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克勤／祕密警察的祕密與人類學者的自我田野之旅──《他們說我是間諜》導讀

文／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這是一本很難歸類的書。這本書有好幾種可能讀法，而每種讀法都保證帶給讀者收獲與刺激。

凱薩琳．韋德瑞是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也是研究共產主義社會實態的先驅。韋德瑞自承從小對「鐵幕」背後的生活既好奇又害怕，從研究所時因緣際會（看地圖！）對羅馬尼亞發生興趣，到成為第一批進入羅馬尼亞的美國人類學家，只有短短一、兩年。剛開始進行田野研究時，甚至對羅馬尼亞語文沒有很好的掌握。但她整個學術生涯、友誼、個人情感生活、以及自我認同，在一九七三年開始田野研究之後，很快地和羅馬尼亞無法分離。以羅馬尼亞鄉間與城市進行的田野觀察與訪談為基礎，加上歷史檔案研究，韋德瑞的研究廣及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的農村社會歷史變遷，羅馬尼亞共產主義社會的民族意識與認同，共產主義下實際的生活經驗（大哉問！），屍體、葬禮與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東歐政治，還有共產主義時期與共產主義瓦解之後的土地改革（集體化、私有化、財產歸還）。她的著作都是研究東歐共產主義的重要參考，甚至是跨學科小經典，也毫不意外地成為英語學界不同學科中，訓練以現代東歐為研究領域的研究生時都會使用的基本教材。在英語世界的羅馬尼亞研究與東歐研究社群，她是當之無愧的帶頭學者之一。

韋德瑞在二○○六年得知，羅馬尼亞共產時期惡名昭彰的國安局（Securitate）不但有她的祕密監控檔案，而且她作為「被害人」還可以調閱。並不是每個前東歐共產國家都如此開放祕密警察檔案。韋德瑞在半是朋友催促，半是好奇下，於二○○七年申請調閱，二○○八年獲准拿到兩千七百多頁的檔案，比英國歷史學家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據以寫成《檔案：一部個人史》的東德國安部資料，足足多了兩千多頁。《他們說我是間諜》是韋德瑞讀了自己的檔案之後，進行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的反思性研究，寫成的半回憶錄。

在閱讀國安檔案時，韋德瑞發覺自己被（親密的）朋友與尊敬甚至喜愛的同事打報告，被全天候直接監控甚至偷拍半裸照片，在報告中被安全局線民與官員捏造、歪曲與醜化她的行為。韋德瑞承認讀自己的檔案是痛苦的經驗，但她的學者本色不改，決定要利用這些檔案來了解羅馬尼亞共產國家的監控體系，進而認識在這個監控體系下的社會與人際關係。

這兩千多頁的檔案，韋德瑞從頭到尾讀了四遍。從失望、憤怒、恐懼，讀到後來覺得趣味橫生，她以生動的語言和非常個人的經驗，抽絲剝繭，試圖了解如此利用並扭曲人際信任的體制，如何形塑被監視的對象（「間諜」）、打報告的線民、以及負責監控的國安局官員等所有人的內在自我認同和外在行為，還有他們之間因監控創造出的關係。國安局檔案之外，她又加上自己一九七○與八○年代的田野筆記、書信與回憶，以及二○○八年以來閱讀國安局檔案時自己當下的反應（包括心情變化），還有訪問相關人士等四重資料互相比對與綜合，將自己的經歷與反應當成民族誌與歷史研究的對象。有時她像祕密警察一樣，將過去的自己化身為第三人，創造距離，不留情地分析當時作為人際互動網絡一分子的自己。這本書是環繞被監視對象「薇拉」（韋德瑞的「邪惡分身」）所生產出的各種紀錄，延續學者韋德瑞一貫的興趣：了解共產主義下的社會與日常如何運作。

但《他們說我是間諜》也像是偵探小說。韋德瑞利用國安局的檔案，一步步揭發羅馬尼亞祕密警察眼中的美帝間諜、匈牙利民族主義支持者、危險煽動家、有中傷羅馬尼亞國際聲望可能的「薇拉」的「真實面貌」，以及她是如何以及為何需要被建構出來。自我民族誌給了韋德瑞一個機會與工具，認識天真、熱情、自以為是—以為只要自己大方坦蕩，就不會招致安全單位惡意—的一九七○年代美國研究生凱絲。看她如何成功打入羅馬尼亞地方社會，但也惹上當時並沒意識到的長期麻煩。自我民族誌也讓韋德瑞重返一九八○年代，回顧那位在第一本著作中因為無關緊要的細節，而無心「傷害當地人民族情感」，又因頻繁拜訪當時陷入經濟困難、對外國人充滿疑懼的羅馬尼亞，而招致當局疑慮的助理教授；更協助她理解當時悲喜參半的經驗，以及她的研究經歷神祕波折的原因。二○一○年代的資深學者韋德瑞，則嘗試引導她的朋友／線民解釋他們為何答應協助國安局，並辨認監視她的祕密警察，設法找到後者進行訪談。她試圖析理前祕密警察迷人、正常、甚至「樂於助人」的外表下的目的與方法。這部分讀起來最像偵探小說，而且這裡的偵探願意坦白揭露自己充滿困惑與挫折、並不總是成功的調查。

《他們說我是間諜》也是有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與懺悔錄性質的回憶錄。讀者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從懵懂的研究生，逐漸變成自信的人類學家和半個本地人，探索當地社會也探索自己。但韋德瑞也很坦白地批評自己從事田野期間的天真與大意（不要像她一樣有太多性關係！）以及自己進入異文化生活時，因為原有的六○年代左派信念與我族中心觀點，忽略美國官方對她的叮嚀（當時覺得太過冷戰心態、妖魔化東歐），低估了國安局的能力與影響，直接間接造成許多親近的朋友（甚至是愛人）與同事被國安局盯上，被迫做出困難的選擇或受到直接迫害。她非常自責自己為朋友帶來的磨難。在書裡，除了有幾位為她付出高昂代價卻仍拒絕與祕密警察合作的死忠朋友，並沒有太多英雄人物，包括她本人在內。韋德瑞自己承認，作為半個外人，她可以選擇離開羅馬尼亞；而如果她是本地人，很可能像大多數人一樣，在國安局威脅兼利誘的高明心理操弄下屈服。她的經驗提醒讀者，現實中困難的道德選擇沒有完美的答案，通常也沒有惡有惡報的結尾，只有無盡的灰色地帶和矛盾。

的確，韋德瑞在面對朋友與同事成為線民，甚至捏造謠言與不堪的謊言迎合國安局官員時，最初的反應是困惑，繼之則是憤怒，覺得被背叛。但她也注意到自己會不自主地尋找理由，想瞭解成為線民的朋友同事，並為他們開脫。她甚至會想「保護」前祕密警察，找理由不讓他們身分曝光。就因為朋友打過自己的報告，一刀斬斷數十年友情並不容易，但這並非韋德瑞心腸特別軟。一九八九年革命之後，在羅馬尼亞與其他前共產東歐國家的公眾之間，要求揭發密告者與祕密警察是主流意見；而實際的指認與公開譴責，用韋德瑞的話說，甚至成為一種公共「消遣」。韋德瑞的直覺態度，似乎與當地公眾不同。但在日常生活中，她發現很多東歐人並不願意或不想公開揭發、譴責打過報告的親戚朋友。和韋德瑞一樣，這些東歐人有很多考慮。第一，什麼是「朋友」與對認識的人有哪種道德義務，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同的詮釋。第二，不是每個線民都是熱心的告密者。有些人被迫和祕密警察合作，但又不想害人，就報告無關緊要的小事，希望矇混過去。每個線民的「過錯」與造成的傷害是不能一概而論。第三，被監視的「被害人」與線民之間，並非只是孤立的友誼與信任關係，也非甲有沒有「背叛」乙這樣單純的道德問題。他們都生活在複雜而重疊的社會網路之中，都同時擁有多重的人際關係。祕密警察聰明地利用每個人在真實世界中的「社會性」：如果你不答應和國安局合作，你的家人、工作或其他關係會受到明顯壓力；而你的美國學界同行（或朋友）韋德瑞，最多也就是每年來待幾週或數月而已。大部分羅馬尼亞人（或是任何人）會覺得哪些關係比較重要、哪些人需要優先保護？其實不難猜到。在壓力下人們通常會在不同的關係與道德義務之間進行衡量取捨。對他們的行為進行沒有脈絡的價值判斷，不但劃錯重點，而且是自以為是、強人所難。

韋德瑞研究國安局監視體制得到的洞見，就在於祕密警察的「社會性」。事實上，他們並不總是祕密的。他們是社會的一分子，是鄰居、同學、親戚、朋友。許多人知道他們為誰工作，住在哪裡。有些祕密警察甚至成為線民的朋友，在一九八九年後還繼續來往。更重要的是，他們會幫忙喬事情、解決困難的問題。有些人甚至自願提供情報，成為監視體系內的「志願者」，來交換一九八○年代普遍稀缺的生活物資與其他協助。人們也知道可以跟祕密警察討價還價，甚至協商出某種恩庇關係。作為共產政權的主要打手，祕密警察常被描繪成是利用恐怖手段與暴力，以及隱密到似乎無所不在的形象，來創造恐懼、恐嚇人民。但他們真正的祕方，是透過建立和操弄人脈來控制社會。韋德瑞提醒讀者，把祕密警察當成妖魔鬼怪，持續冷戰時期反共論述中的刻板印象（「隱形而可怕」），不但無助於了解國安局與類似監控體制的真實運作，而且還協助掩蓋一九八九年革命之後，舊共產政權的鷹犬常在新政權、資本主義經濟中找到生涯第二春的事實。他們不但覺得自己過去的行為沒有錯，甚至認為自己繼續吃香喝辣是理所當然、祕密警察被汙名化是不公平的。韋德瑞指出，他們與他們服務的體制，確實傷害了成千上萬的公民。了解他們的工作方法與動機是一回事。但他們逃避責任、甚至自視為受害者，是她不能接受的。不過，作為半個外人與學者，韋德瑞並不覺得自己有資格公開他們的名字。而對於親密朋友成為打她報告的線民，她的反應相當複雜且矛盾。她既想了解與幫朋友開脫，又無法完全釋懷。就這點來看，韋德瑞誠實地記錄自己和讀者都無法逃避的難題：處理「不義的過去」不但困難，也沒有讓所有人都滿意的作法。歷史永遠不是，也不可能是黑白二分的道德教化故事。

韋德瑞的半回憶錄／自我民族誌／偵探小說／監控體制分析，對英語世界讀者來說，主要的現實關懷是國家與大資本監控體制的威脅。尤其近十餘年來美國人意識到，他們必須檢視、提防九一一事件以來，國家反恐政策與社群媒體電子監控雙重夾擊的後果，這是本書研究與寫作的主要脈絡。對於臺灣讀者來說，本書的現實連結可能稍有不同。身處後威權社會，臺灣讀者大概會注意到韋德瑞書中討論，羅馬尼亞社會在一九八九年革命後對共產政權與其打手的態度，以及面對歷史不義和傷痕的實際做法。也一定會對本書中刻劃的祕密警察與線民報告監控體制，如何影響信任與人際互動甚至個人心理，有好奇與共鳴之處。而韋德瑞對曾經擔任線民的朋友與祕密警察的訪談，以及她提出有關祕密警察並不自外於社會、而是依賴人脈工作的洞見，更可能對討論臺灣戒嚴時期的歷史，仍然多少著重在大敘事、重大案件與高層決策、與受害者承受的傷害，但監控體制的成員與日常運作仍然形象不清，以及預設受害人與加害人清楚二元對立等盲點，有所啟發。韋德瑞自承會讓大部分羅馬尼亞人不快的決定，例如在書中不揭露祕密警察與線民的真實身分、盡量避免道德判斷、強調了解社會實作經驗與結構因素先於譴責個人行為，對於關心轉型正義相關議題的臺灣讀者來說，也是有用的參考。

對於關心歷史的讀者，這本書還有個重要的面向：情治機關監控檔案的使用與限制。以檔案為主要研究材料的職業歷史學家，多半從經驗中磨練出對於檔案資料一種健康的懷疑態度。我自己在檔案館行走得到的教訓，最重要就是「冒煙兇槍」（the smoking gun，指最關鍵且直接的證據）可遇不可求。檔案是為特定目的、特定時空、甚至各懷鬼胎的人士產出的紀錄。它們經常無法直接回答我們的問題，反而製造更多麻煩與挑戰。它們絕對不是毫無修飾地反映完整事實的鏡子。沒有太多爭議的官方日常文書已是如此；政治敏感性高又不受監督，且為了證明自身存在必要和強化影響力，而使從組織到個人都有誘因去虛構、誇大威脅的祕密警察（他們與「威脅」共生），所留下的檔案更是如此。

《他們說我是間諜》是警惕研究者如何運用此類檔案的絕佳範本。韋德瑞在讀自己的檔案時，常認不出那位祕密警察眼中危險的間諜「薇拉」，就是她自己。雖然他們有線民的詳細報告，某些時刻甚至是幾乎全天候的跟監，偷印她的筆記，攔截她的書信，竊聽她的電話，甚至偷拍她的活動。但祕密警察是帶著有色眼鏡，以先入為主的架構，蒐集關於她的大小情報，並以此建構出一個平行世界和她的分身。這還是預設線民與祕密警察都不是無能之輩，而各種收集來的情報多少可靠，沒被刻意扭曲。但是在書中有不少例子，顯示線民對國安局官員避重就輕，或是為了迎合後者而無中生有。又或是國安局人員引導線民的報告，好寫出自己想要的內容。甚至有自以為了不起的國安局官員，還常把基本資訊搞錯（到了八○年代中還以為韋德瑞讀的是歷史學，而且研究所還沒畢業！）。線民與祕密警察在互動中各取所需，而他們又各有目的。寫下的報告成為檔案，內容到底反映了多少「事實」，而「事實」又如何被鑲嵌入不同的脈絡中詮釋與使用，都成為研究者解讀時的挑戰。如果連當事人都認不出檔案中的自己，天真無警覺地盡信檔案字面資訊，或要求研討者、討論者必須以字面資訊作為最權威的證據，恐怕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傷害。

東歐共產時期各國祕密警察有收集資料的偏執，因而生產出相當豐富的檔案。但卷宗會隨案件發展移轉，而國安局人員也會持續進行選擇性的檔案保存與汰除。韋德瑞看到的檔案雖然巨量，但已經是有意無意之間，經過選擇留存下來的部分。她使用這些檔案時已不偏聽，盡量參照自己的田野紀錄、書信，以及對線民和祕密警察的訪談與調查，用多角度編織自己的故事與分析。可是面對這些事實含量可疑的檔案，她最重要的工具，其實是研究問題與方法：使用歷史檔案做研究經驗豐富的韋德瑞，並不奢求從這些檔案中直接求取各事件的表面「事實」。她想得到的，是分析檔案紀錄所反映出檔案生產者與檔案預期讀者的心態、視角、預設、目的、運作方法，生產檔案的過程與社會關係之間的互動，以及她個人對這些紀錄的反應。問了對的問題，在歷史脈絡中解讀，精細地對比其他材料，並隨時反思和挑戰自己的反應與解讀，這些檔案仍然是認識過去的寶庫。

《他們說我是間諜》是兼具深度與好讀的著作，是臺灣罕見的羅馬尼亞社會研究，也是從親歷見聞角度出發的東南歐現代史與冷戰學術史。它提供難得的機會，鼓勵讀者從實證且反思的角度，而非抱殘守缺地繼續依賴二十世紀中葉極權主義理論或是免不了虛構的文學與電影，來認識歐洲共產主義下的生活與祕密警察監控體制。無論是為了認識常被遺忘的歐洲角落，或分析在極端環境下自我身分的多重建構，或是找尋面對臺灣現代史陰影的他山之石，甚至是欣賞先驅女性學者反思來時路，《他們說我是間諜》都值得一讀。至於貫穿全文，韋德瑞與羅馬尼亞友人之間的真摯感情，與四十餘年不斷的緊密人際連結（她的美國連結反而無法如此長久），也提醒我們：祕密警察檔案雖然黑暗，但人際友誼也無比強韌。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之《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