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守護台灣文學的公共論壇——《文訊》四十周年有感

時光荏苒，春秋易替，發刊於一九八三年七月的《文訊》雜誌轉眼已屆四十周年。四十年，可以讓一個初生兒長成中壯之人；四十年，也可以讓一株樹苗長成大樹。作為一份文學雜誌，《文訊》從創刊號以迄今年六月號，已累有四五二期，其間歷經風雨和變革，從創刊初期的黨辦刊物，到如今由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發行的民營雜誌；從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宣揚平台，到如今成為台灣文學傳播的公共論壇，在在都可見證從威權宰制到自由多元的時代脈絡，以及當代台灣文學發展從壓抑潛隱到活潑開放的變化軌跡。

在這四十年中，《文訊》的守門人變化並不大，創刊初期係由國民黨文工會孫起明主責；從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迄一九九二年九月，由學者李瑞騰擔任總編輯；從一九九二年十月迄今，則由編輯人封德屏擔任總編輯。三人的編輯策略與方向未盡相同，簡略以言，孫起明執編的階段僅一年四個月，以宣揚國民黨文藝政策為主軸；李瑞騰執編時期總計七年十個月，努力整合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連結台灣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封德屏執編迄今近卅一年，則是《文訊》褪脫政黨糾葛、意識形態，守護台灣文壇不同世代、強化華文文學交流的階段。三位守門人在不同時期扮演的不同角色，也說明了《文訊》從一九八○年代出發迄今對台灣文學發展的適時回應。

這個變化，可以從《文訊》雜誌創刊迄今的企畫專題看出端倪。《文訊》初期的專題仍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如創刊號推出「如何樹立嚴正的文藝批評」、第四期「光輝十月專輯」、第六期「大陸傷痕文學專輯」、第七到第八期「抗戰文學口述歷史專輯」，直到第四十五期「大陸知識分子的困境、突破與超越／血染天安門日落北京城」等，大抵都立基於國民黨三民主義文學和反共文學的論述主軸，顯現黨辦刊物的特性；從一九九○年一月第五十一期開始，連著四期出現「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台灣寺廟之旅」、「台灣原住民的文化與生活」、「埔里：藝術的小鎮」等專輯，預告了此後《文訊》的專題台灣化方向，其後展開的台灣「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專題，前後計十六期，更是如此；到了一九九九年八月到十二月，接連推出五期「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的回顧與反思」專題，則顏面清晰地確立了《文訊》作為台灣文學傳播重鎮的位置。

不變的是，《文訊》，一如她的刊物名稱，一直為台灣文壇提供傳播訊息與研究資料的服務。從創刊之前一年（一九八二）設立「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開始，到二○一八年七月該中心正式對外開放，日積月累，已收有當代華文作家近十萬冊珍藏書、八萬冊文學雜誌、四萬張作家照片、三千件作家手稿……等。這些主要以台灣文學作家及其作品為大宗的收藏品，不只為所有台灣作家留存了珍貴的集體記憶，也為台灣文學研究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資源。連結四五二期《文訊》雜誌的多樣內容、一百二十冊《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以及《文訊知識庫》數位化檢索系統，儼然已是一座沒有館名的台灣文學博物館了。而這也備受台北市政府的重視，已於去年將資料中心掛牌為「台北文學館籌備處」，只待找到合適館址用地，就可正式營運。

其次，作為台灣文學的公共論壇，《文訊》也做出了相當具體的貢獻。此一貢獻分別通過雜誌內容和舉辦活動來呈現。在雜誌內容的部分，《文訊》總能與時俱進，掌握文壇議題。以近二十年的議題為例，二○○四年十～十二月製作「台灣文學新世紀（2000～2004）」專題（分別是「分體斷代史論」、「文學社群」與「文學新世代」）；二○一○年六～九月製作「浪潮湧進長流不進：台灣文壇新人錄」專題（分別是「新詩篇」、「散文篇」、「小說篇」和「戲劇篇」）；二○二○年十二月推出「21世紀上升星座：1970後台灣作家作品評選（2000～2020）」專題，以將近二十年時間，持續觀察並檢驗新世紀新世代作家的文學傳播現象，正視新世代之崛起，深具前瞻性。他如對鐵道文學、動物文學、台語文學、原住民文學、大眾文學、客家文學、台灣文學的翻譯與交流、文學影視與劇場的變成進化等議題，在近一年來《文訊》各期也都深刻論述。閱讀《文訊》，就可知台灣文學趨勢，絕非諛詞。

在活動部分，《文訊》可能是所有文學雜誌中舉辦活動最多、內容最多樣，且最具公共論壇性質的單位。從每逢重陽節必辦的「文藝雅集」，到「關懷列車：關懷資深作家探訪」活動，以及相關的特展，《文訊》對文壇資深作家的關心和照顧，已是文壇樂道的佳話；早年《文訊》辦了不少研討會，如「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現代詩史研討會」、「台灣文學出版研討會」，還有舉辦十多年的「青年文學會議」等，在台灣文學尚未正式進入學院之前都具有影響力；近二十年來則主要以展覽為主，其中如「大學詩社展」、「文學摩登：台北文青生活考」、「微革命：影響台北的文學事」、「台灣現代詩外譯展」及「百大作家‧文學特展」等，都豐富且鮮明地展現《文訊》為文壇留影的公共性。

此外，《文訊》最不同於一般文學雜誌的，則是她對文學脈絡的掌握和鉤沉。展讀《文訊》四十年四五二期雜誌內容，不僅是專題製作，在開放性的來稿和專欄中，不乏文壇掌故、作家回憶或剪影、文學史料和出版軼聞的相關篇章，從作家的近況報導、史料的蒐集與典藏、文學獎的觀察與討論、文學雜誌或出版的舊事、關鍵年代或事件的回顧，到用照片說故事、去世作家追思……等，都能提供給讀者相當大的閱讀趣味，也能提供給研究者相當多的提示和啟發，並且掌握不同時代的文學脈絡和語境。《文訊》對全球華語文學圈的關注和報導也頗多，創刊初期就有「香港文學特輯」、「菲律賓華文文學特輯」；二○一五年也製作過四期專輯，討論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藝文環境與發展概況；近幾期又有「Bunga Raya：落地開花的馬華文學」、「不息的文學旗鼓──海外華文社團、學校與副刊」專輯推出，凡此都具見《文訊》對全球華文文學網絡之熟稔。

在常態編輯之外，《文訊》自二○一一年六月承辦「紀州庵文學森林」，以日治時期古蹟紀州庵作為起點，結合台北城南文學特色，迄今也有十二年。十二年來，透過展覽、座談、演講、音樂會、新書發表會等多樣化的活動，為台北市打造出新的文學地標。從平面媒體跨越到文創領域，結合社區、古蹟、餐飲與閱讀，奇蹟式地讓紀州庵成為亮眼的城市人文空間，也為台灣各城市的舊有館舍的利用和新生打造出可以借鏡的典模。《文訊》以有限的人力，而能兩全其美，主其事者封德屏的經營能力和奉獻精神，都令人佩服。

從一九八三年七月創刊，到今屆滿四十周年，回看《文訊》的來時路，雖曾有過風雨，終究昂然走過，今日的《文訊》可說是台灣當代文學的寶庫。四十年來她為台灣文壇提供傳播訊息與研究資料服務，從無止息；記錄並留存當代台灣文學與華文文學的史料與動態，詳盡無缺。她是無黨無私、守護台灣文學的公共論壇，也是了解台灣文學乃至於全球華文文學脈絡的重要雜誌。敬以此文向《文訊》編輯群致敬。（本文與七月號《文訊雜誌》同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