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在南部鄉下住習慣了，即使已行走蹣跚亦不願隨我們來台北，彼時我們的經濟狀況不佳，小小的二樓租屋是城市中的鳥籠，樓梯狹窄，上下不便，不若鄉野農舍那般自在。
你明天就來上班吧，做煎台。老闆娘說完，拿了一份菜單給我，叫我回去背起來，還不忘加一句，你會認火腿和培根嗎？
我想到自己生第一胎時，也是到孩子呱呱墜地時才知道孩子的性別。那時我們在大陸，因為計畫生育政策，醫生不得告訴產婦孩子的性別，防止惡意墮胎。
我常在想，這無形流逝的時光中是不是隱藏了一間當鋪，我們把生命時光切成碎片，典當，換取想要的物質生活，過程中失去健康就是我們需付出的代價。
我在校門口開早餐店，竟然不知道國中會考的時間，確實是有點白目，不過認真說起來也情有可原。每天學生上學時段都是我最忙的時間，拼命趕出客人餐點這件事就已佔據我所有的腦容量。
第一次見到公公是在1999年8月。車緩緩駛進家屋門口的空地。先生說，到家了。我抱著還不滿一歲的孩子從車上下來。第一眼我看見的不是風景，是站在門口的公公。
運動賽事總是充滿了魔力，牽動著許許多多運動迷的心。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完全沒有運動迷的國家，只是各國人對於運動賽事的整體偏好都不太一樣。
1999年，我在台灣過第一個除夕。晚上八點，我準時坐在電視機前看春節晚會。我在中視、華視、台視三台之間轉來轉去，結果越看越失落，怎麼也找不到收看央視春晚的那種感覺。
這幾日寒流來襲，路上的行人、騎士紛紛穿起了厚重的冬衣。我出門時也把自己穿得像一顆粽子，生怕露出一顆米粒般的極致包覆。我在大陸的家鄉冬日裡會下雪。台灣即使寒流來襲氣溫也比我的家鄉高出許多。曾經台灣的寒在我的感受裡只是些許涼意，可是一個地方住久了，吃、穿、思想、身體感應，生命個體的方方面面都會與之相融。
第一次看見陣頭，我非常驚奇，拿著相機跟拍，傳回老家給親友們看。第二次看就不再有新鮮感。再後來它變得像吃飯睡覺那樣的平常，因為台灣宮廟遍布南北，供奉的神百千種，祭祀神明的大、小陣頭不斷，住久了，初遇的驚奇被磨成了平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