們理念差很遠嗎？不會嘛，但他也不會跟我們走在一起。」太陽花運動啟發的運動者對反對黨則抱持較友善的態度。在二○一四年的地方選舉，民進黨推出了一場「民主小草」的活動，招募與培訓年輕人參選村里長。結果在三十七位參與者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提到了自己參與太陽花運動或其他運動的經驗；也有一些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後來加入民進黨，甚至成為全職的黨工。根據筆者的估計，至少有十位太陽花運動核心成員參與了蔡英文總統競選活動，更有些人在政黨輪替後，直接進入了總統府。二○一六年二月，新國會開議，也有超過十位太陽花運動者擔任民進黨立委的助理。為了迎戰二○二○年一月的選戰，民進黨爭取到林飛帆加入並擔任副祕書長一職，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也列入了社會民主黨的范雲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洪申翰，再加上提名賴品妤參選區域立委，等於大規模吸納了太陽花運動者。相對於此，時代力量則是深陷路線爭議、領導者個人風格問題，反而與太陽花運動者漸行漸遠。

這種反對黨與年輕運動者的密切關係在香港是不存在的，也因此，新生的政治力量成了競爭者，而不是夥伴。民進黨之所以較能夠獲得運動者的支持，原因在於其比香港的泛民政黨更有組織、也更有資源。即使在取得中央執政之前，民進黨也有若干縣市的地方執政，能夠吸納這些年輕人。對於想要從政的年輕人而言，這是他們開啟公共參與生涯的理想起點；而民進黨能夠吸收新血，也等於是在為自己培育新一代的政治領袖打下基礎。

國際政治效應

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衝擊了台灣與中國、香港與中國之互動，而這兩組關係又附著於變動中的國際地緣政治，受到區域內中國崛起與美國回應的形塑。因此，兩場佔領運動都產生了溢出邊界的效應。

大致上而言，國際媒體都以正面形象來報導抗議運動，強調年輕人的參與、沒有黨派色彩、溫和有禮、擅長使用數位通訊，幾乎就等同於西方媒體所看到的阿拉伯之春形象。也由於國際媒體將香港視為重要的採訪基地，雨傘運動獲得了遠比太陽花運動更多的關注，《時代雜誌》與《經濟學人》都曾以封面故事的方式加以報導。

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的政治領袖都曾公開表達對雨傘運動的支持與同情。好萊塢也向香港人致敬，在二○一五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有獲獎者在致詞中提到雨傘運動。二○一八年年初，美國參議員甚至發起提名黃之鋒等人參與諾貝爾和平獎的活動。而可以預期的是，中國官員堅持香港問題屬於內政，不容許其他國家干預。台灣的馬英九總統也表達了支持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訴求，在二○一四年的雙十日演講中鼓勵北京當局讓步，結果卻招致北京官方媒體的辱罵。十分諷刺的是，全球湧現的支持並未帶給香港抗議行動任何實際的助益，因為這些支持正坐實了北京的偏執猜測，認為雨傘運動是一場外國勢力介入的陰謀。美國總統歐巴馬曾親口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保證，「美國沒有介入製造抗議。」而這樣的承諾與說明顯然沒有被採信。

相對地，除了美國與中國，其他主要國家的領袖或發言人並未提到太陽花運動。很明顯，一場起源於雙方貿易自由的爭議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較低，至少是低於選舉權的議題，因為民主較能與佔主導地位的普世價值有所連結。相較之下，美國人的反應非常值得玩味，因為他們謹慎地表達了中立的立場。在以往，美國的官方立場是鼓勵兩岸交流，以降低軍事緊張。自從馬英九就任總統以來，他與北京取得和解的政策獲得了華盛頓的支持。然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並沒有指責太陽花運動所帶來的衝擊，反而認為展現了「蓬勃有朝氣的民主」，並且希望爭議能夠和平落幕。國民黨政府曾聲稱，服貿如果沒有簽定將會影響台灣加入包括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在內的國際經貿協定，但美國外交官卻明確表示，兩者是不相關的議題。一位負責與美國代表接觸的民進黨官員認為，這些回應算是非常友善的，因為美國將重點放在民主程序，而非把太陽花運動視為保護主權的抗爭。事實上，在佔領立法院落幕之前，兩位學生領袖曾赴美接觸國務院官員，任務就是要化解美方可能會有的反對，強調太陽花運動與台灣獨立或反自由貿易無關。雖然很難評估這些國際遊說是否有達到目標，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的官方回應大致上符合學生領導者的期待。

有跡象顯示，台灣與香港在佔領運動之前形成的跨境運動網絡，於佔領運動中獲得強化，並在東亞公民社會獲得更廣大的回響。二○一四年五月，一場抗議過度禮遇退休高官的大型抗議於澳門登場，在這個不到六十萬人的城市，有兩萬人走上街頭抗議。這場澳門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於台灣太陽花運動發生之後、香港雨傘運動登場之前爆發，顯然是受到兩地抗議運動升溫的影響。蘇嘉豪是澳門運動的重要領袖，曾在台灣大學攻讀學士與碩士，並與香港學生運動圈熟識，扮演了台港澳三地重要的串連角色。二○一七年九月，蘇嘉豪當選澳門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二十六歲）。但就如同香港羅冠聰等人的先例，蘇嘉豪因為一場刑事起訴案，而被剝奪議員資格，中止了短短兩個月的任期。

在日本，反對安倍晉三修改和平憲法的抗議一開始主要是由傳統左派發起，但卻在二○一五年三月出現了一場由大學生發起的「自由與民主主義學生緊急行動」（簡稱SEALDs），試圖阻止安倍內閣取得國會的修憲多數。儘管這場行動最後以失敗告終，但這卻是日本進步派學生動員在七○年代的歷史性挫敗之後，值得標誌的新起點。SEALDs的登場也的確是受到了台灣與香港學生的啟發，因為他們代表了一種非暴力的運動路線，而這對於保守派長期掌權的日本而言，是較能夠被接受的。

「亞洲青年民主網絡」（Network of Young Democratic Asians）是一個泛東亞的學生運動組織，成員包括來自香港、台灣、日本、南韓、菲律賓、越南、泰國的學生代表。二○一六年十月，黃之鋒在曼谷機場被拒絕入境，導致他無法參與一場泰國學生所主辦的活動，該組織即發表聲明表達抗議。東亞地區從未出現過這樣的跨境學生運動網絡，也不曾有過像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歐洲之夏那樣的區域性抗議風潮。能夠在一個被語言隔閡、民族主義衝突所撕裂的區域促成這種國際運動組織，也算是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的具體遺產。

●本文摘自左岸文化出版之《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