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比活著享福」 她用23萬字披露中國農村群體生存困境

一個農村女兒、也是一名社會學副教授，看到長輩淒涼處境或因單身怕回家，她把故鄉寫進博士論文，記錄皖北農村老人生存模樣，刻畫出群體性的生存困境。

43歲的仇鳳仙是安徽師範大學的一名社會學副教授，今年4月出版了新書「傾聽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實踐研究」。從2010年開始，她訪談了故鄉的鄰居、親戚，書裡內容也是她的博士論文，仇鳳仙意識到，這不是哪一個老人的困境，而是在皖北農村的群體性生存困境。

「極晝工作室」報導，面對李村的一切，仇鳳仙曾有一種無意識的適應感。但讀研進入城市後，回看李村老人的生活，她感到痛苦和無力，這是仇鳳仙寫書的起點；書裡的老人被一次次地分家，地位與話語權也隨著住處一起，往越來越邊緣的地方遷移。

仇鳳仙以李村老人為研究對象，採用日常生活的理論視角，在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觀察和分析農村老人如何主動建構自身的價值體系。

撿垃圾 也要送子女離開

書裡的23萬字，是仇鳳仙基於安徽李村70個家庭、100多名老人做的田野調查，也是她的博士論文。在這份研究裡，除了學科視角，還有一個農村女兒對人生困惑的求解，因為個人「成家」問題，仇鳳仙曾經焦慮了整整六年。

文章指出，為了讓孩子成為被村莊接受的人，李村的父母可以犧牲自己的體力甚至尊嚴，去撿垃圾，將子女送出家庭，組建新的家庭。這些充滿矛盾的愛恨，才是真實的鄉村。

奶奶死 他們說比活享福

仇鳳仙在論文中，娓娓道來她對李村的觀察：煥雲奶奶去世了，村裡人說，她死了比活著享福。

她在論文自述：煥雲奶奶是我家的鄰居，人很善良。小時候，我父母在外面忙生計，家裡孩子多，五個小孩的中餐沒人煮，她來給我們拌麵疙瘩，或者把家裡的飯端來，就是村裡一個很普通的老年女性。

在村人的閒聊裡，我聽說了煥雲奶奶去世前的日子，那時的她總離家出走，沒幾年，人就過世了。

最後見到她那幾年，大概是2010年前後，我已經在城裡讀書，每年回村也就兩三次。碰到她，她還能認得我，披頭散髮的，一個人坐在那兒喊我的小名，笑嘻嘻地問：「什麼時候回來的？」後來再見到，她被關在一個小房子裡，手扒著門。我喊她，她已經認不得人。

她患上的應該是阿茲海默症，發病時還不知道有沒有70歲？就是個很自然的老年疾病。如果在城市，通過服藥或者別的手段就能緩解。但在農村，面臨的就是那種處境。

實際上，我對農村老人的體察從我外婆、奶奶的去世就開始了，那是一種刺痛。

外婆和奶奶都是在農村的家裡去世的。我外婆是罹患食道癌，她也算是獨居老人，即便孩子們也在村裡，但都分了家；因為外婆沒錢到醫院救治，整個家庭，包括我家，眼睜睜看著她病情一步一步惡化，直到逝世，外婆走的時候只有72歲。我記得特別清楚，她病了之後，我買了兩袋單價五、六塊（人民幣，約新台幣22到26元）的牛奶打算給她喝，但她說：「哎呀，我以前就很想喝這個，但現在喝不下了。」

2010年前後讀碩士，趁放假，我專門到村裡走了一下，發現起碼一半的老人仍住在「老人房」——搭在兒子家房前屋後，或者自家承包田裡的一種簡易房。

房留兒 他獨居邊緣小屋

一個老人獨自住到了村莊的邊緣地帶，我覺得奇怪，他原來住在村子中心，怎麼自己跑到莊頭住了？一問，房子分給了兒子，自己沒地方住了。

有一間屋子我印象很深，靠著國道，孤零零的；在我們這兒，蓋房基本都用小的紅磚。那個房子用的是十幾厘米的大磚，不遮風。房子離村子有一段距離，沒通電，用煤油燈，裡面非常髒，黑漆漆的，當時我就想，哎呀！怎麼這麼可憐。

老人的地位和價值感就跟他們的屋子一樣，往邊緣地方去了。

在李村，地就那麼多，人均3畝承包田。子代如果想多耕種，多積累財富，就希望父母盡可能提前「退休」。

但在農村，是沒有「退休」這個概念的。訪談的時候，我聽說，村裡有個老人，兒子想種他的地，或者換個說法——強行霸占，要求老人做土地公證，被拒絕了。兒子就開著拖拉機，直接到他父親的三畝承包田裡去耕種。

爺護田 險被拖拉機輾過

結果老人就躺在拖拉機的前面說：「你要想來耕，就先把我軋死。」這家兒子真的開拖拉機軋了過去，好在老人最後逃開了，人沒死。我問那個老人，為什麼要這麼激烈？老人說：「那也是我活命的錢。」

在閒聊中，我意識到這不是哪一個老人的困境，而是在皖北農村的群體性生存困境；不勞動，意味著要被兒女贍養——被贍養的日子多數並不舒心，是失去自由的。

即便是這樣，對於農村父母來說，給兒子娶媳婦仍然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任務。有房子，才能娶到媳婦。

我的親戚劉叔有三個兒子。為了給三個兒子蓋房，劉叔夫婦到外面去撿垃圾，為了兒子，一個一個地把錢攢出來。我寫論文上他家做訪談時，劉叔夫婦已經將近七十歲，到一千公里外的廈門撿垃圾，已經撿了十幾年。寫這部分的時候，我感覺生活真苦。

訪上百老人：農村不是歲月靜好

結婚成家的事曾經困擾了我六年，從大學畢業直到讀博一，但我不是因為進不了祠堂，女性本來就不能進祠堂。女兒沒有繼承權，不算個「人」，父母沒有義務負責女兒的房子。

我面對的現實是，到了適齡還沒結婚，在農村是個談資。不會有人面斥，中國人不習慣這樣，通常是背後議論，這個壓力會透過我父母傳導給我。

結婚之後，我終於不再害怕回家了，我和我愛人是在相親網站上相識，他只帶了兩萬塊彩禮（人民幣，約新台8.8萬元）去我家。當時村裡彩禮的行情是「一動不動，萬紫千紅」——動，是汽車；不動，是房產。萬紫千紅，一萬張紫色的五元錢，一千張紅色一百元，還有一張綠色的五十，都要備齊才能結婚。但面對兩萬塊的彩禮，我父母沒有微詞，他們希望我盡早嫁人。

我愛人也是農村出來的，擇偶的時候，面對一個律師和我愛人，最終我選擇了他，因為我覺得和城市的男孩子相處，壓力比較大。

我從鄉村到了城市，心裡總覺得那地方牽著我，但再回到鄉村，其實是痛苦的。老人說話已經很少有人願意去聽了，為什麼我把書名叫做「傾聽暮年」，因為他們就是失語的。

與子代關係 衝突難迴避

我想呈現農村老人怎麼面對老去，怎麼維繫自己與子代的關係，他們畢竟是活生生的人。

在書裡，我刪掉了三萬字。裡面涉及很多家庭中的代際衝突，都是真實發生的案例，最終我只呈現了一部分。人們對農村有很多想像，父慈子孝、和諧靜好。但他們生活的核心場景之一——家庭，成為了一個鬥爭的場所，充滿了代際衝突和價值交換，這不是溫情脈脈的。裡面的殘酷迴避不了，如果迴避這一塊，就迴避了我認為最真實的東西。

其實我會感到遺憾，但還是決定刪掉一部分，因為子代還要在村莊生活，我不想傷害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這次的觀察有十年之久，中間也有一些樂觀的變化。我生了孩子後，融入到一些隨兒女進城的老人中。他們對兒子、兒媳的抱怨慢慢變成「哎呀，他們非要讓我死在城裡才開心，也不放我回村。」我聽到這個是有觸動的，意識到農村老人在生活上也有了主動性和理性。

回李村後再看，不少老人跟子代的關係也有不同程度的緩和，搬離了「老人房」，幫外出務工的孩子們看孫子，找回了一些價值感，生活上也多少拿到一些補貼。

無聲息死去 老人待關注

但對老人的關注還要更快，更多。李村所屬的泗縣2021年人口普查公報中，65歲以上人口超過11萬人，占到總人口的14.6%。老人們等不及的，一些人正在悄無聲息地死去。在李村，有個老人自己去衛生所看病，點滴輸完了，睡著了，沒人照顧，血管回血，死掉了。

「人老了不就是這樣嘛」，「睡一覺，安安穩穩地直接死掉，就是最幸福的」。圍坐在村邊，聊起來，老人們神色跟往常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