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錦／鄧稼先，為中國大陸造出第一顆核彈，也賠上自己生命

中國大陸在睽違四十多年後，於2024年9月16日再次試射洲際彈道飛彈（ICBM），並飛入太平洋海域。

這次測試，大陸事先通知各方，但是美國卻攔截不到，應該使他們感到吃驚。分析家認為，這是大陸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發出警告，表明在區域局勢升溫之際，大陸具備強大的威懾力。

根據《CNN》報導指出，此次發射是大陸近四十多年來首次在太平洋上進行ICBM的測試，類似的測試上次發生在1980年，當時大陸從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向南太平洋發射了首枚東風-5型洲際彈道飛彈，飛行距離超過八千公里。

大陸未公布此次發射的飛彈型號，但最新的東風-41型洲際彈道飛彈射程可達一萬兩千至一萬五千公里，足以打擊美國本土。

專家分析，大陸罕見的宣布這次測試，意在警告美國及其盟友，尤其是針對美國在台灣海峽及其他鄰近海域的行動。「如果台灣海峽爆發衝突，美國本土將面臨攻擊的威脅。」而且，也是對亞洲盟國的警告，展示了大陸在同時面對多重戰線的能力。

在現今世界，一個國家沒有核子彈，幾乎就沒有國際地位。中國大陸有核子彈，所以能挺得起腰桿。但因為與其他很多國家制度與理念不同，有了核子武器，反成為被圍攻的目標。

大陸的核子彈得來不易，過程很煎熬。沒有先進工具，使用算盤、計算尺和紙筆來處理天文數字的資料。「土法」居然「煉出鋼」來。

1958年8月的某一天，擔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的錢三強，對三十四歲的青年鄧稼先說：「中國要放一個大炮仗，要調你去參加這項工作。」

當時中國有「三錢」，都是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是空氣力學，錢偉長是應用力學，錢三強是核子物理學。錢三強說的「大炮仗」，就是指一顆原子彈。

1956年2月1日晚上，中南海懷仁堂大擺宴席，毛澤東宴請全體政協委員，剛於1955年十月突破艱難險阻從美國回到中國大陸的錢學森，拿著自己的號碼牌，尋找第三十七桌。招待人員看到了，趕快過來跟他說，他的席次被毛主席改動了。原來毛事先看了宴客席次表，他把錢學森的位子從第三十七桌提到第一桌，坐在他右邊。毛進場入席，對錢學森說，美國人說你一個人抵五個師，我看還不止。毛問了最重要的一句話：「中國如果要製造原子彈，你看行嗎？」錢學森肯定的回答：「當然行！美國人能做的事，我們中國人都能做！」

於是，中國決定要製造原子彈。

毛澤東有願景，錢學森有信心，但事情要有人做，這就是錢三強找上鄧稼先的原因。

鄧稼先，1924年出生，安徽懷寧縣人。他父親鄧以蟄是留美博士，擔任清華、北大哲學教授。鄧稼先五歲入小學，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基礎。1935年他上了中學，與比他高兩班，且是清華大院鄰居的楊振寧結為好友。1937年北平淪陷於日軍，在父親安排下，鄧稼先去了昆明，並於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又與楊振寧同學。

1945年抗戰勝利，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回到北平，受聘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1947年通過赴美留學考試，第二年秋進入普渡大學。由於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並通過博士論文答辯。那時他只有二十六歲。

1950年八月，鄧稼先在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後，便辭謝了師長和同學的挽留，決定回國。同年十月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此後的八年間，他潛心於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3年，與許鹿希結婚，她是北大醫學院的畢業生。

鄧稼先答應了錢三強去放「大炮仗」，同時也接受了嚴格的保密要求。他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庭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在那種環境中長大的許鹿希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機密的工作，也就不再多問。此後的二十八年，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學術刊物上和對外聯繫網絡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當時世界核子物理研發的情況是這樣的：1941年五月，日本就開始研究原子彈，但跑遍日本和朝鮮，也沒找到可供開採的鈾礦。德國製造原子彈的計畫也因其他國家的阻撓而中止。只有美國可以成噸地生產核原料。

1958年八月開始，鄧稼先調入二機部九院任理論部主任，擔任原子彈理論設計的總負責人。研製工作一開始是有蘇聯專家指導解說的，但蘇共很快藉口當時正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日內瓦談判禁止核武器試驗，乃中斷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有關技術資料的承諾。這給中國原子彈研製造成重大困難。

依賴外援是靠不住的，壓在鄧稼先肩膀上的擔子越發沉重了。對於製造原子彈，當時大陸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自主研製，談何容易。從哪裡入手，是鄧稼先第一個要思考的問題。

鄧稼先終於找到了方向，他決定，從中子物理、流體力學、高溫高壓下物質性質等這三項，作為研究的主攻方向。不要小看這三個面向，這等於是找到了原子彈咽喉的位置。

接下來，鄧稼先把理論部的人員組成三個組，分別攻關。大家開始進入一個齊頭並進的繁忙期，他們用算盤、計算尺、手搖電腦，甚至用原始的紙筆來計算難以想像的大量數字，算完的紙一紮紮、一捆捆地裝在麻袋裡，堆滿了屋子。每一個數值都要反覆核對，確保準確無誤。一個關鍵資料算一遍要有上萬個網點，每個網點要解開五六個方程式。

1960年，他們曾經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題。蘇聯專家以前曾經隨口說出一個關鍵數值，鄧稼先帶領大家反覆演算了九遍，演算紙從地面堆到了房頂。最終證實蘇聯專家的數值是錯誤的。後來著名數學家華羅庚評價說，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一次計算。

1961年，經過整整三年的計算，鄧稼先帶領的研究人員終於敲開了原子彈設計的大門，原子彈的藍圖基本成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在沙漠腹地炸響。

在這巨大的蘑菇雲的後面，大家可能不知道，早在一年前，鄧稼先就已經率領原班人馬開始了氫彈的理論設計。

氫彈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在原子彈的基礎上提高一步就行了，簡單地說，原子彈是利用核裂變過程獲得能量。而氫彈呢，是利用核聚變的原理獲得能量，二者正好相反，好比是一個打碎一個合併。但是氫彈的聚變反應必須由原子彈裂變時產生的高溫來點燃。這就是為什麼氫彈的研製必須要有原子彈的緣故。

1965年年底，鄧稼先和另一重要同事于敏共同拿出了一個氫彈理論設計方案。經過1966年兩次熱核子試驗，證明了這個方案的正確。1967年6月17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氫彈的研製，中國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這裡有一組數字。從原子彈製成到氫彈爆炸：美國的間隔是七年零四個月，蘇聯的間隔是四年，英國用了四年零七個月，法國八年零六個月，而中國大陸呢，兩年零八個月。

大陸核武器研製基地，設在青海省會西寧市以北120公里處，平均海拔3500米，是人類高原反應的臨界點，從五○年代末到八○年代初，有數千名大陸頂尖科學家、上千名大學生和數以萬計的工人與軍人來到這裡，冒著嚴寒的天氣，又值「大饑荒」的年代，連吃飯都有問題，卻為研製原子彈和氫彈而拚搏，終獲成功。

1979年的一次核子試驗時，核彈從高空直接摔在地上，並沒有出現蘑菇雲。當時，作為理論設計總負責人的鄧稼先，硬是推開所有勸阻的人，登上吉普車親自去尋找碎片，查明原因。後來查出這次事故是因為降落傘沒有打開，與核彈本身應無關係，鄧稼先才放了心。但他因為與核彈近距離接觸，是否會受到輻射傷害，同僚和朋友都替他擔心。

1980年以後，鄧稼先迅速衰老，1985年，檢查出罹直腸癌，住進醫院。1986年六月，楊振寧回國，去醫院探望鄧稼先，兩人合拍了一張照片，這是他們一生的最後一次會面。照片上微笑的鄧稼先，身體裡正在大量出血。

即使躺在病床上，鄧稼先也時刻惦記中國的核武器發展事業。1985、1986年，他向中央提出建議書指出，世界核大國的理論水準已經接近極限，並且，他們已經可以達到電腦類比的程度，不需要進行更多的發展，因此很有可能通過限制別人試驗來維持自己核大國的地位。

鄧稼先敏銳的洞察，使中國大陸在核武器發展上繼續前進了十年，終於趕在國際全面禁止核子試驗之前，達到實驗室模擬水準。

1986年7月29日，大陸第一代核子物理學家、「兩彈元勳」鄧稼先與世長辭，享壽六十五歲。1996年7月29日，鄧稼先逝世十周年紀念日，中國進行了最後一次核子試驗。次日向世界宣布：暫停核試。

楊振寧和鄧稼先這兩位自幼相識的好友，在美國分手後，楊振寧得了諾貝爾物理獎，鄧稼先回國主持核武研發，各有不同的成就。不久，中美關係因韓戰爆發而惡化，直到1971年兩國關係和緩後，當時已加入美國籍的楊振寧，才在中共總理周恩來的邀請下回大陸訪問。

中國成功試爆原子彈與氫彈震驚世界，當時美國盛傳是因為受到一位名叫寒春的美國學者協助才得成功。寒春（1921-2010），英文名Joan Hinton，與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研究所同學，同是大科學家費米的學生。在研製原子彈轟炸日本的曼哈頓計畫中，她是費米的助手。因嚮往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活，1948年三月來到延安，1949年後到北京，從事奶牛養殖工作。中國製成核子彈，很多外國科學家認為寒春曾出手相助。

楊振寧1971年那次回到大陸時，首先要求與鄧稼先見面。當時文革尚未結束，鄧稼先還在青海原子彈研究基地應付紅衛兵的批鬥，周恩來立即把鄧接回北京參與接待楊振寧。當時有好幾位在青海的科學家已被紅衛兵整得死去活來。周恩來這道命令不僅救了鄧稼先，也解除了其他科學家的危運。

楊鄧相聚後，楊要轉往上海繼續參訪，鄧到機場送行。臨別前，楊終於忍不住問鄧：中國研製原子彈到底有無外國人參與？鄧因事涉國家機密，就跟楊說，你先趕飛機吧！鄧將此事報告周恩來，周說可如實告訴楊振寧。楊振寧離開上海前，接受上海「革委會」送行晚宴，有專人從北京送來一封信，是鄧稼先寫給他的：中國研製核子彈，完全沒有外國人參加。

據報導，楊振寧看了信，即離席走進化妝室，在裡面泣不成聲。這情節很動人，但它的真實性如何？我曾向台北資深媒體人、《楊振寧傳》和《吳健雄傳》作者江才健查詢。他說事情是真的，楊振寧曾親口向他證實，鄧稼先夫人許鹿希也對他這樣說過。

撇開台灣、大陸的政治立場不論，百年積弱的中國，有了抵禦外侮的核子武器，楊振寧或任何中國人的「百感交集」，自都非無因。

但應特別強調，核子武器只是防禦外侮，而不是對付自己同胞。兩岸的問題，仍應在理性和平的基礎上，經過協商得到解決。

（本文曾參考北京清華大學校史館、人民網、科學網和《中國科學報》。）

造出兩核彈，獎金二十元

張作錦

鄧稼先因「兩彈」的成就獲得國家特等獎，很多人問他，拿了多少獎金，他總是笑而不答。

1986年，楊振寧回國，在北京會見鄧稼先，也問起這個問題，鄧稼先夫婦終於回答了他。一張，十元。不對，是兩張，原子彈十元，氫彈十元。楊振寧不信，許鹿希嚴肅地說，這是真的，不開玩笑。當時中央撥了一筆獎金給研發單位，單位分給每個人十元、二十元，這是那時大陸「平均主義」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