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月刊】乾隆御筆〈熱河考〉緙絲與盛清地理知識

文∣孔令偉（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作為滿洲皇帝的夏季行宮，及其接待外藩的重要場所，承德避暑山莊之建立與運作，對於清朝之政治、經濟、宗教等不同面向，具關鍵影響。伴隨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前期，清朝版圖在內陸亞洲（Inner Asia）地區之擴張，避暑山莊成為滿、蒙、藏、漢、回等多族群文化交流的重要歷史舞臺，更深刻體現清朝作為帝國之複雜性與包容性。避暑山莊與帝國擴張的聯動，不僅促成多語種書寫和跨族群交流，還推進盛清地理知識的發展。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1711-1799，1735-1796在位）〈御筆熱河考〉緙絲，即為一頗具代表性的實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乾隆〈御筆熱河考〉（滿文Ze ho birai kimcin，以下簡稱院藏本）絹質緙絲一卷，兼書滿漢文字。引首縱36.8公分、橫99.4公分，上有織文「武列徵源」，繡印「乾隆御筆」。本幅尺寸縱36.8公分、橫461公分。漢文正文題為〈熱河考〉，右起左行，係據乾隆三十三年（1768）御書緙織而成。院藏本緙絲漢文正文後繡有乾隆五十九年（1794）御製跋文，係時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的董誥（1740-1818）奉敕抄寫字跡。而北京故宮博物院亦藏有漢文〈熱河考〉緙絲一卷，當成於乾隆三十三至三十九年間（1768-1774）；院藏本則成於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間（1794-1795）。至於滿文部分，左起右行。滿文正文後亦附乾隆五十九年御製跋文，二者雖皆與漢文正文、跋文大體對應，卻非完全相同。院藏本裝裱精美，應係由蘇州織造經手。本幅前附雲龍緙系包首、玉彆，外裹錦袱，並收儲於雕龍木匣內。

〈熱河考〉文本歷史脈絡複雜而多元，於乾隆帝眾多御製詩文中，具相對特殊地位。〈熱河考〉最初乃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日至十五日，皇帝駐蹕避暑山莊期間寫就。其書寫動機與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後，清廷纂《熱河志》直接相關。更深刻論之，需置〈熱河考〉於清代考據學風和官方地理調查等特殊脈絡來探究。由於考據學風的興盛，清代學者關注《水經注》等地理著作。又隨著十八世紀清帝國版圖的擴張，朝廷屢派官員實地調查青藏、回疆諸地，從而促成盛清官方並重文獻考證與實地見聞的地理知識傳統。是故，乾隆帝駐蹕山莊之時，對熱河源頭有所好奇，遂結合實地探勘成果與《水經注》考證，糾正熱河乃《水經注》武列水而非濡水，並廓清灤河與濡水之關係。此外，乾隆帝對熱河等水文地理知識的索求，亦與版圖擴張密切相關。伴隨對新疆的掌握，清廷派員實地探查以拓展西域地理知識，並試圖追溯黃河源流至斯，與此同時，乾隆帝亦展現其釐清黃河源流以正《尚書．禹貢》、《水經注》之雄心。

漢　桑欽撰　後魏　酈道元注　《水經注》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18684

〈熱河考〉之多元文本流傳形式與途徑，亦體現其歷史意義。以文獻材質和形制而言，具紙本、緙絲、玉冊、墨刻、木刻等不同形式。〈熱河考〉起初乃乾隆三十三年，皇帝以水墨橫批御書於紙張，再由內務府造辦處進行裱裝。於《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記錄〈熱河考〉曾數次以御筆紙本橫批形式，由內務府送蘇州裝裱成卷。此外，乾隆朝宮廷時興緙絲藝術，故內務府曾受命參紙本〈熱河考〉裝裱，製作緙絲卷軸。而院藏本與北京故宮本〈熱河考〉緙絲之形制和風格，即與《活計檔》所載蘇州裝裱之手卷具一定關聯。相較於收儲大內的各式藏品，〈熱河考〉文本透過刻本印刷，得進一步流通。乾隆三十九年（1774），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刊行之戴震（1724-1777）校《水經注》卷首開篇，即錄入乾隆御製〈熱河考〉。藉由《水經注》殿本的刊刻，〈熱河考〉為清代士人知悉。而乾隆五十九年，皇帝於正文後增補御製〈重訂熱河考跋〉。同年底，令內務府製新版墨刻，並賞賜共一百零九位諸阿哥、群臣，如儒臣阮元（1764-1849）。是故，〈熱河考〉透過殿本刊行與賞賜等渠道，甚而影響乾嘉學者的地理知識，反映清代考據學風與帝國版圖擴張之間的互動。

清　賈全　〈八駿圖〉附吉隆阿書滿文〈玉鏤八駿歌〉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000238

藉由現存史料與版本的整理，得推測〈熱河考〉最初係由漢文書寫，後譯為滿文。院藏本漢文正文、跋文字體，分別由乾隆帝和董誥所書；滿文正文、跋文部分，則皆由吉隆阿（滿文Girungga, 1759-?）奉敕繕寫。吉隆阿係繙譯生員出身，曾任乾隆朝內閣中書、侍讀等職。乾隆五十九年，吉隆阿獲保列一等，極可能與是年奉命繕寫滿文〈熱河考〉和〈重訂熱河考跋〉相關。此外，乾隆五十九年、六十年前後，吉隆阿亦奉敕書寫〈玉鏤八駿歌〉等滿文御製詩文，並同〈熱河考〉一般，以緙絲、書畫形式收藏於清宮內。

綜上所述，〈熱河考〉深刻體現於清代考據學風盛行和帝國版圖擴張等脈絡下，新興地理知識的發展。同時，藉由梳理故宮院藏漢、滿文緙絲本並比較相關史料，不僅能重建〈熱河考〉的成文與增訂過程，亦能探討文本製作與清宮藝術的多元樣貌。

本文摘錄自《故宮文物月刊》476期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