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啊!也是,1980

啊!也是,1980。(圖/阿尼默)
啊!也是,1980。(圖/阿尼默)

1980,初期。酷暑中騰著蒸氣的台北街頭,重慶南路一段車水馬龍,書不飄香,但書局林立,對北漂來求學的青年,是某種必經的風景。一個摩托車騎士,正頂著烈陽在柏油路面找尋歇息的場所,他口袋裡有幾張家教賺來的百元鈔,一股勁地,又朝著那家地下室的英文書店奔去……

機車抵臨騎樓,排氣管的「噗噗」聲漸息,男子跨下車座,屁股熱著,快速朝地下室奔去,剛推開門,就被一股冷氣給先收拾了燥熱的心。隨後,身子也舒活地涼下來,買書的時間到了。那個青年是我,因為在戲劇研究所的課堂上,受教於一葦老師關於作為思想家的戲劇人的種種,特地從求學與租屋的陽明山騎車下山,來取上回訂購的一本相關布萊希特的專書。

書,取到了。但,離去前,要在一本筆記本上留下電話與地址,說是方便聯絡寄書單。後來,書友間傳聞,這老闆是調查局的線民,買英文書涉及左翼思想或文學與社會變革,都是監控的一環。從地下室到夏日午後陽光灑滿的路口,沒幾個梯階,捧著手上的英文「禁書」,飛快地離去,留下的通訊怕已輸入情治單位的檔案裡。又或者,說穿了,調查歸調查,幾本英文書造得了什麼反嗎?恐怕也只是情治系統的例行公事罷了!

總之,這是80記憶當中,機車在馬路奔馳的回溯。那夜,我記得一段至今難忘的詩行,日後,從一本中譯的傳記中,我讀到當年布萊希特的傑作,是這麼寫的:「在生活中,我是個軟弱的人。在鬥爭中,我是個恐懼的人。在劇場中,我是個不得不克服軟弱與恐懼的人。」1980,不妨從這幾行詩出發。因為,從當年到現在,我從不知在劇場裡是否克服了軟弱與恐懼。應該沒有,因為我常感到不安,一種對於缺失與漏洞的不安。

因此,我心中浮現一些畫面;我猜,我是想藉由這些畫面,去追溯我不安的源頭。生活,我和人人一樣都有,是什麼讓軟弱在凝視不安時,得以被平息呢?我問。鬥爭,我沒有實際的經歷;但,在與1950年代地下黨人的苦難遭遇時,是什麼讓恐懼凝視不安時,得以被安置呢?我也問。

於是,關於生活,最常浮現的畫面有一幅。來自侯孝賢在《童年往事》中的最後鏡頭:一家四個孩子,看著阿婆側臥在榻榻米床上,身體壓著潰爛的傷口往生,葬儀社的人抬起頭來,用一雙眼神望著孩子們。扮演導演青少年時期角色的「阿孝」,語不帶情緒地自述著:「我猜他一定在說著:不肖的子孫。」這樣的凝視,與其說在凝視過世的阿婆;倒不如說,過世的阿婆,以她沉默的靈魂,在榻榻米床上凝視著的:「不是孩子們,而是目睹著這件事發生的觀眾──我們。」這令人不安,而我卻妄想著:用我的軟弱去凝視這樣的不安。或許,我的妄想,是讓我精神上脫困的途徑;因這並非我青少年的記憶,因此,沒有現實上的「不安」可言;倒是這長鏡頭的靜止畫面,帶來超乎現實的想像,那種附著並擱淺於泥濘灘岸的慘綠青春,令人不安。

這是電影穿梭於現實與人的內在,在決定性瞬間,生產出來的深刻感動。

我想著影片中阿婆喊著:「阿孝牯」。聲音傳遍每戶人家,在時間中蜿蜒,來到眼前。榕樹下,幾輛破舊的鐵馬,幾些人圍聚著下棋或四色牌,阿婆恰好經過那家路口的雜貨店,讓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在三義,暮色時分,阿婆也在河壩上喊著、喊著孫子們回家吃晚飯。我很難忘「牯」這稱呼。「牯」,公牛,在客家用語裡轉作頑皮孩子的暱稱。聲音可以傳神到這境地,令人恆久地難忘。

重看客語版的《童年往事》,憶起1980年代中期。在陳映真的小說《山路》中,經久帶著某種抵抗與不安地臨近白色恐怖的壓殺;那麼觸動人心與在時間中波動的文學作品。也是那時間的前後,在聽聞《人間雜誌》即將試刊的夏日,溜進電影院吹冷氣,竟被一部電影《童年往事》感動著,在下雨的午後,冒雨奔馳在朝向南勢角租屋的柏油路上。

生活與鬥爭。電影一方是青少年的叛逆;小說另一方,則是一整個世代在左翼肅清的血痕中,一個獨自扛起血腥記憶與現實的女性,在兀自被時代刻意遺忘的時間中,孤絕地面對自行衰萎下去的生命時,做出的生與死的抉擇。多年來,我總感覺,小說中的主角蔡千惠,並非因父母為贖回在押殺當前「自清」的二哥而感到內疚;她的負罪,讓她決定以「自刑」後的苟存,為共赴革命畫押;並在不斷透過近乎自殘的勞動中,以身體的萎逝換取精神的復活,讓自己在面對生與死的斷面時,生出了近乎宗教式救贖的深刻意涵。

所以,蔡千惠會以「一個人,踩著台車道上的枕木」找到已然撲倒馬場町刑場,並且屍骨或許都已被拋進解剖的「福馬林」池裡的李國坤家中來。也因此,小說中另有一段清明上墳時,埋著的是經由千惠「細心保存二十多年的一包衣物和一雙球鞋。」換言之,是被槍決的國坤先生的衣冠塚。

然而,以少女之身無悔投身到已然犧牲於馬場町的國坤家來,並每日晨起入礦坑勞動的千惠,原本是和國坤的革命夥伴──貞柏,論及婚嫁的。只是貞柏「為了廣泛勞動者真實的幸福,每天賭著生命的危險,所以暫時擱置訂婚之約。」未料,就在多年後從一家報紙的新聞中,得知長年囚禁的貞柏桑被從囚禁的荒陬之島回來了,這開展了伊生命最後的救贖之旅。

現在回想,第一次讀到《山路》的那些時日,身體隨著狂飆的街頭運動,在鎮暴警察、強制驅離的水槍與拒馬和鐵蒺藜間穿梭,心裡卻同時埋藏著冷戰/反共年代禁制的左翼思想。這和《童年往事》裡收尾鏡頭留下的畫面,沒有直接關聯,卻和80後期的《悲情城市》相關緊密。

《山路》,那麼壓殺的大時代;《童年往事》那麼日常的客家記憶;好似都在生命中流淌的音符,不曾止息而波瀾不息。這也讓我想起與侯孝賢的另一部電影:《悲情城市》相遇時,同樣有一個靜止的畫面,像似在惑問著:一個跨越時代的恐懼,如何在凝視不安時,得以被電影的穿越性美學所安置呢?

這時,仍然是電影的最後一個畫面:當失語的文清,在悲傷無語中,拍攝過他快門中的外在世界後,如何決定回來拍攝自己與一家人。按下快門的一瞬間,其實,他既靜止在一張照片的框架裡,卻也同時流淌出電影所鋪陳的現實。因為,他用深邃而不帶任何表現慾望的眼神,凝視著觀眾席上的我們,讓我們流淌在《悲情城市》的現實,也回望在當下的時間中。

電影與小說,回響著我的1980年代。另有,偵蒐的敲門聲,彷彿也在裡裡外外響了起來,作為也是80年代的一項隨筆記憶。1984,少尉退伍;原本大學時期一位歷史系的同學來造訪;我按開對講機的門鈴,讓他上到四樓來;他剛坐下不久,便直白剛考上調查局:「我需要業績,你就多向我說些陳映真的事吧……」直到現在,我都記得他坐在父親留給我作紀念的藤椅上,一張顯得多餘與猥瑣的臉孔。

「你走吧!」我說。他後來又來過一回,我藉口牙疼沒讓他請我去吃海產;那回,他在對講機裡說:「下回到六條通去暢飲吧!我找個有姿色的陪你!」說著,他走了,駕著那台深紅色不是很新穎的進口轎車,轉個彎從巷口消失。再隔約莫兩周的一個午後,有人來按門鈴,我從客廳窗口瞧見是深紅色轎車,便讓對講機的鈴聲一直響著,直到巷口一樓的鄰居都從門廊探出頭來,門鈴不再響。那午後的汽車引擎聲,漸去漸遠,在我耳際時有時無的盤桓了有一段時間……

那一刻,我想著前一年在軍中服役時,打靶的某一次,我等著上線去實彈射擊,輔導長突而走到我身旁來,刻意帶著暖意地先問:「鍾少尉,最近,有遇上蘇慶黎嗎?」我沉默。而後上場打完三槍,下場來。這時,緩步中拉著長長夏日午後暗影的輔導長,又靠近我,語氣刻意嘲諷地冷冷地說:「休假回去,有遇見陳映真,代我向他問好……」

80年代,我第一次完整地知道自己被列入黑名單,是在軍中那次打靶以後。退伍後,一位在軍中和我學習英文的白中尉,帶著某種屆臨解嚴前夜的關切,或說善意的歉疚吧!來家裡拜訪我,他臨走前說的一句話,讓我聯想起夏日裡蒸騰著熱氣的重慶南路那家地下室英文書局,他說:「輔導長交代,好好過濾每一篇你用筆名寫的文章,還有你讀的那些英文書中,很多都有Marxism 的危險字眼……」

啊!也是,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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