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紹宇／《親愛的母親》：當體貼成為鐐銬，當愛成為牢獄

人與人關係中，「愛」是個奇妙存在──無愛，可能是一切悲劇的根源。然而明明兩人愛著彼此，有時卻像枷鎖般折磨著對方，明明想為彼此好，卻只是帶來反效果──那麼這樣的愛，還算是愛嗎？

二十多年前，歌者唱著「我最深愛的人，傷我卻是最深」，如今匈牙利電影《親愛的母親》（Pilátus）裡頭對於母女關係的描述，正是這般微妙的相愛相困。片中，面對父親剛剛過世，擔心的女兒伊莎（Anna Györgyi飾）於是將母親安娜（Ildikó Hámori飾）接來城市與自己共住，一方面就近照顧母親，一方面也能增加母女相處時光，在家庭面臨劇變時相互慰藉，看似是個再好不過的決定。

只不過，事實卻正好相反，電影透過兩人對白，早早暗示雙方價值觀的差異，在母親眼中是回憶的家中擺設，被女兒認為是無用垃圾；母親慣用的廚具，則被女兒批評得一文不值，很快地，更多問題也將一一浮現。為了讓母親徹底休息的伊莎不願讓母親做家事，她總說：「妳不用擔心煮飯、購物、工作的事，只要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平常多出去放鬆閒晃，逛逛這個城市就好了。」然而，這般體貼，母親是否需要？

安娜雖正經歷喪夫之痛，並不代表她全然失去生活能力，她想煮飯給女兒吃，想自己清掃家裡，想正常生活，卻反被女兒訓斥。她懷念鄉間時光，想念自己過去熟悉的老家，但在繁忙的城市中，她的聲音沒人傾聽，她的心事無人知曉，過去種種日常頓時成了反常。安娜也仿若成為孤獨的游離者，遍尋不著自己的落腳處，情緒無從安放，安全感就此迷失，這般喘不過氣的生活使她無以為繼。

原以為的治癒與休息，隨著新環境翻天覆地的改變，反而又讓她耽溺於過往回憶裡。朦朧中，她總在幻覺裡看見自己過世的丈夫，清醒後，卻空虛發現自己孑然一身，更糟的是，一切都逐漸成為壓迫──忙於工作的女兒，效率至上的城市，好似沒有留給她一點空間徹底暫停，用她的方式好好消化哀傷。在女兒想像的母親形象裡，她只須坐在公園涼椅上餵餵鳥兒，發發呆就好了。但，母親真正需要什麼？女兒全然不理解，也無法理解。

諷刺的是，女兒剛愎自用的愛與孝順成為沉重負擔，體貼打造的生活環境反而成為森嚴牢獄，監禁著母親想自由的心靈。我們可能有過這樣的經驗，似乎當人老了或經歷某些人生重大轉折後，身旁人們看自己的眼神都截然不同了，我們不得不成為他們眼中的弱者，儘管我們從未需要他人如此相待。然而，我們又難以怪罪那雙出自善意的手，於是更加憋屈，更加無從言說，最終釀成母親爆發那句「我不需要幫忙！」的忍無可忍。

一個人的體貼，有時會是另一人的鐐銬，相較幾年前台灣電影《血觀音》以自身利益為名，實則情緒勒索的「我是對你好」，《親愛的母親》中家人之間的愛更為真實無奈，因為沒有哪一方是惡人，只是都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對方，缺乏溝通或溝通失能導致我們從未真正懂得對方需求，徒然用自以為對的方式去愛對方，誰知這樣的愛其實已然變質？

《親愛的母親》全片巧妙分為「土（Föld）、火（Tűz）、水（Víz）、風（Szél）」四章節，並以不同元素隱喻著母子關係的發展，從被迫遷家（土）、摩擦漸增（火）、兩人試圖修復關係（水）、到母親做下重大決定最終自由（風）。不同於華人世界中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歐洲則更常見「四元素」說法，並認為世界以這四個元素組合而成，在此部電影中與不同時期的劇情發展和母女關係形成微妙互文。

本片為一部改編電影，文本來自匈牙利國寶作家瑪格達・薩柏（Szabó Magda），她的成就橫跨文學、戲劇、詩歌、學術研究等多重領域，是當代文學界相當重要的作家，人們可能較熟悉她的小說《門》（Az ajtó）。這部電影則改編自她在1963年出版的小說《伊莎的歌謠》（Pilátus），同樣圍繞於兩個女人的關係，《伊莎的歌謠》被翻譯成十二種語言在全球出版，現今更躍上大銀幕，轉換影像語言訴說。片中亦引用作者話語「逝者不會回話」（A halottak nem felelnek.）作結，在一眾探討親子關係的影視作品中，本片切入點獨樹一幟，探討女兒對母親過度自我的關愛，如何將對方推得愈來愈遠，引領關係走向崩塌，是個相當特別的敘事角度，也十足耐人尋味。

因為是家人，所以更難拒絕。因為最親密，自認最理解，反而犯下至為嚴重的錯誤。家人終究是兩個不同個體，在不理解的狀況下，一味付出的善意不見得是祝福花束，反倒可能是難以抵抗的殘酷詛咒。最終，仍依然回歸至同理心，不強加自己的立場於他人，不摀住自己的雙耳杜絕溝通，或許是電影《親愛的母親》這段真實而哀傷的家人關係中，所欲教導我們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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