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位女性小人物的視角看歷史，重新認識現代世界的形成──《她的世界史》

文／琳達‧柯利（Linda Colley）

她這輩子

伊莉莎白．馬許的一生，一方面是非常驚人地非典型，另一方面，她的人生又透露了非常多的事，奇特，而有代表性。母親在牙買加懷上了她，而她很可能是混血兒。她在媽媽肚子裡橫渡大西洋，從京斯敦（Kingston）抵達英格蘭。這是她這輩子多次越洋旅程中的第一段，從此開啟了一個受海洋影響不比受陸地影響小的人生──而且就算上岸，也都是在一連串的國際口岸與河畔都市中度過。孩提時，伊莉莎白．馬許往返於朴次茅斯、查坦（Chatham），以及航行中的皇家海軍（Royal Navy）戰艦下層甲板之間。一七五五年，她跟著家人移居地中海，先是在梅諾卡（Menoca）生活，接著因為法軍入侵而被迫離開，前往直布羅陀。一七五六年，她被人強行帶往摩洛哥（但這也是她自己的行動造成的結果），成為最早幾個與當時的摩洛哥代理蘇丹──西底．穆罕默德（Sidi Muhammad）長時間親身接觸的所謂歐洲人，深入西底．穆罕默德位於馬拉喀什的王宮內苑，還差一點淪為性奴隸。這位未受過多少教育的造船工人之女，也成為第一位以馬格里布（Maghreb）為主題，以英語寫作並發表的女性。

一七五〇年代晚期，以及一七六〇年代初、中期，伊莉莎白．馬許在倫敦過著波瀾不驚的生活，結婚生子，同時看著丈夫從事西歐、東歐、北非、北美大陸、加勒比海，以及南美洲部分地區與亞洲的貿易。她也和他一同計畫移居到佛羅里達。好景不常，破產迫使他逃往印度，而伊莉莎白．馬許也在一七七一年前往印度與他會合，乘坐著當時唯一曾兩度環航世界的船隻，經由里約熱內盧與開普敦，航向印度次大陸。然而，她並沒有在兩人位於達卡的新家中停留太多時間。把她年紀尚輕的兒子短暫送到波斯，把女兒送回英格蘭後，她在一七七四年十二月走海路前往馬德拉斯（Madras）。

接下來十八個月，她把大部分的時間投入於造訪、探索東印度與南印度的聚落、城鎮與寺廟，過程中創作出一部最奇特而扣人心弦的次大陸陸上遊記，在當時無人出其右──無論男女。在這一趟亞洲之旅中，她最親密的同伴是一名沒有結婚的男子；儘管伊莉莎白．馬許在一七七六年終於在達卡與丈夫團圓，但這一回為時依舊不長。從一七七七年末至一七八〇年中，她再度動身，先是從加爾各答航向英格蘭，接著（經過一年以上的秘密計畫）又乘船航行了至少一萬兩千英哩的距離，重返印度次大陸。當時，為了支援新生的美國，法國、西班牙戰艦與私掠船都投入戰事，她無視於這些戰船，展開自己最後幾趟迂迴的航程，也是因為美國獨立戰爭的某些遙遠回音，影響了她丈夫在亞洲的生意和生存，威脅到她的孩子和她自己。

從這個角度看，雖然伊莉莎白．馬許幾乎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傳奇冒險故事人物，但若以這種方式看待她，卻會忽略她這輩子最吸引人的部分，以及背後的一切因素。說來實在非常詭異，馬許一再捲入大地理範圍的事件與壓力中。甚至連她個人人生中的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編按：指出生、成年、結婚、死亡等，人從生命的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的過程）也是如此。她出生的環境（像是她父母的相遇與婚姻），她所受的教養本質，她第一次婚約遭受的破壞，她的婚事安排，以及人生階段的一一揭開，她對人到中年的反應，以及她的兩個孩子最後所接受的教養──所有這些，而不光只是她的旅行與她的寫作，都受到跨洲發展的影響。對伊莉莎白．馬許來說，實在沒有辦法能穩穩妥妥，一刀兩斷，將她個人的生命，與整個世界和不斷加速的變局切割開來。這就是她的苦旅（ordeal）之性質。在她活在世界上的半個世紀中，受到大環境影響的程度，大部分都是她所無法控制的情勢之故。這既是因為她的男性親屬從事的職業，也因為她是一名沒有收入職業、無法獨立自主的女性，因此地位不穩，容易受影響。這既是因為她自己，也是因為她的大家族和不列顛的關係，以及與不列顛那向四面八方伸出觸角、爭議的帝國之間的關係。更有甚者，這也是因為她所處時代的全球情勢。但是，伊莉莎白．馬許所經歷苦難之強烈和無情，同樣也是由她是個什麼樣的人，以及她所做的決定造成的結果。

她的家人

伊莉莎白．馬許的父親、祖父與曾祖父，以及許許多多的堂表親，都是造船工人、船員，或是海圖與地圖製圖師。因為他們的緣故，她這一輩子都跟皇家海軍以及大海密不可分。當時的皇家海軍，是少數影響力確實及於全球的組織之一。至於大海──借用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說法──則是「通往世界各國的浩瀚聯絡公路」。馬許的叔叔與弟弟都是行政人員，為不列顛政府收集資訊，是用紙筆克服距離的人。她的丈夫詹姆斯．克里斯普（James Crisp）是商人，同時從事合法與非法的長途貿易。他的生意範圍遍及世界的兩大海上帝國──西班牙與不列顛的海外領土各港口與生產中心，而且交易的還是全球各地都有需要的商品：鹽、糖、棉織品、漁獲與茶葉。他跟當時最重要的跨國貿易公司──不列顛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EIC）合作，後來馬許的兒子、女婿、許許多多的「堂表兄弟」，最後連她的印度混血孫子，都跟公司合作。

她的丈夫也牽涉殖民地土地投機買賣與移民安排，她也是。她的哥哥與許多「堂表兄弟」擔任軍官，在沙場上為帝國效力。不過，歷來讓最多人飄洋過海，來往於大陸之間的動力，卻是跨大西洋西非奴隸貿易。成為伊莉莎白．馬許之母的女性，很可能也是出身於這種流動。馬許的丈夫當然也涉及同一類奴隸貿易，只不過是另外兩個系統的奴役與奴隸來源──北非與亞洲。馬許本人也直接捲入其中：她曾經是奴役的目標，卻也曾是奴隸主。

由於整個大家族的關係，伊莉莎白．馬許因此與當時全球變局的若干主要力量接觸：日益擴大的海上交流；跨洋與跨洲貿易；政府對於知識與文字情報的細緻運用；帝國侵略、殖民、移民、戰爭、奴役與奴隸貿易的步調加速……等等。數以百萬計的人捲入上述之一或幾種力量。伊莉莎白．馬許則是受到這每一種力量所影響，被它們推著走。之所以如此，多少跟她的性別以及不穩定的社會地位有關。身為在經濟上必須依賴他人的女性，她常常被各個男性成員帶著走。結果，他們的職業，他們的遷徙，以及他們與其他社會的接觸，也常常使她深陷其中。

在這一點與其他方面，跟伊莉莎白．馬許處境最相像的同時代人就是歐勞達．伊奎亞諾（Olaudah Equiano，約一七四五年至一七九七年）。這位曾經為奴的非裔後代，憑藉自己的文字與旅程，成為一位既是非洲人，亦是不列顛人的「世界公民」。尤其是，伊莉莎白與歐勞達兩人都跟皇家海軍、奴隸貿易，以及文字有關；他們也都懷有一種一再重塑自我的驅力。他們的人生雖然不同，但本質上卻極為相似，都是在龐大的地理空間，以及寬廣多元的文化環境中展開。因為兩人之間有共通點。伊莉莎白．馬許和歐勞達．艾奎亞諾一樣，她選擇了動，也非動不可。他們都是出於本能熱愛旅行，但除此之外，他們也都因為從屬於他人，而被迫旅行：艾奎亞諾是因為曾經為奴，而馬許則是個未能財務獨立的女性。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這兩位憑己力成為旅人與作家的人，在世的時間相當重疊，而且兩人都跟（當然也不只跟）不列顛及其帝國密切關聯。

她的世界

伊莉莎白．馬許生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降的數十年。此時，整個歐洲與部分的美洲（其他地方亦然）見證了世界各個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之間彼此相連，這樣的意識，正在成長。與外界接觸更多、受過經典教育的男男女女們，自然注意到，有一種今人稱之為「全球化」的爆炸性高速發展，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你不妨說，此前的世界已經消散無影蹤了」，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的這句話，是在描述西元前三世紀。但他又接著說，因為羅馬帝國的征服，「歷史漸漸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義大利與利比亞（Libya，指非洲）的命運兩相交織，與亞細亞與希臘的命運結合，而這一切的結果都指向同一個目的地。」自波利比烏斯以降的史家，不斷指出其他同一類的「全球瞬間」：比方說，在十三世紀末時，貿易是如何一度能將印度與中國部分地區、勒凡特（Levant）、波斯灣，以及歐洲各口岸和城市國家的商人聯繫起來；西班牙於一五七一年征服馬尼拉，是如何開創出亞洲、東南亞、美洲與歐洲之間全新的貿易、遷徙與貴金屬交易體系。儘管如此，十八世紀前後不同類型的全球連結演化之速度，在西方和其他地方觀察家眼中，是全新的發展。「一切都在變化，而且必須再度變化」，雷納爾神父在他的《東西印度群島史》（History of the Two Indies，一七七〇年）中如此主張。這本書是當時對歐洲與亞洲、非洲、美洲間接觸，最有影響力的探討與批評。我們也可以援引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一七七七年擲地有聲的說法：「人類的地圖一口氣全部展開了」，讓我們有機會「瞬間看見其全貌」。

這種整個世界顯得更加緊密交織的感受，在不列顛本國可以明顯感受到，而伊莉莎白．馬許本人的人生也深受其影響。海洋就是這種「連結性」最主要的載體與標誌──一位作家曾經在一七六〇年，稱大海是「浩瀚的相聚地點」；而且她也有充分的理由知道，不列顛同時擁有最強大的海軍，以及最龐大的商船陣容。終馬許之一生，這些海上的優勢讓不列顛（以及法國與俄羅斯）得以逐漸開拓、入侵太平洋地區。太平洋佔據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而歐洲人過去對這裡的認識不僅有限，而且並不深刻。不列顛和法國從馬許出生前、在世時一直打到過世後，打了一系列的戰爭，波及的地理範圍無情地擴大。最後，倫敦方面得以成為世界上最遼闊，範圍也最廣大的帝國。如同日耳曼地理學家約翰．克里斯多夫．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所言，到了一七七五年，不列顛已經成為唯一能強勢干預地球上每一個大陸的強權（雖然不盡然能站穩腳跟，程度也不見得深入）。

此外，不列顛雄心壯志的貿易，奴隸貿易的恐怖規模，不列顛人海外移民的增長，以及高產的印刷業與消費主義──這一切都影響了伊莉莎白．馬許的個人經驗──激發出一種對世界廣袤，人性多元的鮮活認知，超越了眾人所處的政治階級。如果一七六〇年代伊莉莎白人住在倫敦時，家裡景況一直很好的話，說不定她會買個口袋地球儀（這在當時是日益受到歡迎的小東西），或是把錢花在一系列的新地圖集、百科全書、報紙和童書上──這些都讓人感覺到「以迷你的方式打開這個世界」。這一類工藝品與製品的增長，使人感到世界更容易掌握，甚至能放進口袋中。

不過，伊莉莎白．馬許的生命經驗與認同變化，可不只跟不列顛帝國有關；就好比這個時期各大洲、各民族與各個海洋之間相互關係的成長，絕不只和不列顛與其他西方強權的施為及野心有關。馬許的誕生，跟上百萬西非人被迫遷渡過大西洋有間接，甚至可能是直接的關係；她生於倫敦而非牙買加，也跟西非人在牙買加揭竿起義有關。她的生命軌跡自始至終深受不列顛船隻、軍人與商人現身全球，影響力日增的事實影響。但她的人生同樣因為某個摩洛哥統治者而劇烈轉變──這位統治者試圖建構自己的世界秩序，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馬格里布、奧斯曼帝國，與東西歐、亞洲以及後來的美國等地的商人聯繫起來。倫敦、巴塞隆納與利沃諾（Livorno）固然為她的故事提供了背景，但巴斯拉（Basra）也是，波士頓也是，達卡也是，馬尼拉也是。伊莉莎白．馬許的人生之所以不斷經歷轉變，部分是因為受到來自歐洲之外的一連串影響與干預，也是因為其中的行為者們各自從不同觀點看待世界。她受的苦同樣也跟她自己，跟她是什麼樣的人脫不了干係。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之《她的世界史》緒論，完整全文請見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