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豐/遭遇時刻:共振與敘事

「星期五的月光曲」文學沙龍,由徐振輔(右)和黃瀚嶢對談。(圖/本報記者林俊良攝影)
「星期五的月光曲」文學沙龍,由徐振輔(右)和黃瀚嶢對談。(圖/本報記者林俊良攝影)

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的月光曲」文學沙龍,由徐振輔和黃瀚嶢對談。主持人《上下游副刊》總編輯古碧玲表示,兩人都由小說出道,相繼獲得文學獎,並出版個人著作,近年同樣關注生態書寫。

徐振輔畢業於台大地理所,研究台灣螢火蟲的復育。1990年代,台灣興起環保風潮,復育螢火蟲成為全民運動。他認為,許多計畫雖缺乏生態學意義,但帶來豐富的情感體驗,令他重新反思人和物種「遭遇」的意義。黃瀚嶢畢業於台大森林所,擔任自然解說員時,常思考能否在解說稿外「講出些不一樣的」。他舉例,一隻鳥飛過,既是生態系運作指標,也是原住民族占卜的文化象徵。故事史料的想像,行動力量的觸發,「遭遇」因此成為連接過去和未來的支點。

如今資訊發達,親身「遭遇」的意義為何?徐振輔說,比起閱覽資料的「知道」,親身「感受到」更能與認識對象緊密連結。真實在場的氛圍讓他察覺,自己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世界。黃瀚嶢補充,若具先備知識,現場觀察能共振出更深刻的感受。觀看和思考,最終依賴於實際的「遭遇」。

黃瀚嶢指出,生態書寫旨在傳達生態意義,不限於散文,任何文類皆可承載。但無論形式為何,必須能挖掘個人內在,連結物件的知識和文化象徵。他擔任解說員時,除了考察生物學知識,也會參考民族誌等文史資料。「遭遇」時種種出乎意料的瞬間,更是生態書寫的重要動力。徐振輔回應,生態書寫不同於傳統抒情散文,不以個人情感為主軸,而強調描述知識和客觀物件。當作品提出面對現實的觀點,有時甚至形似論文,故難以符合既定文類框架。

談及遠赴西藏追尋雪豹的作品《馴羊記》,徐振輔說,雪豹棲息於高山,是「明明真實存在,卻如神話般神祕的物種」。為了親眼目睹,他多次前往青藏高原,累積不少寫作的素材。黃瀚嶢則分享創作《沒口之河》的經歷,他希望透過敘事的空間安排,呈現台東知本部落的歷史和觀點,並追求更高層次的美感。過程中,他參與知本溼地的環境運動,高張力的「遭遇」隨著時間的推進,也改變了他的敘事方式。

古碧玲提到「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認為現代已不存在純粹的「自然」,「自然書寫」應改稱「環境書寫」,「野地景」的意義亦值得思索。黃瀚嶢以2015年自標本中發現的新種「台北脊頭鰓金龜」為例,探討其活體再次得見於台北植物園,究竟是多年來無人發現,還是環境忽然回到了百年前的狀態。另如台灣欒樹和黑冠麻鷺引發連鎖環境反應,所構築的新都市生態,除了可能是環境變遷的重要線索,也顯示在人類控制的地表,依然潛藏著野性的運作。地景蘊藏的祕密,如夢境中的意象有待詮釋。

徐振輔強調,當代無法分開討論人和自然,如何掌握人文、生態兩種知識傳統,是寫作者必須面對的難題。例如家燕築巢於騎樓,適應夜間活動,與人類共同創造新城市地景,便無法簡單以好壞二分法定義自然環境和人為介入的關係。他也反對妖魔化外來種,當棲地環境變化,適應力強的物種相應增加,不適應者則減少。群眾若因敘事帶來的情感凝聚力,傷害家八哥等「強勢外來種」,其實無助於解決環境保護問題。

兩位講者從自身研究和創作出發,延續聯副「文學相對論」的〈遭遇如何形構世界〉,並朗讀〈火的考古學〉、〈人如何成為螢火蟲〉和〈火與夢〉等作品,引領觀眾思考人和物種、環境的「遭遇」,以及如何形塑獨屬當代的敘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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