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漪文／當她們到海外工作

我在陪同做筆錄時，透過一點一滴的供詞，去理解台灣這座美玉之島是如何為辛勤的外籍婦女們，提供一片意想不到的喘息空間。

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她主動向專勤隊自首，希望能夠立刻返鄉和外遇的老公對簿公堂。

大姊在台灣工作將近二十年了，固定每個月寄錢回家，家裡有四個孩子和老父母。在這十幾年裡，孩子漸漸長大，最小的那個已經上大學，只差兩年就要畢業。

但當她在台灣辛勤工作的同時，她的老公有了別的女人，甚至要賣掉她辛苦存錢買到的一塊地。

「無論如何都要阻止！」捍衛血汗錢的念頭，讓她出來自首返鄉，即使理性上評估，應該多躲藏兩年工作，等孩子畢業比較好。

在偵訊錄影停止以後，我悄悄問她：「現在到處封鎖邊境，沒有飛越南的班機，不知道排隊等到幾時才回得去。且自首以後不得工作，不能賺錢，妳知道嗎？」她倒是堅定回答：「不管了。我一定要回去阻止老公賣地，那塊地是我買給兒子的！」

長期以來，我的生活圈很小，來回走動只在家裡和校園之間，交談對象多是師長和同學，直到2008年左右，我才第一次跑田野，接觸不一樣的世界。

記得在當時，台灣的外籍看護工仍以北越女性居多，我跟著《四方報》團隊來到某處外勞聚集的小公園，一位姊姊坐在花圃的邊緣，一邊望著自己負責照護的老先生，一邊吐露心事：「我喜歡出來工作，我沒想到做家務可以換到錢，而且每天下午帶老人家出來散步，我還能夠休息。在老家根本不可能這樣。每天，天還沒亮，我就要到田裡工作，再回家煮早餐，接著去市集買菜、煮午餐、收拾家裡、整理院子、煮晚餐，一直忙到天黑，沒有錢，也沒有人跟我說一聲謝謝。」

那一次的閒聊，使我意識到，出國幫傭竟是第三世界國家婦女找到生存價值的途徑，艱辛卻珍貴。

全球化的推動力讓婦女有機會出遠門。她們第一次搭長途客運，從鄉下到首都，第一次到國際機場，搭上班機，抵達一個陌生的國度。即使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雇主家裡，但不一樣的生活文化，也算是開了眼界。

女人們賺到錢的興奮與幸福感可以在媽媽的雜貨店裡感受得到，尤其是印尼姑娘們採買了很多的砂糖、沙拉油、洗髮精、即溶咖啡粉，打包海運回老家，那種能給予的快樂表現得太鮮明了。

在海外幫傭的婦女不僅有了收入，更得到無血緣關係的雇主家庭的感謝，讓她們找到了傳統婚姻之外的自由和自我。

這種幽微的感受未必被意識到或被大方承認。她們努力賺錢，匯回老家給孩子、老公、親生父母與公婆，承擔養家責任的背後難道不是一種彌補嗎？彌補自己回家的次數稀少，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缺席，甚至有人已經不習慣家鄉的生活。

從到香港到台灣，從日本再到中東，老家需要修房子、買牲口、買機車、醫藥費、學費、巧克力，透過電話傳來的需求源源不絕，大姊們就更加難以歸鄉了。

不過，有一條底線：「老公外遇可以，就是不能動到孩子以及我給孩子的財產！」

長時間居住在台灣的大姊看起來是把自己照顧得不錯。她的服裝整齊、頭髮潔淨，談吐溫和，然而故鄉傳來的消息，打亂了她的心。

她無法判斷疫情所造成的現實非比尋常。若不能夠立刻飛回去，又該如何挽救那塊要被老公賣掉的土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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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渾身散發著病氣的大姊前來專勤隊自首。

2007年的時候，她來台灣擔任看護工，期滿六年，積攢了一筆錢就回家了，想不到老公外遇，背叛了她，兒子也沉迷賭博，他們甚至逼她掏錢還債。

在家待半個月，舉目只見現實一片漆黑。

她就在網路上找到了偷渡掮客，以五千美元的代價，持假護照搭飛機，再次闖關台灣。

這一回，她待了十餘年，四處打工維生，掃落葉、洗碗、除草等，平均每個月賺兩萬五千元，不租房子，借住在不同朋友的家，節吃省用，每個月剩下一萬五千元，偶爾匯錢給爸媽或姊妹。

直到某一天，因為身體下半部異常疼痛，她才去診所查驗，結果是大腸癌和乳癌。

醫師勸她必須立刻去大醫院尋求治療，否則性命難保。

可是，她在台灣既沒有護照，也沒有居留證和健保卡，只能跟診所多要一些止痛藥撐著。

於是，她決定回越南，她覺得越南醫療費便宜。

筆錄結束後，大姊扶著腰椎喊痛。她緩慢地移動步伐，讓我想起另一名偷渡的女人。

女人無比瘦弱，頭髮稀疏。她在掃廁所時昏倒，被同事送往台大醫院，終於才面對自己健康亮紅燈的事實。

這兩名處境極類似的女人，選擇隻身在台灣飄泊與打拚，只因為故鄉並沒有給予她們溫暖的支持。

台灣的好處是兩性較為平等，尤其對異鄉人來說，老闆們不必細聞細問，只需雇用她們，準時支付微薄薪資即可。

她們會努力工作，努力賺取晚年所需的存款，希望以後回去可以好好生活。

比起老家的層層牽絆與束縛，台灣對傷心的女人來說，真是好太多了。

●摘自寶瓶出版《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法律之前，不讓移工喪失權益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