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維民／供詞

我的朋友之一是刑警。我這樣說並無炫耀之意，只是陳述事實：他當過刑警，他算是朋友。這兩個事實至今我仍然確定。

我們相識的時間不長，從初次見面算起，不過七年。第一次見到他，是為了外勞問題，那是另一個故事，更為曲折無解。五年之後，我們才又再度碰面，地點是在醫院，兩人都已退休，都去拿藥。

當天早上，領藥的人不少，坐滿了大廳。每隔幾分鐘，號碼燈變換，同時發出「咚」的聲響。我們有一搭沒一搭聊著。他依舊小平頭，白髮增添了一些，眼神仍然銳利，但不似五年前那麼冷峻嚴肅。

「老師，退休後，你都做些什麼啊？」

「沒什麼。儘量不生病，保持活著。刑警呢？」

「前年底搬家。今年我計畫搭乘郵輪旅遊。」他掏出手機，翻到幾張照片。「去這裡，還有這裡。美吧？據說海浪聲可以治療失眠。」

他持續地撥動手機，如同旋轉地球儀，速度很快。我以為他要繼續旅遊的話題。最後他停在一張照片上。他把畫面放大，那是一頁手寫的信。

「字跡漂亮吧，老師？」

我那天忘記攜帶老花眼鏡，只能瞇著眼睛。不過，那些文字經過放大，一個個確實都很耐看，不張狂也不怯懦，透露著清新甚或古樸的氣息。

「三十歲的女生寫的。我辦過的案子。」他說。「那個女生陳屍在租屋處，沒有外力入侵跡象，以自殺結案。別人三十而立，她下台領便當。」

刑警說話的方式果然不同，我心想，和我認識的其他人都不一樣。或許不難理解。他一生見過的殘酷血腥場面應該不少，還要與各式各樣的歹徒鬥智鬥勇。這種人劍及履及，不習慣虛浮裝飾的辭藻。

「她的信是不是有什麼疑點？」我問。

刑警搖搖頭。「我拍下這封信，還有兩篇她的筆記，只是因為字好看。現在很少人寫字這麼好看。」

「的確。學生都不會寫字了，全用鍵盤輸入。」

「但我一直想不通為什麼。不是感情因素，不是為錢。」他說。「這封信夾在筆記本裡，沒有名字，也不知道要寄給誰。筆記都寫些日常瑣碎、心情感言，我每篇都讀過很多遍，但找不出任何蛛絲馬跡。」

「你懷疑她不是自殺？」

「她是。我希望不是。」

我不了解他的思維邏輯，卻也未再多言。刑警的人生閱歷遠比我豐富，對於大小案件的看法必然比我深刻。從這個角度，他更像是老師。我雖然可算好學，對於新知很感興趣，但我年紀大了，已經懂得遺憾和放棄，因此沒有追問。

七年前母親過世，尤其讓我離開了先前的一切。以前陪她常去的店鋪、餐館、風景區、醫院，我都會機械般自動避開……然而，死者存活於生者的記憶中。直到今天，我還是經常想到她。她的房間擺設沒有太大變動：衣服仍放置在原來的櫃子和抽屜，月曆、小鐘、檯燈、書、筆、收音機、針線盒、梳子、茶杯、藥，都和七年前一樣。唯一增加的是她的遺照，無聲地看著室內。每年夏秋，我將她的枕頭、被子和床單拿出去曬；每年冬春，我更換櫃子和抽屜裡的除濕劑。

號碼燈又「咚」一聲。下一次響就輪到我們了。領完藥的一批人離去，又有其他人拿著單子過來，大廳裡依然擁擠。

「她不但字好看，文筆也很不錯。」他將手機遞給我。「你鑑定一下。」

我拿過手機，放大畫面，讀了一段。那是信中的最後一段：

我如何做才能適應這個世界？我已經決心適應了，它卻持續挑剔、排擠，始終不饜足，像凶狠失控的癌細胞。似乎有一種惡意爬行蔓延於地表，哪裡來的呢？地球不夠寬廣嗎，怎麼沒有我容身之處？已經有移民外星的計畫了，看到那類報導不知該笑該哭。如何才能夠快樂些？這段時間我過於悲傷——

「輪到我們了。」他將手機拿回去。「領藥。」

在醫院門口，我們匆匆道別，走向各自的交通工具。我忽然想到什麼，又轉身快步追上他。

「刑警，等一下。」

他停下腳步，面露疑惑看著我。

「我只是好奇。你剛才說，希望那個女生不是自殺死的。為什麼你會那樣說？」

他嘆了口氣，摘下太陽眼鏡。

「這樣問是不是不禮貌？」我小心地補充：「你可以不回答。」

「怎麼說呢？讓我想想——」他掏出手機，又將它塞回口袋。「首先，我的手機裡已經很少保留從前的辦案資料。畢竟退休了，沒有用處。為什麼沒有刪除她的信和筆記？這樣說吧：心情不好時，看看她的字跡，好像可以安慰我。她工作穩定，生活單純，沒有複雜的社交活動，認識她的人都可以證明。她寫的那些都是個人感觸，大概也沒想要讓別人看。很溫和善良的人類，依照我的判斷。這樣的人若是他殺，那是命運，我們可以抓捕兇手替她報仇；若是自殺，那是絕望……命運和絕望，哪一個比較好？」

我站在那裡，想不出任何話說。他也沉默了十多秒鐘。機車和汽車進進出出，醫院門口的自動柵欄降下又升起。清晨下過一陣小雨，草坪潮濕鮮綠，幾隻黃嘴八哥跳躍覓食，旁邊的杜鵑花正在盛開，一輛救護車靜靜駛向急診室門口。

「星期一的病人特別多。」他戴上太陽眼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