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絢／七個童年與一場戰爭—《天真的目擊者》導讀

文／張亦絢

七個童年與一場戰爭

從幾句摘要開始。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併吞奧地利與部分捷克斯洛伐克：說德語，但被納粹標籤為猶太人的蘇珊，以捷克公民的身分，到英國避難與求學（第六章）。一九四○年春，德國侵入丹麥與挪威，並揭開占領法國的序幕，剛抵擋完蘇聯入侵的芬蘭也不得歇息，再陷烽火：喜歡編報紙的小記者史蒂娜經歷了兩次遷徙，先到以薩米人為主要居民的拉普蘭，再到瑞典（第五章）。法國分裂為受德軍控制的「被占領區」與法國反抗軍仍活躍的「自由區」，四歲的布里奧特在「自由區」等候被德軍俘虜的父親歸來（第二章），五歲的菲利浦則從法國海外轉而投靠親維琪（通敵政權）的外公家，那是在被占領區盧昂附近的小城（第三章）。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參戰：九歲的美國移民瑪莉蓮開始節制她對餅乾的想望，幾年後，她才會知道一樣留著辮子的表妹與其家人，葬身集中營（第一章）。

得來不易的二戰書寫

任何單一作者，都很難完成上述跨國跨語系，如此豐富的匯聚。《天真的目擊者》是精心編纂的成果。作者瑪莉蓮．亞隆與其夫婿歐文．亞隆，在台灣擁有眾多讀者，但這本書的性質又更特殊。

台灣讀者有時對歐美二戰書寫有若干誤解。我們往往以為這些文學生產得非常快，且容易得到共鳴。在《逃，生》一書中，本身是「二戰之子」，也是兒童人權與心理學專家的西呂尼克（Cyrulnik）認為，「八○年代初期，話語的『解凍潮』才出現」，如今我們感覺「家喻戶曉」的普利摩．李維，「遭到許多出版社拒絕〔……〕，一九四七年書出版的當年，總共賣出七百本書。」二○一七年，根據莒哈斯原著《痛苦》改編的電影《莒哈斯的漫長等待》，對歐洲極力壓抑二戰相關記憶的社會共謀，做出還擊―為什麼到了二○一七年，電影還在重返二戰記憶？因為遺忘仍在場，記憶必須一再重生。

童年、個人史與比較幸運的孩子們

《天真的目擊者》與禁忌的關係並沒有那麼直接，七段「童年往事」，沒有哪個敘述者經歷過集中營― 他們是相對「比較幸運的孩子」―然而，這並非不會造成現身的猶豫：既然比較幸運，我的話語值得聆聽嗎？我立刻會想加以比較的是《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與《原子彈掉下來的那一天：三十七個孩子的手記》兩書。

《美麗與哀愁》選了二十二個年齡與職業皆不同，生活在一戰期間的人物敘述，因為作者不想談戰爭的前因後果，而是「戰爭感覺起來的模樣」―這一點，與《天真的目擊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天真的目擊者》以不同作者各自的聲音構成，「童年」更是通常只有當事人才握有鑰匙的祕室，以個人史來說，它更脆弱與不為人知。《原子彈掉下來的那一天》邀約兒童發言，讀者可能預期讀到的是恐懼或悲泣，但最後發現，兒童訴說的遠大於原爆，他們的感受包括對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與對其他人的惦記―換言之，那不只是一個事件，那是「一個世界」。《天真的目擊者》也帶有「給出我的世界」的動人特質，但它是成人自我與兒童自我的協作，還加上了時間沉澱的優點。除了接近口述的臨場感，讀者應也會驚異於諸篇的文學性。

回憶的文學性與轉型正義第二波

回憶不是現成物，它考驗的不只是記性―在它最理想的狀況裡，回憶就如同每個人的指紋般獨一無二，但唯有某些心理素質，如承擔真實的堅毅、接受矛盾的寬宏以及溝通意願，才能使獨特性浮出。換言之，必須付出個性與努力。從書中資訊判斷，《天真的目擊者》其實有一個奮不顧身的編選者，以各種方式挖掘，能對此領域有所貢獻的作品與作者―它還蘊含了將戰後世界納入了解後，對更早前「二戰敘事」的反思與回應。這本書是帶有拓展視野的精選，而非簡單的綜合集結。

戰爭或集中營的倖存者本身即有多樣性―然而，在比較主流的傳播裡，這些多樣性往往未被聚焦，結果造成了若干不幸的誤會：認為以猶太族群為中心的記憶政治，壓縮了對其他同樣受迫害，但嚴重情況不等的族群的認識空間。在最糟的情況下，歐洲也偶有以「起義」姿態抵制大屠殺記憶的事例。儘管我不贊成上述粗暴的態度，但對能更積極澄清誤會，納入差異的敘事性，當然更加贊成。《天真的目擊者》就代表了意識光譜更細緻的「轉型正義第二波」。

在首段提到的那五章裡，都觸及了物資匱乏、分離、喪親等「共相」，但也同時兼及移民、非裔或混血歧視、「國別不等同語別者」等非典「殊相」―二戰期間，在「疏開」主題下，關於兒童因遷徙而擴大文化接觸圈（新城市或新鄉間），進入不同社會合作組織（如各式寄養）等正面經驗，在本書也多有迴響。此已有卓絕的影像作品，如一九七一年出品的《樹林裡的屋子》（La Maison des bois）―但在七小時的長片中，還看不到任何女童，《天真的目擊者》做了極大的補白。不過，在這五章中，戰時與平時的均衡性並未被破壞殆盡，我想就此種均衡性遭到更大摧殘的兩個章節，稍作介紹。

出門在外的行動者與基層納粹之子

第七章是唯一有提問協助者出現的敘事，主角有很大的困難進行自述。當年他十五歲，已在匈牙利加入抵抗納粹暴行的祕密行動。脫下被保護者的身分成為保護者，使其不若其他兒童有「天真」的庇護，並暴露在必須機警的極端暴力情境中。他使我們注意到「兒童行動者創傷」 ― 台灣自二二八以來，或是香港的反送中，都存在兒少抵抗者，我們也需有更高的敏感度，認知這個面向。

此外，第四章中，溫福瑞的憶往，不但溯及對美國大兵雷的同性傾慕萌芽，他也不只是「納粹的孩子」。因為不聽母親囑咐，他偷看到作為德國警察的父親趕猶太人上火車的一幕（通常開往集中營）―「天真的目擊者」一語在此，最為苦澀。天真不只在於兒童身分的無辜，也因為「天真」（不聽話本就是兒童天真的表徵），不期然地成為殘酷的證人。

二○一六年，台灣翻譯出版有《納粹的孩子》，研究對象都是位高權重的納粹子女，其中有緊抱父母納粹遺志的，也有一生都以此為戒為恥者―相較於《納粹的孩子》，溫福瑞描摹了「比較普通」（且數量絕對較為龐大）「基層納粹」之子的經歷，筆法與《納粹的孩子》自有距離的不同。「兒童對遠來客的同性格差戀」，多少令人聯想到呂赫若的＜玉蘭花＞。許多留白，因為作者不任意填滿，而得以兼具開放性與證言性。

兒童與戰爭的今與昔

十八世紀，伏爾泰對歷史的偏狹有過這樣的嘲諷：「高盧人除了國王、大臣與將軍之外，再無其他人了。」我們同樣可以說，戰爭並非「除了總統、將軍與士兵，再無其他人」。透過書寫，賦予世界更具存在感的童年目光，確實是民主深化的進展。事實上，二戰期間，曾受救援的兒童難民，如今頂著蒼蒼白髮，仍在為新的戰爭兒童難民請命―守護兒童的文化傳承下來了。然而，用戰爭以外的手段解決紛爭的政治智慧，似乎還步履蹣跚。這本書裡的生命故事，除了留給我們勇氣，也在在提醒我們，天真目擊者的遺憾與淚光，尚在人間未曾減。

●本文摘自 貓頭鷹出版社 出版之《天真的目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