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定照／白先勇──扛起文化向歷史敬禮

白先勇坐在東區住家附近熟悉的歐風茶館，全身沐浴在金黃色燈暈下。那光柔黯黯包裹他一身，是八十七歲的他喜歡的懷舊味，「東區現在這些人在想什麼，我有點搞不清了」，就像他比較一甲子前提筆寫《台北人》裡台北樣貌今昔，「變得根本不認得了」。

但他相信人性還是一樣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渴望與愛都一樣，正如他加了新序將出新版的《寂寞的十七歲》那一大群寂寞的靈魂，歷經六十年仍與當代人心呼應。廿年前他傾力製作的青春版《牡丹亭》能火紅至今，也因為這四百年前的愛情神話仍勾起兩岸觀眾心中綺思，「人性不會變的」。

從念台大外文系時首次出手，白先勇就展現新手作家罕見的重量。他不寫自己，看的是外面，作品總有超齡的慘烈重彩，廿一歲發表的首篇小說〈金大奶奶〉寫透上海富貴人家由盛而衰的死亡。許多與他同在大三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的同學沒見過的榮華轉眼煙消，他從小經歷，彷彿提早預習七歲起傾心的《紅樓夢》。

不要低估小孩子

他細數六歲起隨家人從故鄉廣西逃難的一路顛簸：時任副參謀總長的父親白崇禧家在抗日戰火中「一下子全燒光，整個桂林城都燒光」；緊接著又是國共內戰，離開「金大奶奶」原型所在的上海時，「我們家門一關就走了，什麼也沒帶」。人世的興衰變遷與無常，白先勇從童年就懂得，「這與我處的時代有關」。

他對生老病死與人世滄桑的特別敏感，還來自七歲時意外從祖母那感染肺病。祖母疼他，每天分他半碗雞湯，不知自己患有肺病；疼孫的善意不久演變成孫子七歲起孤絕獨居五年，白先勇說，那些年他只能隔窗觀察外邊世界，看著看著更體會人世「有興就有衰，有上就有下」的定律，「不要低估小孩子，他們眼睛什麼都看得到。」

眼前他自稱少作的《寂寞的十七歲》，就描繪從小看到那許多與衰亡相依的寂寞靈魂：難忍年輕情人別抱，最終玉石俱焚的〈玉卿嫂〉；飽受家庭壓力又遭同學霸凌，厭煩到不想活的〈寂寞的十七歲〉；〈月夢〉中憶念早逝少年的老醫生。而白先勇寫這些時不過廿三、廿四歲，還正是他與同學草創《現代文學》最活躍的時光。

多年後白先勇才在懷念摯友王國祥的《樹猶如此》中，寫下當年為《現代文學》奔走之際，他也正陪摯友與病魔搏鬥，彷彿透露當年意氣風發背後的心事。我問白先勇，那些少作如此沉重，是否也受好友重病影響？他連說三次「影響到的」，喃喃「我的好朋友突然得了罕見的貧血病，好好一個人一下就這樣……」

建中二年級認識王國祥時，白先勇還是位孤僻少年。白先勇說，他進中學時因為病剛好不久，有些手足無措，在校不茍言笑、不跟別人來往，雖沒像〈寂寞的十七歲〉主角那般遭霸凌，卻也常感寂寞，「直到大學才又恢復本性」。

他頓時呵呵笑開，用一貫熱絡招呼人的手勢演繹那本性，一面解釋自己看來陽光的緣由：「我覺得我應該是遺傳我媽媽，她不管處於什麼逆境，都還是讓大家如沐春風，帶來人間溫暖。」父親在大陸時長年在外率軍打仗，媽媽一直是家裡支柱，「家裡全是她一個人撐著」。

然而當王國祥病了兩年後重返學業，媽媽卻在白先勇赴美深造前驟然病逝。說起那巨大震撼，方才還興高采烈模仿媽媽活力的白先勇突地黯然，低聲說媽媽一倒下來，整個家好像天翻地覆，也是他首次真正面對死亡。「我實際面對人生的無常，覺得天命不可回轉，這讓我內心整個大翻轉。」

那年成了白先勇自認一生與寫作生涯的分水嶺，兩年後，他寫下〈香港一九六○〉，收在《寂寞的十七歲》末尾，成為他眼中從少作邁向《台北人》的重要過渡。

看到了整個中國

表面上，〈香港一九六○〉寫一位戰死師長的遺孀從大陸逃到香港，終日沉淪於與吸毒犯交歡；細看字裡行間，白先勇通篇用意識流手法，表達出六○年代大陸大躍進造成大飢荒、香港也飽受衝擊下，人們的焦慮與對前途的茫然。「我從政治、社會、文化面，看這段歷史和香港的命運，香港表面很繁榮風華，其實內在很脆弱，說不見就不見。我那時寫的，現在又來了。」

小說中「香港在碧綠的太平洋中慢慢枯萎下去」、「這顆珠子遲早總會爆炸得四分五裂」，六十年後讀來如驚心動魄的預言。同樣的一支筆寫了香港後，翌年轉向台北，開啟日後成為經典的《台北人》篇章。

正是要在美國寫，《台北人》才能是《台北人》。被問到當年若是在台北寫《台北人》會有何不同，原本臥著歐洲刺繡靠墊的白先勇倏地一挺身，幾乎喊著說「完全不一樣」。首先是在台灣他還比較拘謹於當地史觀，到了美國，「我看到的是整個中國啊……」

白先勇說，當年台灣一直講要反攻大陸，他父親也直到晚年，即使心知不可能，仍想著有天要反攻大陸，「他非要有這種信念不可」。但當白先勇在美縱觀世事，才知道反攻大陸根本不可能，「中華民國在大陸已經亡掉了」，只是這不能提。

《台北人》甫提筆翌年，大陸開始文革，也撞擊白先勇。「我在電視看到上千年佛像被垂直往下砸，砰！就敲碎了，我想完了，我們中華文明完了。」雙重的衰亡感，激盪出以來台外省人為主角的《台北人》更多篇章：〈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尋求過去不可得的退役大兵，〈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永別上海戀情的領班舞女。

一九七○年首刊的〈冬夜〉裡，白先勇筆下曾參與五四運動的旅美學者，在美國學生批評五四是「流產的文藝復興」時沉默離開。半世紀後的白先勇，講起五四還是激動：「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開始時想法是對的，他們求新望變。但五四沒有時間成熟，到了三○年代，左派的政治就進來了，共產黨左派的文學政治也進來，文學被意識型態干擾！」

他感慨，五四新文學運動以降的小說，文學高度遠遠不及《紅樓夢》，許多文字也因西化影響，捨棄《紅樓夢》等漂亮的白話文傳統，像夏濟安說的充滿陳腔濫調。這是為何他與外文系同學創《現代文學》時，雖然沉迷西方文學，也同時聽中文系的課，「不論是我、王文興、歐陽子，做的都是融合中西文化，不是反掉傳統文學。」

台灣能有今天很不容易

同樣讓他心急的是，五四說要提倡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結果民主在大陸不用說，台灣起初也沒有，「大家一窩蜂去搞科技，把傳統文化撇掉，一切破壞在文革時到頂。」

心急的作家長年批評五四以來的教育政策，「這弄得我們文化認同非常混亂」，從自己中學美術課竟是畫維納斯石膏像，一路感嘆到課綱去中國化爭議。近年他出版《白先勇的文藝復興》，就回顧創《現代文學》時已朦朧作起文藝復興夢，廿一世紀後更積極推廣《牡丹亭》與《紅樓夢》，期望藉崑曲經典與偉大小說破除五四迷思，重啟文藝復興。

但他仍有未完的小說構想，描繪在美華人的《紐約客》他總想再寫幾篇，也念著一九四九年前後世代的主題。「那是中國最大一次的放逐，幾百萬人往全世界跑，我看了好多大家族一下子潰散。」《台北人》有如用文學註解往後他寫《父親與民國》中的民國史，一九四九這本格局必然更大，作家歉然一笑：「我花在《牡丹亭》時間太多了」。

我們走出茶館，白先勇指著周遭，說此處以前是黃泥地和鐵軌，「變得根本不認得了，現在完全高樓大廈」，兩句話竟與〈遊園驚夢〉末尾錢夫人說的一模一樣。但他是欣見許多改變的，過去居美教學四十多年，他難融入西方文化，總遠遠看著台灣：「台灣掙扎到今天很不容易，雖然問題還很多，整體說來已滿進步，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他還是自視台北人，心中像《台北人》最末篇〈國葬〉結尾那聲「敬禮」，始終向歷史敬禮。「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從北伐、抗戰到內戰那段歷史很悲壯的，雖然失敗了，還是該向那段歷史敬禮。」父親白崇禧昔日把民國興衰扛在肩上，不知不覺中，白先勇也仿效父親般，默默扛起文化承續。那背脊雖然微駝，姿態依然富麗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