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禹瑄/青年旅舍沒有青年

路易.達蓋爾銀版攝影〈聖殿大道〉,1838年。(圖/林禹瑄提供)
路易.達蓋爾銀版攝影〈聖殿大道〉,1838年。(圖/林禹瑄提供)

美國芝加哥青年旅舍坐著年輕旅人的交誼廳。(圖/林禹瑄提供)

曾經以為過了三十歲就不會再踏進青年旅舍的。搖晃窄仄的上下鋪單人床位、床蝨魅影重重的被單枕套、因為人來人往而總顯得不夠乾淨的公用衛浴、窸窣說話聲鼾聲腳步聲磨牙聲層層疊疊的漫漫長夜、對陌生國度和未來人生抱持同等樂觀好奇的天真對話,住在青年旅舍的時候以為都只是一個年紀的坎,某天時光列車終要一個轉彎駛上另一條軌道,車上的一輩人看著窗外風景流逝,一陣子之後才意識過來自己已經走在不同的方向上,毫不費力地就和惶惑拮据無所事事好高騖遠等青年窘態一別兩頭了。

最終這也成了我青年時期對年歲不切實際的期待一種。以為生活在隨著時間前進,有時卻只是指針繞了一圈回到原地。但人生裡峰迴路轉的事畢竟也不只這一節,更年少的時候甚至還曾十分規矩地計畫二十五歲結婚,三十歲前生完兩個小孩,於是當三十多歲孑然一身帶著沉重後背包在青年旅舍熟悉的簡樸櫃台等候總是不見蹤影的員工時,恍然還以為正身在一個時光倒流的夢裡,再下一秒就要跳接到二十歲那年芝加哥青年旅舍緊靠地鐵高架橋的廚房窗戶邊,我與旅伴仔細地為旅舍早餐免費提供的貝果塗上奶油乳酪,偷偷包進餐巾紙要塞到背包裡當午餐。餐巾紙太小,年輕貪小便宜的心太寬,一個手滑貝果翻落出窗戶,奶油乳酪在灰暗的人行道上開出慘白的花,很快有人匆匆踩過,連頭也沒回,那一瞬間明白自己就和口袋裡被我反覆揉捏的一美元鈔票一樣卑微。

卑微,但也不因此感到羞愧。畢竟是學生時期的旅行,如何搶便宜機票搭便車睡沙發,用最少的錢走最長的路才是正經事。那幾年在青年旅舍裡聽到的故事,盡是誰在公車站裡席地而睡被人拿刀要搶但身上最值錢的物品只有護照最後搶匪還幫忙付了車票錢;誰搭上陌生人的後車廂在百里荒野間忽然發起高燒被送到村落巫醫灌下不知名草藥;誰帶著帳篷獨自在深山裡走了七天七夜差點被當成獵物射殺;誰在免費留宿的沙發上睡到半夜警察破門而入才發現慷慨和善的沙發主從事販毒差點一起進了監獄等等各式離奇情節。說故事的人驚魂未定裡隱隱帶著驕傲,聽故事的人一邊咋舌一邊暗恨自己的旅程相比之下蒼白無奇,一夜故事說完,所有人各自背上行李四散上路,很快就忘了彼此的臉,只剩下真假難辨的口述跌宕情節留在記憶裡,切切實實像一起作了一場夢。

貝爾格勒青年旅舍外的安靜街道。(圖/林禹瑄提供)

三十多歲回到青年旅舍,躺在牆壁極薄天花板極低的房間裡,忍不住揣想當年在各地旅舍遇見的窮遊青年如今都去了哪裡,是否也和多數人一樣,隨著人生攤展開來,逐漸領悟到最艱苦的冒險畢竟不在旅途上,而在日復一日的真實生活裡。出社會之後旅行的目的多半逃避大於探索,意義減大於加,要處理的事遇見的人愈少愈好,最最理想是待在一個離家夠遠的地方什麼都不做,總是過於擁擠的青年旅舍被排除在行程之外於是也情有可原。我想起一起到芝加哥的旅伴,打開社群網站,才發現旅行結束後幾年便漸漸失去了聯繫的她研究所畢業不久後就結了婚,生了兩個小孩,最近的照片是一家四口在巴黎迪士尼樂園。照片裡的她一手牽著孩子,一手提著精品包,下面留言寫著包包是丈夫終於兌現的禮物,附上一個臉紅微笑的表情符號。我一時想不起來二十歲的她長什麼樣子,只記得她遠遠看著人行道上扁塌貝果的表情非常哀傷,然後意識到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

我對時間流逝的感知似乎總是來得太遲。再上一次恰巧也是在青年旅舍。越南胡志明市。朋友提前一天離開,我一個人從渡假小島的獨棟木屋住回八人房的下鋪,打開房門那一剎那像畢業後第一次回到大學校園,理智上知道有什麼變了,但身上的T恤牛仔褲球鞋登山背包十年如一日,很快就相信了自己依然青年。後來幾個二十出頭的女孩進來,兩個架起手機拍抖音影片,一個打了一通又一通電話重複述說一整天的行程,每一次都和上一次的情緒一樣飽滿,另一個則在床上安靜地花了三十分鐘化好精緻的妝,再晃著大耳環出門,凌晨四點踏著清脆的高跟鞋聲回來時身邊多了一個男人,壓低著聲音咯咯地笑,然後男人脫下鞋子,腳臭味迅速擴散開來將空間擠得更小,小到像整個房間就要潰爛腐敗。我吞了兩顆安眠藥還是清醒了整個晚上,天一亮逃難般地收拾行李去機場,走進陽光裡的時候腳步視線腦袋都非常恍惚,瞬間感覺自己老了。

青年旅舍的多人上下鋪房間。(圖/林禹瑄提供)

青年旅舍的房間。浦島太郎的寶盒。踏出一扇門之後再也不是青年。

倒也不特別感傷,只在心裡恨恨發誓再也不住青年旅舍。道別如此乾脆決絕,大概也是青年之後才有辦法做到的事。說了幾百幾千次再見,終於懂得大多時候再見的意思是再也不見,於是很坦然地頭也不回。那次從越南回家之後不久結束了五年的感情,幾天內便把租約家具銀行帳戶拆分得乾乾淨淨,一滴眼淚也沒流。直到疫情過去之後想去旅行,才發現周圍朋友有伴的有伴,成家的成家,只好又一個人上路。清晨出發走在空蕩蕩的街道上,想起達蓋爾剛發明銀版攝影法時拍下的照片。1838年的巴黎。早上八點。寬敞的聖殿大道上只有一個極小的單薄人影,不細看還以為只是行道樹被鋸下後的樹幹。

那樣寧靜的孤寂感我畢竟非常熟悉。有記憶以來我幾乎在任何方面都無法避免地落在人後——總是長不高的身體、喝遍各式藥膳補品依然平坦的胸部、沒有手機而跟不上大多數話題的中學時光、最大叛逆不過蹺課二十分鐘的青春期、二十多歲才開始交男友的空乏感情經歷。不知道為什麼永遠在苦苦地追。第一次看到達蓋爾那張照片還是在盼了十多年終於開始的電影課堂上,老師故弄玄虛地問,你們知道為什麼照片裡只有一個人嗎?

沒有人出聲,他繼續自問自答:「因為那是個擦鞋匠,只有他用同一個姿勢停得夠久。攝影曝光時間太長,其他不斷移動的人都消失在照片裡了。」

那孤獨質樸而魔幻,理性而詩意,我於是有些釋懷,儘管都已經追了一輩子追成了無房無車不婚不生的後青年,也沒什麼好不能釋懷。倒是一個人長時間遠行的住宿是個難題,旅館民宿住上十多天實在太貴,像個窮學生寫訊息徵詢免費住宿又太厚顏無恥,正在訂房網站上來回掙扎,忽然看到幾個較低的價格,資訊欄上寫單人房,衛浴共用,再仔細看旅館名字,竟無一例外全都是青年旅舍。

於是又回到了青年旅舍。然後發現青年旅舍早就不叫青年旅舍了。2006年,興許是為了擴大市場,又或許預知到千禧一代成家立業遙遙無期的彼得潘困局,全世界最大的青年旅舍聯盟組織「國際青年旅舍聯盟」拿掉了英文名字裡的青年,改稱「旅舍國際」,強調對所有年齡層開放。恰好寬容我這樣有餘裕旅行又無能揮霍、願意交際又神經敏感容易失眠,在社會各個量尺上都不上不下十分尷尬的後青年旅人的單人雅房,大概也是順著這個脈絡出現在青年旅舍的吧。如此一想,旅舍帶著經濟目的的考量也顯得溫柔起來。

在沒有了青年的青年旅舍裡,我第一次成為整個旅舍裡唯一真正在旅行的人。到亞美尼亞葉里溫的時候正好俄國收緊強制徵兵令,伊朗反政府抗爭沸沸揚揚,小小的青年旅舍裡滿是拒絕上戰場的俄羅斯男子,以及對國家失去希望的伊朗人,每天在交誼廳盯著手機或電腦螢幕尋找下一步出路。我早上出門的時候他們似乎已經在那裡坐了很久,晚上回來時所有人仍在原地,帶著一樣受困的表情。一開始我嘗試問幾個問題,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我不知道」,後來也就不敢再問。進旅舍之前還在質問自己到底什麼時候旅行才會不住青年旅舍,當下又一次領悟過來我的那麼多關於意義的問題有多麼無意義,存在主義之於存活多麼無所輕重。

於是我繼續等。雖然有時我懷疑我等待的那個時刻是一個更大的果陀。腳步停滯在青年旅舍裡的還有賽門。前澳洲軍人,因傷提前退休,每個月領退休俸度日百無聊賴,和前女友分手後索性飛到地球另一端的歐洲,我在塞爾維亞貝爾格勒遇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在旅舍住了三個月。「為什麼那麼久?」「因為我愛上一個在旅舍工作的女人。」「你們在一起?」「沒有,她有男朋友。」看見我狐疑的表情,他又補了一句:「我從來沒對人有這麼強烈的感覺。」

我離開青年旅舍的那天,賽門說聽說那個女人會來上班,他決定等她一來就好好表白。整個上午他坐在旅舍門口空無一人的街道上,除了抽菸幾乎沒有移動。我要走時問他你還等嗎,他說他不是在等只是沒有其他地方要去,我一個衝動跟他描述了達蓋爾照片裡擦鞋匠的畫面,他笑笑說是嗎那很美,眼神暗了一下。

我走得太急,到了機場才想起來忘了跟他說,照片裡擦鞋匠其實不是唯一留下來的人。再看得仔細一些,就會發現他對面模模糊糊還有一個顧客。

這和他的故事完全沒有關係。我猜我只是想跟他說,我們也許都沒有看起來的那麼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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