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陷入焦慮與分裂，語言如何形塑敵我與認同？從戰後美國看語言政治

二戰結束後，美國社會表面上瀰漫著強烈的愛國情緒，不過舊有的語言卻不足以描述新的社會現象，人們只好「借用」現成的語彙。1949年，「反共」對美國而言成為保守派用來壓制社會變革的語言武器（例如攻擊勞工運動、新政支持者、民權與女權人士）。這段時間的對外政策與語言，像是為了應對國內的動盪與矛盾演變而成。

文／益田肇（Masuda Hajimu）

什麼是美國的？（什麼是非美國的？）

耐人尋味的是，在社會出現各種衝突、保守派開始頑強抵抗的此一時期，也正是「美國方式」（American Way）這個專有名詞開始在大眾間流行的時期。一九四六、四七年尤其是一個歷史時刻，當時全美幾乎都籠罩著愛國主義氛圍。然而，民眾在這段時期對於「美國」的狂熱，並非代表一個充滿共識且和諧的新時代的到來。事實上完全相反。正如美國史學家溫迪·L·沃爾（Wendy L. Wall） 所指出的，這一時期愛國主義語言的流行，反而暴露出一九三○年代至四○年代累積下來的焦慮感。

隨著過去的和諧與平衡崩解，許多人需要重新定義什麼是「美國的」。而這也同時是重新定義什麼是「非美國的」的一個過程。這些有關什麼是「美國」的爭論，源自於美國的大蕭條時期，並蔓延至二戰後的美國社會。在這段期間裡，社會與人們的現實變得更加不確定，也更加多元；繁榮與發展的承諾變得模糊不清、基於社會、種族和性別的等級制度，也開始受到挑戰。簡而言之，過去「理所當然」的習俗和社會秩序，隨著社會的變化，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那些過去潛藏的衝突和訴求開始浮出水面。而這其中，又有許多不符合既有知識和分類的事物，因此難以為其命名。假使創造出全新的詞彙，對大多數人來說又難以理解。因此，在表達新的主張，或描述新的衝突時，我們基本上仍習慣使用既有的語言。畢竟，人們不可能一下子就跳脫自己的語言，以及有關這個語言的價值體系。然而，仍需注意的是，當既有的語言被試圖用來描述一種全新的境況時，其意義往往會被偷換、加油添醋，甚至變得截然不同。

戰時和戰後的時代正是這種情況。那些試圖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於是質疑現存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秩序的人，如非裔美國人和女性，習慣從左翼思想中找到批判現狀的語言；即便這些左翼思想未必能完美表達他們的想法，依然能夠有效批判現存的體制。另一方面，那些擔心現有的秩序與和諧被打亂的人，也需要命名他們的「敵人」和他們自己。然而，當時尚未出現「保守主義」一詞形容草根階級的大眾情緒，或是使用「保守運動」來統稱社會運動（「草根保守主義」這個名稱要到一九七○年代才開始使用）。

另外，「美國主義」這個名稱，雖然對保守派確實具有吸引力，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因為改革勢力，也可以聲稱他們的主張和訴求更「美國」。例如，甘蔗農場工人提出他們也要過「平等的美式生活」；而非裔美國人和女性則用《獨立宣言》的「人皆生而平等」這一大原則，來訴諸反歧視。是故，擁護或希望恢復現有秩序與和諧的那一方，也需要一個語言，以便更清楚表達他們的「敵人」和他們自己。在這樣的社會需求之下，一個已存在許久的語言，以新的用法被應用在更廣的範圍上—「共產主義」和「反共主義」，它們在二十世紀中葉至後半葉風靡一時。

「共產主義」這個標籤可以貼到任何被認為是「非美國」的事物上。那些不符合一般主流的「美式」的人，很快就被貼上「共產主義者」的標籤。例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那些，受一九三○年代到二戰期間的社會劇變影響而開始提出新訴求的人。同樣地，「反共」也是一個可以方便統稱內部多元的群體的語言。「反共」的定義並不明確，硬要說的話，主要的共同點是排斥「與我們不同的人」。然而需要強調的是，這類的「反共」主義，源自於國內社會或地方社會中的問題和衝突。美國史學家科琳·杜迪（Colleen Doody）在其著作《底特律的冷戰》（Detroit's Cold War）中指出，美國社會內部之所以形成反共主義，並非由於美蘇衝突等國際層面問題，而主要是基於美國內部社會的緊張衝突。

從社會角度來看，美國反共政治的發展，主要基於其自身的國內因素，而非外在因素所影響。從根本上來說，戰後美國社會的「反共」運動，實際上是一種打擊「非美國」的人和行為的社會淨化運動。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它是草根保守派的抬頭，也就是為了壓制「滋事分子」和「麻煩製造者」，以恢復秩序與和諧的社會。

正如本書第七章將詳述的，這種「反共」運動在一九五○年代初達到了巔峰。而這個時期，也是那些體現了戰時和戰後，美國的社會和文化的巨大變革的人，如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家、女權主義者、移民、同性戀者、新政政策支持者等人遭受攻擊的時期。關注反共主義的地方性根源，就能理解為什麼反共運動的狂熱，會在社會變革顯著的地區傳播得更快，以及它是如何與地方政治和地方選舉相互交織，發展出多種不同形式。也就是說，在社會變革越明顯的地區，以「反共」名義發動的社會壓制運動就越激烈；而勞工運動的政治色彩越是濃烈，民權、女權運動和新政的支持在地方政治中越是顯著，這種地方上的「反共」邏輯，在地方政治中的力量就會越強。

一九四六年的中期選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那些候選人很清楚，選民對物資短缺、物價高漲，以及罷工浪潮很是不滿。選民投下的選票明顯反映了他們的惱怒、憤恨、焦慮和失望，恰如共和黨當時那句響亮的競選口號：「受夠了嗎？那就投票給共和黨。」這句話夠有效刺耳，因此打動了人心。是故，在整個競選期間，爭點始終圍繞在國內問題上。《國家》（The Nation）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等雜誌甚至寫道，沒有一位候選人願意討論外交政策或美蘇對立問題。

「反共」問題確實在這次中期選舉成為了幾個州的熱門話題，例如加利福尼亞、威斯康辛、俄亥俄、密西根和愛達荷。然而，這些州也是所謂「新政支持者」（New Dealers）和勞工運動家最為活躍的地區。也就是說，「反共」議題的真正課題，其實是如何應對快速增長的勞工運動。一九四六年的罷工運動爆炸性成長，讓這種趨勢更為明顯。也就是說，這類的「反共」議題，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快速發展的熱門議題，是因為共和黨候選人的競選策略。他們利用了這種反共邏輯譴責勞工運動家和新政支持者。而這種策略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帶來了驚人的結果。

共和黨在這次期中選舉中大勝。該黨在眾議院獲得五十五個席位，參議院則獲得十三個席位；四十八個州定席位中的二十五席，包括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加州和紐約州。共和黨拿下眾議院是意料之內，但拿回參議院則是意料之外。這是共和黨自一九三二年以來，首次同時拿下眾參兩院。共和黨的壓倒性勝利，使得原本只應用在地方選舉中的「反共」運動，開始延伸到全國。而實際上，這種「反共」運動並非是從白宮或現任參議員之間開始推行的，而是由新當選的眾議院議員所點燃的。

在一九四七年一月開議的美國眾議院上，來自伊利諾伊州的佛瑞德·巴斯比（Fred Busbey）和密西根州的保羅·雪佛（Paul Shafer）和巴特爾·瓊克曼（Bartel Jonkman）等共和黨新生，都一躍成為「反共」人士。他們強烈主張應該對國務院、司法部和商會進行調查，因為這些組織在大蕭條後的新政和二戰期間快速發展，據傳已被大量「共產主義者」滲透。這些議員的強硬立場，某種意義上其來有自。因為在密西根州和伊利諾州這兩個工業州的勞資爭議特別激烈，是故，他們的「反共」言論受到仇視勞工運動的草根保守派的支持。

然而此時，「冷戰」這個概念尚未像「大蕭條」或「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被認知為歷史現實，也不是一個首字大寫的專有名詞。在這個階段，前景仍不明朗，各種未來似乎都有可能發生。因此，當哈里·S·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發布聲明立即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也就是有名的反共主義政策濫觴— 杜魯門主義時，公眾輿論一分為二。當時的民調顯示，雖然大多數人贊成向希臘提供經濟援助，但有超過半數人反對派遣訓練希臘軍隊軍事顧問；且許多人也公開批評總統的這項聲明。可以說，「冷戰」世界在此階段只是眾多觀點中的其中之一，而且是可以被反駁的一個。畢竟它在當時，本來就不是一個為人所知或被廣泛認同的概念。是故，冷戰在此時此刻，尚未是一個存在於世界上的「現實」。

總而言之，一九四六年確實是「反共主義」這個古老卻新穎的趨勢，在大眾之間復活的歷史時刻。然而，這個概念並不是在美蘇對立為背景下所展開的，而是與美國國內，如什麼是美國的、什麼不是美國等文化和社會矛盾同步展開的。更耐人尋味的是，美國內部社會中的這些激烈爭論和多變的政治局勢，也意想不到地對遙遠的地區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當時被美國占領的日本，當然也不例外。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冷戰到底有多冷？人民眼中的冷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