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絢/七個童年與一場戰爭—《天真的目擊者》導讀

書名:《天真的目擊者》
作者:瑪莉蓮.亞隆 
出版社:貓頭鷹/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3月8日
書名:《天真的目擊者》
作者:瑪莉蓮.亞隆
出版社:貓頭鷹/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3月8日

文/張亦絢

七個童年與一場

從幾句摘要開始。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併吞奧地利與部分捷克斯洛伐克:說德語,但被標籤為猶太人的蘇珊,以捷克公民的身分,到英國避難與求學(第六章)。一九四○年春,德國侵入丹麥與挪威,並揭開占領法國的序幕,剛抵擋完蘇聯入侵的芬蘭也不得歇息,再陷烽火:喜歡編報紙的小記者史蒂娜經歷了兩次遷徙,先到以薩米人為主要居民的拉普蘭,再到瑞典(第五章)。法國分裂為受德軍控制的「被占領區」與法國反抗軍仍活躍的「自由區」,四歲的布里奧特在「自由區」等候被德軍俘虜的父親歸來(第二章),五歲的菲利浦則從法國海外轉而投靠親維琪(通敵政權)的外公家,那是在被占領區盧昂附近的小城(第三章)。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參戰:九歲的美國移民瑪莉蓮開始節制她對餅乾的想望,幾年後,她才會知道一樣留著辮子的表妹與其家人,葬身集中營(第一章)。

得來不易的書寫

任何單一作者,都很難完成上述跨國跨語系,如此豐富的匯聚。《天真的目擊者》是精心編纂的成果。作者瑪莉蓮.亞隆與其夫婿歐文.亞隆,在台灣擁有眾多讀者,但這本書的性質又更特殊。

台灣讀者有時對歐美二戰書寫有若干誤解。我們往往以為這些文學生產得非常快,且容易得到共鳴。在《逃,生》一書中,本身是「二戰之子」,也是兒童人權與心理學專家的西呂尼克(Cyrulnik)認為,「八○年代初期,話語的『解凍潮』才出現」,如今我們感覺「家喻戶曉」的普利摩.李維,「遭到許多出版社拒絕〔……〕,一九四七年書出版的當年,總共賣出七百本書。」二○一七年,根據莒哈斯原著《痛苦》改編的電影《莒哈斯的漫長等待》,對歐洲極力壓抑二戰相關記憶的社會共謀,做出還擊―為什麼到了二○一七年,電影還在重返二戰記憶?因為遺忘仍在場,記憶必須一再重生。

童年、個人史與比較幸運的孩子們

《天真的目擊者》與禁忌的關係並沒有那麼直接,七段「童年往事」,沒有哪個敘述者經歷過集中營― 他們是相對「比較幸運的孩子」―然而,這並非不會造成現身的猶豫:既然比較幸運,我的話語值得聆聽嗎?我立刻會想加以比較的是《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與《原子彈掉下來的那一天:三十七個孩子的手記》兩書。

《美麗與哀愁》選了二十二個年齡與職業皆不同,生活在一戰期間的人物敘述,因為作者不想談戰爭的前因後果,而是「戰爭感覺起來的模樣」―這一點,與《天真的目擊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天真的目擊者》以不同作者各自的聲音構成,「童年」更是通常只有當事人才握有鑰匙的祕室,以個人史來說,它更脆弱與不為人知。《原子彈掉下來的那一天》邀約兒童發言,讀者可能預期讀到的是恐懼或悲泣,但最後發現,兒童訴說的遠大於原爆,他們的感受包括對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與對其他人的惦記―換言之,那不只是一個事件,那是「一個世界」。《天真的目擊者》也帶有「給出我的世界」的動人特質,但它是成人自我與兒童自我的協作,還加上了時間沉澱的優點。除了接近口述的臨場感,讀者應也會驚異於諸篇的文學性。

回憶的文學性與轉型正義第二波

回憶不是現成物,它考驗的不只是記性―在它最理想的狀況裡,回憶就如同每個人的指紋般獨一無二,但唯有某些心理素質,如承擔真實的堅毅、接受矛盾的寬宏以及溝通意願,才能使獨特性浮出。換言之,必須付出個性與努力。從書中資訊判斷,《天真的目擊者》其實有一個奮不顧身的編選者,以各種方式挖掘,能對此領域有所貢獻的作品與作者―它還蘊含了將戰後世界納入了解後,對更早前「二戰敘事」的反思與回應。這本書是帶有拓展視野的精選,而非簡單的綜合集結。

戰爭或集中營的倖存者本身即有多樣性―然而,在比較主流的傳播裡,這些多樣性往往未被聚焦,結果造成了若干不幸的誤會:認為以猶太族群為中心的記憶政治,壓縮了對其他同樣受迫害,但嚴重情況不等的族群的認識空間。在最糟的情況下,歐洲也偶有以「起義」姿態抵制大屠殺記憶的事例。儘管我不贊成上述粗暴的態度,但對能更積極澄清誤會,納入差異的敘事性,當然更加贊成。《天真的目擊者》就代表了意識光譜更細緻的「轉型正義第二波」。

在首段提到的那五章裡,都觸及了物資匱乏、分離、喪親等「共相」,但也同時兼及移民、非裔或混血歧視、「國別不等同語別者」等非典「殊相」―二戰期間,在「疏開」主題下,關於兒童因遷徙而擴大文化接觸圈(新城市或新鄉間),進入不同社會合作組織(如各式寄養)等正面經驗,在本書也多有迴響。此已有卓絕的影像作品,如一九七一年出品的《樹林裡的屋子》(La Maison des bois)―但在七小時的長片中,還看不到任何女童,《天真的目擊者》做了極大的補白。不過,在這五章中,戰時與平時的均衡性並未被破壞殆盡,我想就此種均衡性遭到更大摧殘的兩個章節,稍作介紹。

出門在外的行動者與基層納粹之子

第七章是唯一有提問協助者出現的敘事,主角有很大的困難進行自述。當年他十五歲,已在匈牙利加入抵抗納粹暴行的祕密行動。脫下被保護者的身分成為保護者,使其不若其他兒童有「天真」的庇護,並暴露在必須機警的極端暴力情境中。他使我們注意到「兒童行動者創傷」 ― 台灣自二二八以來,或是香港的反送中,都存在兒少抵抗者,我們也需有更高的敏感度,認知這個面向。

此外,第四章中,溫福瑞的憶往,不但溯及對美國大兵雷的同性傾慕萌芽,他也不只是「納粹的孩子」。因為不聽母親囑咐,他偷看到作為德國警察的父親趕猶太人上火車的一幕(通常開往集中營)―「天真的目擊者」一語在此,最為苦澀。天真不只在於兒童身分的無辜,也因為「天真」(不聽話本就是兒童天真的表徵),不期然地成為殘酷的證人。

二○一六年,台灣翻譯出版有《納粹的孩子》,研究對象都是位高權重的納粹子女,其中有緊抱父母納粹遺志的,也有一生都以此為戒為恥者―相較於《納粹的孩子》,溫福瑞描摹了「比較普通」(且數量絕對較為龐大)「基層納粹」之子的經歷,筆法與《納粹的孩子》自有距離的不同。「兒童對遠來客的同性格差戀」,多少令人聯想到呂赫若的<玉蘭花>。許多留白,因為作者不任意填滿,而得以兼具開放性與證言性。

兒童與戰爭的今與昔

十八世紀,伏爾泰對歷史的偏狹有過這樣的嘲諷:「高盧人除了國王、大臣與將軍之外,再無其他人了。」我們同樣可以說,戰爭並非「除了總統、將軍與士兵,再無其他人」。透過書寫,賦予世界更具存在感的童年目光,確實是民主深化的進展。事實上,二戰期間,曾受救援的兒童難民,如今頂著蒼蒼白髮,仍在為新的戰爭兒童難民請命―守護兒童的文化傳承下來了。然而,用戰爭以外的手段解決紛爭的政治智慧,似乎還步履蹣跚。這本書裡的生命故事,除了留給我們勇氣,也在在提醒我們,天真目擊者的遺憾與淚光,尚在人間未曾減。

●本文摘自 社 出版之《天真的目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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