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婉琦／當我也成為記錄移工故事的寫作者──讀簡永達《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2015年開始，我從台南關廟移動到台北生活，遇上一群關心移工議題的台灣人與印尼移工。那時起，假日跟印尼朋友相聚，是陪伴我得以在異地生活的重要元素。我們一起玩耍、吃飯、講心事。

也因為當時在移工相關組織服務，在移工議題的小圈子裡，或坐在台北車站大廳時，我與朋友經常遇見幾種人，他們想探問身旁的印尼朋友一些事：做作業的大學生、找題目的研究生、藝術家、紀錄片導演與記者。

永達就是那個經常穿梭在我的議題朋友之間的記者，從〈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這篇報導開始，我就知道他在寫移工相關的故事。後來，我也開始了寫作之路。我除了把永達當成學習的對象，他與我似乎也一直保持著微妙的距離，我們對彼此都是。

而這次，讀完了永達的新書《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春山出版），我一直在想，那個距離是什麼呢？

較早時，我其實不敢書寫這些年在印尼移工朋友圈的生活所見，因為那時在台北車站大廳，每每遇到來找題目的研究生或野心勃勃的創作者，我會有點害怕，或有種矛盾；那種矛盾是，希望對方不以獵奇的心看待我的朋友、不希望朋友被消費。

但同時，這樣的心情也困住了我。我陸續在菲律賓移工的選美舞台、印尼移工的Bigo Live睡覺直播畫面裡，看到一些讓我真心感到趣味極了的東西。我真的很想跟朋友們分享，可是，我可以寫嗎？

在嘗試著成為寫作者後，我看見了我與永達相像的部分：我們都小心翼翼地維繫與移工之間的友誼，同時希望可以獲得移工議題工作者的台灣友人的認同，需要時時證明自己；我們會在某場訪談或與報導人的相處中，發現對方終於將你視為好友，或感受到我們關係更近一步，走路回家時，會非常欣喜與感動。我們都成為寫作者的時候，不僅開始思考自己在職生涯上的追求與進步，同時批判自己：有沒有愧對報導人，自己會不會為求表現或好作品，而沒有在這些朋友面前，好好做一個善良的人。

這些掙扎，我想是每個從事報導寫作的非虛構寫作者沒說出口的日常。我也覺得這些心情，就像城市裡被隱蔽的第一廣場，它們不在視線可及處，對我們來說卻很重要。我們是從那些地方找到亮光，開始書寫移工──這群大眾陌生的臉孔。

我從台北車站開始探索移工的故事，永達的敘述核心則是第一廣場。我知道我們的取徑不同，我想以人類學的角度，說說我觀察到的移工生活特殊現象；永達以社會學觀點與新聞的敏銳取材，宏觀地看各國東南亞移工在台灣被困住的制度，還有他們的社群生活。但我們都試圖以自己能力可及，盡力敘述隱蔽在主流視角以外的移工生命。

閱讀永達的新書，原本感覺有距離的永達，竟在書中靜靜以第一人稱出現，描述自己從一開始在報導工作中為求表現與嘗試新題目，而逐漸認識移工、尋找受訪者的心情。記者在報導中，時時要謹慎使用「我」這個第一人稱的觀點。閱讀永達重新整理過去報導而寫成的這本書，很像一個從不跟你說話的人，忽然在書中綿綿地跟你說了很多他其實也經歷過的受傷與掙扎，讓我覺得，我好像沒有這麼怕他了，他似乎跟我很相像。

讓我感到訝異的是，讀至一半，才發現永達與我一樣，都對「移工來台灣就是單純為了家庭、為賺錢」這個千篇一律的敘述感到質疑。認識印尼移工友人四年後，好友英塔利對我說，其實她們來台灣多半是為了逃脫；逃脫一段感情的挫折、婚姻的失敗，或家中欠債，再也無力償還等等。他們想從「失敗的自己」逃走。永達的書中則提到其他原因：「有時就連形塑出國的決策過程都是半推半就」、「我出國是為了自己」、「我看到很多人來台灣，我就來了。」

在永達的書裡，我也看見一些熟悉友人的身影，或是我在採訪中沒有發現的部分。我在2017年一場台南的菲律賓選美比賽中，第一次認識選美模特兒Roger（即永達書中提到的Jake），後來才在永達的故事理解更多Roger細微的個性、他的過去人生與未來。我也在《移工怎麼都在直播》一書中，探索移工在不同年代交朋友的生態與方式，永達也在他的書中點出，他們熱衷參與社群活動，是為了交朋友，這樣遇到困難時才有朋友圈可以協助。

閱讀至最後，當我看見謝誌裡，永達寫著：「我在南投的鄉下出生長大……」他說他在城市也是外來者，看見移工生命中的隨遇而安，或專注地想靠個人野心翻身，讓他感覺自己不孤單。我覺得我好像也終於理解了他。移工給我移居台北的歸屬感，永達在移工身上看見自己。移工不是他者，而是每個「我」，每個原本讓你感覺有距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