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大為／八十一年——《傳抄的太陽：中國詩歌史1938-2019》後記（五南出版）

于堅〈墜落的聲音〉

震懾台灣詩壇

實在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動了這個要命念頭。

寫一部當代中國詩歌史，得處理滿山滿谷的詩，掌握數十年的社會思潮，以及宛如修羅場的中共政局。這讓我掙扎了很久。

在這蜀道上，不斷點燃前方火炬的是那些頂尖的好詩，根本是誘餌。

我喜歡讀有難度的好詩，藝技高妙的好詩就像絕世劍法，看一眼，便令人血脈賁張。

第一首給我帶來巨大震撼，正是于堅那首橫空出世的〈墜落的聲音〉，他借此奪下1992年聯合報文學獎，震懾了台灣詩壇。這是一首超高難度的詩，還真沒幾個人寫得出來，它足以矗立在一個大時代的巔峰，是中國第三代詩歌的絕唱。隨即有了台製的仿品，僅得其皮毛，竟然也竊取兩項大獎，讓我們聽到什麼是「墮落的聲音」。

〈墜落的聲音〉並沒有激活我的詩史寫作，當時我還沒念碩士班，正在埋頭寫詩，斷不會有如此宏願。直到博士班，我才開始嘗試寫一兩篇有關中國當代詩歌的論文，1998年寫的韓東和江河研究是最早的實驗品。我特別喜歡江河的組詩〈太陽和他的反光〉，他顛覆了古老的神話，尤其夸父追日，演練了一次化朽為奇的驚人筆法，簡直是朦朧詩的一次極限運動。這個重量級詩人依舊沒有激活我的詩史計畫。

北島的詩歌

有敢為天下先的大氣魄

有沒有可能是2005年呢？當時我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大陸當代詩歌的斷代研究（1966-2004）」，隱約有了一幅潦潦草草的詩史藍圖，但一年期的計畫也生不出像樣的東西來，僅僅寫了一篇宏觀概述的論文，讓一些想法得以成形。我估計，更可能的是2006年的計畫「北島詩歌的詮釋策略與價值重估」。北島的詩歌技藝不是朦朧詩的榜首，但勝在雄渾，有敢為天下先的大氣魄，那個時代需要這樣的英雄詩篇。我比較喜歡的是英雄卸甲後的《在天涯》，進入純粹且深邃的境界。當時我寫了一篇非常不滿意的北島論文，一直耿耿於懷。

後來我出版了《中國當代詩史的典律生成與裂變》（2009），那是我升等教授的書。當時我分了一半的力氣在馬華文學和台灣文學研究領域，只能騰出一隻手，斷斷續續寫了幾篇詩人專論和議題縱論，沒能一口氣完成詩史。客觀來說，我在相關學識和資料的缺口太多，此書連史略都搆不上，只能勉強完成一本小冊子，作為我後來撰寫詩史的雛形。

「十七年詩歌」

是詩史寫作的雷池

兩年後，我透過專書寫作計畫「中國當代新詩發展史（1949-2009）」正式啟動蓄勢多年的詩史寫作。當代中國詩歌的量體真是太過龐大，不斷崛起的新人和新作，怎麼讀都讀不完，兩年期的專書寫作太短，頂多寫個開頭。後來我陸續借用幾個計畫，把該寫的、想寫的、重寫的，一一寫好，這才架構出一個相對完善的詩史脈絡。

這期間，最困擾我的是延安。

延安是一口隔夜的冷饅頭，不管怎麼啃，都卡喉嚨。

能不能略過它往下走呢？「十七年時期」的詩歌是緊接其後的十七層地獄。不對。應該說是：歸墟，一切大寂大滅。我在研讀「十七年詩歌」總是感受到巨大的「毛幽靈」在干預一切，他像火車軌道一樣強勢地主宰著中國詩歌的審美品味和寫作方向，一番敲打，把〈延安講話〉的符咒深深刻到詩人的骨子裡去。一個以政領詩的年代，光想，就覺得很可怕。

「十七年詩歌」絕對是詩史寫作的雷池。我的論文一向有個毛病：遇強則強，遇弱則弱。要是以「十七年詩歌」為開卷之作，此書未寫先毀。所以我回去重讀延安，看看得夠讀出什麼新名堂。我發現，當前幾部（以1949年開頭的）當代中國詩歌史，雖然都寫得擲地有聲，但有些話是講不清楚的（極可能是：不能講清楚），大部分專業讀者應該都了解〈延安講話〉的負面影響力，不必細談，皆能意會。更深一層的說法是：這幾位重量級的中國學者，都用了相同的大戰略——在論述中濃縮、省略，甚至消隱掉一個「黯黑延安」，再淡化「文革浩劫」對詩歌的殺傷力，端出四平八穩的「十七年」和「文革」詩歌論述，才能夠通過出版審查。他們的難言之隱，成為我必言之處。

但我始終覺得以1949年作為中國當代詩歌史的斷代起點，有些不妥。

若以1942年的〈延安講話〉為起點，又顯得太刻意，且突兀。

1938年呢？

萬里長征之後，中共在枯山槁水的峽北建立根據地，這恐怕是黃土高原最貧瘠的一段土地，連一條像樣的路都沒有，國民軍的機械部隊打不進來。延安，真的安全。1937年，中共在延安創建了魯迅藝術學院和馬克思學院，集天下英才於一地，辦學辦報，文風大盛，成為「現代稷下學宮」。這個被高明政治手段「聖地化」的延安文學形象，應當是「中共詩歌史」最恰當的起點。亂世中的延安獨具魅力，招攬了幾個中國最強的現代主義詩人並改造（摧毀）了他們；另一方面，又培育了幾個將來在「十七年時期」呼風喚雨、縱橫詩壇的「延安詩歌種籽」，完美實踐了〈延安講話〉的路線。從詩史的後見之明來反思，1938年是一個中國詩歌美學和教育的分水嶺，革命聖地的詩風逐步向毛澤東的文藝思想靠攏，最終定調在〈延安講話〉之下。1942-1945年間的延安整風更是催化了毛文體的形成，中共詩歌的發展路徑便按照毛的意識走下去。

從1938年8月魯藝創建到1949年10月中共開國這段日子，可說是「中國當代詩歌史」的「前史」，缺了它，「十七年時期」（1949-1966）詩歌在美學建構和政治譜系方面都斷了頭。涵蓋了「前史」，這本書便不能叫《中國當代詩歌史》，必須改稱《中國詩歌史1938-2019》。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它注定是一本孤寂的書

這本書有了骨架，逐年添上肌肉和器臟，很快便接近尾聲。

最後完成的是北島。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寫那篇讓我耿耿於懷的北島論文，經過十餘年的擴大研讀，我對北島的某些看法改變了，有些評價要後退兩步，有些詮釋可以更加深入。2022年，我終於把這部詩史脈絡中的北島重寫了一次。

在此書差不多完工之際，我曾經起了第二個念頭——是否補上前面的二十年（1917-1937）完成百年詩歌史？那不難，但如此一來會遮蔽「1938年」這個最能突顯個人史觀的時間座標。最終，我決定完成的是一部以「中國人民共和國」為主體的詩歌史，包括前史和正史，八十一年，分九章，合計五十一萬字。

從2005年算起，寫了十八年。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它注定是一本孤寂的書。

我堅持以自己喜歡的方式來寫——地景式的寫法，擺脫大拜拜的場面，把詩史縮小成少數強者詩人的小舞台。它是我創作生命的一環，不能淪為僵硬的學術磚頭，我用散文的語言來活化學術論述，提高可讀性，打造自己的論述風格，甚至借用小說筆法，來講述一些事物或情境。

我在不同章節用上幾種不同的文學和文化理論，提高了風險和難度，寫起來比較有挑戰性和樂趣；我經常沉迷於考據史料和詩歌版本，由此建立可靠的作品繫年和詮釋依據，別有一番滋味；我總是忍不住暗中根據自己寫詩的經驗，對某些詩歌作出審美批判，特別是一些浪得虛名的偽經典，絕不手軟。

我會為了大架構的嚴謹度，忍痛放棄幾個自己喜歡的詩人，留到以後再寫；但我不願意為了性別比重，刻意增加某些屬於女詩人的章節。就詩論詩，不管性別。我最高興的是孤身深入中國學者不能碰觸的禁區，在新疆、西藏、香港三地橫行，愛寫什麼就寫什麼，沒人管得了我；至於馬來西亞的國籍，則讓我超越統獨的意識型態，獲得真正的論述與批評的自由。

這部殺氣縱橫的《傳抄的太陽：中國詩歌史1938-2019》，花了我十八年，講一個八十一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