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瀚嶢×徐振輔／遭遇如何形構世界？（上）

令人意外、難以預測、受他者介入影響的瞬間

徐振輔：

幾年前出版的小說《馴羊記》裡，我曾拋出一個問句：「既然可以透過爬梳文獻，了解一切關於雪豹的生理學、生態學、外觀細節，以及被人類認識或遺忘的歷史，那麼對寫作者而言，實際遭遇還有什麼不可取代的意義？」當時的我沒有答案，但不曾碰見雪豹的遺憾，仍產生巨大的情感動力，迫使我幾度重返高原，至終寫下那本書。

遭遇意味著什麼？不妨來想像這個詞的使用情境──遭遇突如其來的大雨、遭遇令人發寒的老虎、遭遇久無聯繫的朋友。它描述的不是尋常事物的例行會面，而是令人意外、難以預測、受他者介入影響的瞬間。就像一列火車在行駛無數次的環形鐵軌上，突然被人拉下轉轍器，進入一條不知通往何方的陌生岔路。

這種循環時間的斷裂往往成為敘事的核心。比如在很多傳統部落，人們會圍繞火堆，講述森林、草原、大海上的遭遇，又或者談論令人期待、心生畏懼、可能發生卻尚未發生的潛在遭遇。對城市人而言，遭遇同樣在時空汪洋中為記憶定錨。維吉尼亞・吳爾芙在散文〈街頭出沒：倫敦冒險〉裡，描述自己以買鉛筆為藉口，在倫敦進行的一場冬夜漫遊。彼時迎面而來的燈火、店鋪、二手詩集、瑣碎話語、陌生男女，不斷挑動思緒與記憶，意識之流攪起陣陣漣漪。原本分離的諸多時空，在遭遇那一刻重新纏結。

與其他物種遭遇，則是自然觀察作為一項當代嗜好的根本特徵。我相信每個熱衷跑野外的人，都曾在發現特定物種時，體驗過一種精神振奮、脊背發麻，乃至如同神靈附體的感受。有時它會形成記憶的銘刻，改變一個人看待事物的方式，甚至對職業生涯選擇產生重大影響。英國人文地理學者Jamie Lorimer將這個瞬間過程稱為頓悟（epiphany）。

我們都有許多熱愛生態的朋友，不惜在野外消磨大把時光，只為求得一次短暫邂逅。有些人後來成為保育人士、生態學家、攝影師、調查員，又或者──像我跟瀚嶢這樣──成了寫作者。我不禁思考，遭遇那一刻究竟發生了什麼？它以何種方式在一個人身上留下痕跡？乃至形成社會現象？

往某些邊緣與縫隙游離而去

黃瀚嶢：

談及與其他物種的遭遇，腦中回溯至童年的情境。

或許是一九九◯年代左右，某種社會集體意識的烘托吧。仔細回想，國小的那些十分鐘下課，似乎在草叢樹叢裡抓昆蟲、撿蝸牛，翻閱圖鑑查找路旁野花的名字，這樣的「遭遇」，彼時已被稱為「自然觀察」的活動──早早就開始成為我刻意聚焦的重點經驗。在那個年紀，尋求遭遇的動機單純，彷彿只想滿足某種自我想像，某種狩獵與採集的潛藏慾望，與從兒童百科讀來的「博物學家」，這近乎神聖的名詞，結合在了一起。或許也因此，有意無意地，我繞過許多來自人間的可能體會，卻往某些邊緣與縫隙游離而去。那時並不知道，這種人世邊角，日後可能開展出遼闊的田野，甚至隱含著什麼救贖的可能。

近年因為幾個生態專欄的緣故，我確實非常渴求更多的野地經驗，某些動植物，哪怕一瞬的目擊也好，就那一瞬，像核定了書寫的資格。所謂資格，倒不是什麼非虛構的堅持，而是見過與沒見過，就形成意義上的鴻溝。即便是小說情節的創作，似乎內心就是不願在這類段落上進行虛構。如果說書寫是為了表達某種感受上的真實，那麼生態書寫的真實，彷彿正就建立在遭遇的描述之上──那麼多超乎預期的細節，點亮我的雙眼，或者，如果多數細節都在意料之內，遭遇的光芒就會黯淡許多許多。

想起中學時代，我努力記憶了許多圖鑑上的名字，像遠方故事的型錄，一旦在某處遭逢這些生物，那個瞬間，故事就來到眼前，或者，是自己抵達了某種遠方。不只生物體本身，包含整個時空脈絡，何時何地，何種自我狀態，這一切構成了敘事的本體。

有時想起這些年的翻閱、踏查，東拼西湊地建立物我關係，這些瞎子摸象的過程，或許反倒是在一個經驗匱乏的年代，逐步逐步建構出一個理想中的自我。遭遇，似乎同時建構了觀察對象的認知，以及自我的認同。

幾年前，我參與的知本溼地環境運動，後來成為散文作品《沒口之河》的那些記憶，或許也是源於某個遭遇的結果──臺東的保育團體發現了一對罕見的東方白鸛，在一團尚未被整理的歷史廢墟中落腳，於是開始聯繫上土地早年的主人卡大地布部落（又稱知本部落），因而有了知本溼地這個名字，成為未來反對光電運動的代號。鳥的降臨，足以改變土地的意義，建構社群的認同，就像所有伏筆，突然出現了融貫一切的結論，那確實是種頓悟。

或許，遭遇所建構的，已不只「自我」，而是創生了一個不曾被發展的「他-我」認同。在遭遇之前，我們都還不是後來那個，為了他者而行動的自己。

自然觀察往往強調行走

徐振輔：

究竟什麼樣的遭遇，才能成為瀚嶢所描述的創造性事件呢？我這裡嘗試回歸根本，將遭遇概念化為「分離的事物在移動中碰到一塊兒」的過程，如此它理應涉及兩種相反方向的運動：一個是我前往他者所在之處，一個是他者來到我所在之處。

多數人應該有過一種經驗，小時候參觀城市動物園，瀏覽世界各地蒐羅來的珍禽異獸──非洲的獅子、中國的熊貓、澳洲的袋鼠、印度的孔雀、南美洲的食蟻獸等等──儘管物種令人驚嘆，但圍欄中的牠們看來有些慵懶、無聊、意興闌珊，這讓你隱約感到惋惜，覺得這裡不是牠們真正的居所。就像約翰・柏格在〈為何觀看動物？〉 當中表達的困窘：「人們到動物園跟動物相遇，觀察牠們，看見牠們，實際上是對於不可能實現的遭遇的紀念碑。」

於是為了追求「真實的」遭遇，很多人選擇前往塞倫蓋蒂尋找獅子，前往新幾內亞尋找天堂鳥，前往青藏高原尋找雪豹。雖然物種本身沒有不同，但動物在那裡依照自身紀律行事，對周遭一切保持高度警覺和拒絕的權利。你不得不付出更多時間、體力、金錢，不斷調整感官與行為，才有機會（或許遙遠又短暫地）見上一面。相應的報酬是，你會得到跟在動物園截然不同的感受。

以剖析現代旅遊現象知名的學者 Dean MacCannell 斷言：「現代人被判決要去他處──任何地方──尋求本真性，看看能否在他者的簡樸、貧窮、貞潔或純淨之中瞥見一些蹤影。」如果放在自然觀察的脈絡下，他處指的正是其他物種，即生物意義上有別於人類的存在。自然觀察者盼望非人物種展示獨特的生命計畫，其魅力不只在於純粹的物種外觀，而是在於那具身體如何與環境產生關聯──豹子獵殺岩羊，雪地留下草書般的搏鬥痕跡；冰凍的溪流閃亮如鋼，禿鷲從空中目睹一切。人們渴望不被刻意編排、沒有中介的接觸，藉此從現代生活的緊密秩序中暫時解脫。當場景切換至動物園，魅力便煙消雲散。

正因如此，自然觀察往往強調行走，那是一種吻合人類感官速度的移動速度。這種行走不像過馬路、爬樓梯、上下班那樣，只是把身體從一個地點運輸至另一個地點，而是在某處徘徊、耐心等候野性，像一個懷抱願望的人耐心等候流星。生態愛好者常常用「跑野外」描述這項嗜好，若從路跡上看，那有時像是沒有目標的漫遊，但事實上，他們始終依循「朝向他者」的方向前進。

如此看來，遭遇必然涉及一塊名為「野地」的例外空間，以及一段「行走」的時間過程，且這兩者需要相互詮釋才能完善──野地啟發行走，而行走實現野地。

身邊就是野地

黃瀚嶢：

野地。我想起上個月，在午夜的林道邊，終於看到了野生褐林鴞的事。我們都知道這種大貓頭鷹的稀有，也始終以各自方式與其錯身而過。我曾在同一地區發現其吐出的食繭，撿到落下羽毛，也曾在附近林間聽見好幾次暗夜的鳴聲，光聽到，也是某種遭遇了吧？但真正看到那模糊的身影，在那個精準的時空定位──那根枯枝上，褐林鴞鼓起了白色的喉部，呼呼呼呼鳴叫著，就在前後不到十分鐘內，那些描摹不盡的感受，好像才真正觸及了這生物整全的存在。從我首度聽聞這種鳥類的傳說故事至今十幾年，這才終於足以成為一次堪可描述的經驗──那條林道，若我將為其書寫，才終於成為了我看過褐林鴞的地方。

其實我真正第一次「看見」這種貓頭鷹，是在動物園的夜行館──但那畢竟不能算真的看見。在動物園的經驗，幾乎與網路影片無異，近在咫尺，肯定比野外的觀察更清晰，還充滿了即時的解說資訊──然而這種遭遇，某種被管制與馴化的視角，在「生態觀察」的脈絡中，便幾無意義。

借用班雅明的詞彙，動物園這種設施，能帶來什麼遭遇的「靈光」嗎？我記得吳明益早年常提及一個例子，就是在河口目擊一排埃及聖䴉自天邊飛過，那很美，但又殘酷，因為埃及聖䴉是原生在非洲的入侵物種，那種矛盾性，讓他一時失語。埃及聖䴉，就是自動物園逃逸的。就跟幾年前被誤殺的東非狒狒一樣，當牠們離開管制，就像離開國家公園，誤闖農舍的黑熊，忽然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成為具有重大意涵的一種遭遇──原來此地，仍有他者存在。

我曾在臺北近郊遭遇一棵大王椰子。這毫不稀奇，你我自小到大的每個校園裡，大概都植有這種椰子。這種雨林植物，隨著殖民與貿易的軌跡，被栽種到全世界，從原本林立的樹海，被移植到了開闊的道路與廣場旁，成為威權的象徵。但這幾棵椰子樹，卻出現在那樣一處，被各種都更移植的樹木所填充而成，高聳而奇異的都市樹林，在那被稱為「樹木銀行」的安置區中，這些椰子，彷彿回到了中美洲原生的棲地──它們突然在錯位的時空中，展現了某種本真的光暈，某種「靈光」。

這種本真性，忽然讓我自小在城市縫隙進行的自然觀察，有了另一層意義，原來身邊就是野地。都市漫遊，重新定義了都市，也重塑了某種當代漫遊者的主體。

在城市，我們總有移動的目標，有各式代步的工具；鋪天蓋地的資訊，也隨時定位著行走的意義。然而班雅明曾提及的漫遊，在一個更新的名詞，「走讀」的脈絡下，也具有在當代實踐的可能，這讓手機地圖上筆直的道路，開始迂迴折曲。某種緩慢而意義開放的行走，讓自我身處於遭遇的潛能之中，身處於野地之中──也讓某種當代的博物學實踐，成為可能。

人類世下的荒野在哪裡？

徐振輔：

瀚嶢所構想的當代博物學實踐，似乎側面回應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人類世下的荒野在哪裡？

大概從二十年前開始，人類世（Anthropocene）一詞蔚為潮流，思想家們反覆強調，地球上早已不存在純淨的荒野，從冰原到沙漠、深海到山巔，人類力量正形塑著每一寸土地。這對於繼承了西方博物學精神、熱衷於觀察並描述自然的人們而言，毋寧是一種思想與行動上的雙重桎梏──當自然現象無法跟社會現象清晰劃分，所有看似自由飛行的鳥兒，某種意義上都被拘禁在更大的籠子裡。

英國作家羅伯特．麥克法倫曾寫過一本探尋野地之書，名為《野性之境》。內容描述他作為一名迷戀自然的寫作者，面對「野地已死」的新時代教條，決定踏上尋找真正荒野的旅程。行走過程中，他確實意識到，無論抵達多麼荒涼無匹之地，野地從未自外於人類歷史。但麥克法倫不認為那是荒野的終結，反倒藉由調整觀看對象，察覺文明空間中無所不在的野性。他轉向另一種詮釋方式，如此寫道：「荒野與人類世界交織，而非畸零角落支離破碎的存在，如國家公園或遙遠的半島與山峰。」

對我來說，用「野性」的概念取代自然，不失為一個哲學上的解方。野性描述的是一種互動關係，一種不同行動邏輯之間的摩擦，也是其他物種對於人類秩序的挑釁。在這層意義上，野地沒有死去，只是如菌絲般滲透人類的空間計畫，帶來難以馴服的破壞性與創造性。我們不必再堅持以遠離文明的方式逼近野地，只要開啟新的觀看角度，關注人與非人的交會，自然書寫者就擁有無窮的田野。這也是麥克法倫所說的：「夏天到來，一種視野的解凍。」

承認自然與社會的混雜性，保持觀察者的位置，對我來說，就能使博物學這個看似過時的知識傳統，在人類世底下重現生機。

●徐振輔

臺灣大學地理所碩士，現為自由寫作者。創作形式包含小說、散文、報導，近期專注於鳥類、蘭花、螢火蟲等主題。已出版小說《馴羊記》，售出多國版權，獲臺北文學年金、臺灣文學金典獎、蓓蕾獎等。

●黃瀚嶢

臺大森林所碩士，現從事生態書寫、生態插畫與環境教育。著作包含兒童繪本《圍籬上的小黑點》、科普書寫《霧林蛾書》與散文創作《沒口之河》等。其他圖文作品亦可見於《地味手帖》雜誌書，以及《追火山》、《橫斷臺灣》、《通往世界的植物》、《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等書。著作《沒口之河》榮獲臺灣文學金典獎、Openbook好書獎、梁實秋散文大師獎與台積電旭日書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