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紹宇／《富都青年》： 關於愛，也關於愛的無能

對台灣觀眾而言，今年馬來西亞電影可能格外有存在感，無論碰觸性別議題的《虎紋少女》，處理國族傷痛的《五月雪》，以及挖掘移工處境的《富都青年》，這些電影不約而同傳遞著共同訊息──是身分，是認同，更是一趟追逐過程。這些議題之所以存在於馬來西亞電影，是偶然嗎？

馬來西亞的多元種族，反映於政治、社會與文化中，也因此帶來衝撞和對抗。它們背後應運而生的力量，成為電影中往絕望深淵照去的一束亮光。其中最絕望的一部，非《富都青年》莫屬。

它的絕望是結構性，是整體社會所帶來如壓迫般的無形牢籠。哥哥阿邦（Abang）與弟弟阿迪（Adik）相依為命，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格。身為聾啞人士的哥哥刻苦耐勞、安分認命；相較哥哥，弟弟橫衝直撞，總是沒想後果便一頭栽入。兩人無親無依，只盼在這偌大的世界中，找尋容身之處。

電影開頭便定調著環境氣味，觀眾隨哥哥阿邦的背影，走過吉隆坡市中心的嘈雜市集──當地人稱「巴剎」（Pasar），意即馬來語的「市場」──迎面而來是許多不同長相、膚色的移工，他們來自各處，因命運交會在此地落腳。這裡是「半山芭」，是華人聚集的一帶，也被稱為「富都」（Pudu）──是《五月雪》中殘酷悲劇的發生地，在超過半世紀後仍是某些人的地獄，特別是那些無籍移工。

馬來西亞導演王禮霖的首部劇情長片，將這個離台灣有些遙遠的馬國風景帶到我們面前。透過這對沒有身分，也無法獲得身分的兄弟，鏡射其後更廣大的移民現狀。片中角色都在尋找自己的身分。哥哥阿邦的聾啞設定，使他心理與身體上皆被抹去聲音；弟弟其實有父親，卻不願與其相認。兄弟倆一個活在陰暗裡，一個見得了光，但都試圖在無望世道中成為彼此的盼望。不僅僅是兩兄弟，那位向他倆伸出援手的跨性別者「Money姊」亦然。無論是被迫飄零，或自願拋棄，這些人被逼到暗處無人聞問，奮力活著，卻活成了別人的死角。

飾演聾啞哥哥的吳慷仁，在片中表現多年來演技集大成，演繹角色跨度大的這位演員，過去這些年展現他的多變。然而此次他將表演中的「放」捨棄，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細膩的眼神轉換。這種角色無法言語的設定，對演員來說可能是限制，也能是機會，而吳慷仁巧妙將限制轉化成良機。

他掌握手語節奏與情緒，削弱過往常見的表演氣質，返璞歸真，反倒塑造無語一角更強大的張力。片末那場自白口語戲，從平靜到憤怒，從憤怒到悲哀，層次分明，直至全片阿邦極具力道的唯一台詞──那是彷彿控訴全世界，卻又不知該責備誰的無奈，更是面對不公平命運的投降。

一向溫柔堅忍的阿邦，努力維持住的理性到那刻才真正潰堤。即使無聲，但絲毫不影響情緒傳遞，反而聚焦於細微表情的情感流轉，貢獻極具渲染力的表演強度，無聲勝有聲。

撐起全片的功臣不可能單憑一人，吳慷仁與飾演弟弟的馬來西亞演員陳澤耀相互成就，賦予帶著悲劇色彩的兄弟情誼更多厚度。具有明顯角色旅程的弟弟阿迪在片中既是哥哥同類，又像是他的對照，那些「戲」都存在於生活感十足的表演當中，吃飯、工作、睡覺，場場的自然都相當不易，更非一蹴可幾。

《富都青年》是部感性多過理性的作品，混雜許多議題，包含聽障、種族、移工、體制，甚至跨性別族群等，在有限片長內不易梳理清晰，因此有些輔助角色的勾勒便會不夠完整，如能僅聚焦於移工兄弟情誼，也不必然失了格局。儘管劇本有未臻純熟之處，作為王禮霖的長片出道作，他將鏡頭對焦那些平時照不見光的族群──我們可能稱之「底層」也許標籤為「貧民」，但並非是「上對下」的位置，也避免成為博取同情的工具。雖有煽情成分，然更似觀察與呈現，不論對社區環境，抑或對生活在其中的眾生相，都能看見導演扎實的田野調查，也令人期待他後續還會帶來什麼樣的作品。

《富都青年》是一部關於愛的電影，相對地，它也是一部展現「愛的無能」的作品。乍聽矛盾，其實不然，兄弟倆之間的情感，在社會現實之前渺小不堪，可正是那份盼望，使哥哥窮盡全力欲改變弟弟的生活，甚至犧牲自己也無妨。對於劇中重要真相的隱瞞，也是哥哥對弟弟的莫大溫柔，更因此使弟弟從原先四處惹禍的性格，走上懂事的正軌，即便悲劇宿命依然沒有轉圜。

這群被社會放逐的人們，試圖爬上高處，期盼動搖階級，只是連身分都沒有的他們，如何生存便是難事，遑論改變？原以為努力點便能游上岸，終究發現注定身陷苦海，那條翻身界線堅不可摧，一次次將人打回貧窮輪迴。電影後半帶來的情緒撩動，很快是空虛無力襲來。因為《富都青年》讓人看見那些徒勞，它沒有提供我們光亮，更沒有解方，而電影確實也不該為現實負責。

活在邊緣的人們，都跳著可能的最後一支舞，只有那時，才能暫時讓人離開現實，不去想那不曾存在的世界，也不去想別人眼中的「苟活」，其實已是他們竭盡所能活著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