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北國的身影──被俘虜到西伯利亞的臺籍日本兵

有關日本時代臺灣人的戰爭經驗，大多數人或許會聯想到南洋戰場，但並非所有的臺灣人都是前往南洋，舉例來說，拙作《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下稱《零下六十八度》），是以家祖父陳以文為主角，呈現臺灣人被派駐在滿洲國，戰後被俘虜至西伯利亞的一段過去。

文、圖｜陳力航

從床邊故事到《零下六十八度》的誕生

《零下六十八度》書中內容源自我小時候的床邊故事，祖父很樂於講述他在西伯利亞戰俘營的經歷。對我而言，儘管成長過程中接觸不少有關臺籍日本兵的故事，但這些故事大多是發生在南洋戰場，正因此讓我更認定祖父的這段經歷有其獨特性。後來我就讀成功大學歷史系，決定在「口述歷史」課程以祖父作為口訪對象，開始記錄祖父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

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

祖父陳以文的經歷，使我更加好奇，除了與他返臺的那些同行者之外，是否有其他同樣前往西伯利亞的臺灣人，而他們的經驗又是如何？事實上，這些臺灣人，並沒有組成類似日本的「西伯利亞拘留者戰友會」組織，對於要研究此議題的人而言，必須要從分散的線索著手。根據許明淳的研究顯示，這些有過西伯利亞經驗的臺灣人，在戰後臺灣長期反共的政治氛圍中，相對於其他地區的臺籍日本兵，更具敏感性。因此他們大多選擇沉默，避免提及過去。再者，要透過調閱蘇聯軍事俘虜登錄簿，來確認其中的臺灣人，手續非常繁雜，必須要由後代向日本厚生勞動省（日本厚生労働省）申請。總之，要進行相關研究的條件非常困難。近年，經由許明淳等研究者的努力，又有其他戰俘的事蹟得以為世人所知，這是相當難得且寶貴的。

在談其他臺灣人的經驗之前，必須先談談當時的時空背景，何以蘇聯要將戰俘帶往西伯利亞？其背後反映蘇聯自身的何種問題？當時由於蘇聯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國內勞動力人口缺乏、經濟條件惡劣，因此在二戰時俘虜大量德軍、日軍，挹注國內勞動力。許多日本戰俘也因此曾在西伯利亞遇見德軍戰俘。蘇聯也基於上述原因，在進入滿洲國時，拆卸各種工業設備，也先後將駐在此地的五、六十萬日軍利用鐵路運輸至西伯利亞。

這些日本戰俘當中，也包含來自朝鮮、臺灣等日本殖民地的軍人。朝鮮人的人數為2,000人左右，臺灣人的人數，目前已知為19人，實際人數根據許明淳的研究推估，至多約有數百人。根據他的分類，臺灣人的派駐地多為滿洲國或者是北朝鮮。這些臺灣人的名字分別是吳正男、吳龍山、阮彰和、邱華忠、南善盛、唐中山、許敏信、陳以文、陳忠華、陳旺、陳越峰、彭武進、葉海森、鄭慕鐘、蕭冬、賴英書、賴興煬、羅阿貴、龔新登。其中，吳正男是目前唯一健在者，住在日本橫濱。而軍階最高者為許敏信（中尉）。以下，本文將簡單介紹其中幾位，如吳正男、許敏信、陳旺、賴興煬的事蹟。

1.吳正男（1927-） 沒入選特攻隊員，被俘虜到哈薩克

吳正男（1927-），斗六人，1944年報考陸軍特別幹部候補生，其後前往茨城水戶航空通信學校受訓，結訓後，他被分派到西筑波飛行場擔任通信士，隸屬滑空飛行第1戰隊。該部隊於1945年5月移駐北朝鮮宣德，部隊調查加入特攻隊意願時，吳正男填「熱烈望」，但未入選。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吳正男在宣德迎來終戰。其後，吳正男為蘇軍所俘，被拘留在中亞的哈薩克。期間曾從事挖水道、架設電線桿、牽電線的工作。1947年7月，吳正男搭乘第一大拓丸抵達舞鶴。返回日本之後，他繼續升學，進入法政大學就讀，大學畢業後曾任職於信用組合橫濱華銀。我在改寫《零下六十八度》的過程當中，在祖父的遺物裡發現吳正男先生的信以及名片，才明白兩人之前曾經聯絡過，吳正男先生曾來宜蘭找過我祖父。因此，當我在撰寫《零下六十八度》時，在伯父景山洋志（歸化日本籍）引介下，首次與吳先生通電話，我告訴他說，我是陳以文的孫子，目前正在將祖父的故事寫成書。2021年正式出版之後，我寄一本書給他，吳先生則是寄了一封回信，並且附上不少資料供我參考，例如他接受報紙的專訪，這些資料非常有助於我理解他的過去。吳先生在回信中，提及當時來宜蘭與我祖父見面時的情景，並且對於這本書表示敬意。

2.許敏信（1921-2000） 參加志願兵登報，被俘虜到西伯利亞

許敏信（1921-2000），臺北人，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會員許丙之子。1943年《興南新聞》報導許敏信志願加入海軍技術學生的消息，並寫到許丙的感想：「目睹這個關鍵的決戰時刻，我無法讓他悠悠就學，而是按照他本人的願望去做。」接著1944年，許敏信畢業自東京工業大學，同年以陸軍技術候補生身分入伍，被分派至岐阜陸軍航空整備學校受訓，1945年5月被分派至哈爾濱滿洲第8372部隊（第12野戰航空修理廠），並且在哈爾濱迎接終戰。許敏信為蘇軍所俘，曾從事鋪設鐵路的工作。1950年1月，他搭乘高砂丸在舞鶴上陸，許敏信戰後曾任職於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東京辦事處，以及擔任河原田議員的秘書等職位，最後於2000年逝世。

3.陳旺（1925-2019） 響應學徒出陣入伍，被俘虜到西伯利亞

陳旺（1925-2019），彰化人，原先就讀日本大學經濟學部，1944年以學徒兵的身份入伍，分派至佳木斯，被蘇聯軍俘虜後，進入第4收容所。在戰俘營期間，陳旺曾參與修築鐵路，以及修繕房屋等工作。戰後，陳旺並未返回臺灣，而是留在日本自行創業，最後於2019年逝世。

4.賴興煬（1925-2020） 原以為會去南洋，被俘虜到游擊隊城

賴興煬（1925-2020），新竹關西人，賴興煬是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三期，於1944年8月前往左營報到。1945年1月，賴興煬結訓，原以為會被派駐到南洋，但因美軍已進攻南海，因此3月時他跟著部隊調至上海，5月時再移防至朝鮮的元山。終戰後，賴興煬為蘇軍所俘，前往蘇城（現名游擊隊城，位在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收容所，期間曾經從事伐木工作。1948年9月，賴興煬自納霍德卡抵達舞鶴，其後在下關乘船返回臺灣。返鄉後，他務農維生。最後於2020年10月過世，享年96歲。

故事未完待續

在追尋這段西伯利亞臺籍戰俘歷史的過程中，我們不僅看到了這群被派往北方，最終成為戰俘的臺灣人的經歷，更發現了許多值得深思的課題。首先，這些看似零碎的歷史片段，讓我們得以窺見日本時代臺灣人活動範圍的廣闊性：在我的第二本書《慢船向西——日本時代臺灣人醫師在中國》中，提及陳纘述醫師，他畢業自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受徵召回臺灣，參與熱帶醫學研究所的第一期醫務要員受訓，1943年10月以軍醫身分入伍，前往新幾內亞，最後為盟軍所俘，前往澳洲的戰俘營。試想，陳纘述與前述陳以文、許敏信同樣身處在滿洲國，但是戰後初期卻分別身處澳洲與西伯利亞的戰俘營，如此縱向橫跨「澳洲─西伯利亞」的廣大領域，正是說明臺灣人活動地域之廣，以及與日本帝國發展之間的關係。此外，我也曾聽過當蘇聯軍進入滿洲國時，也有臺灣人被迫協助拆解工業設備，甚至差點被帶去西伯利亞。

探究時代洪流下人群移動軌跡，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些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日本時代臺灣人的移動與生命經驗，遠比我們過去認知的還要豐富而多元。西伯利亞臺籍戰俘的故事，只是這段複雜歷史的一個面向，仍有許多值得我們繼續探索的課題，比如說是否還有其他的臺灣人在內等等，都是在未來需要進一步解開的謎底。但無論如何，透過口述歷史、文字記錄與影像保存，我們不僅是在保存歷史記憶，更是在試圖理解那個時代臺灣人的處境與選擇。

※本文出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65期「二戰✕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