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瑞士準備善終─妻子陪伴阿茲海默症丈夫走完「尊嚴」人生旅程

作家艾美．布魯姆以本書紀錄丈夫布萊恩向生命告別的過程。布萊恩因罹患阿茲海默症，決定遠赴瑞士的「尊嚴」機構，以人道方式結束生命。這本回憶錄使人心碎和難過，卻同時充滿愛、幽默和喜悅。悲劇性的疾病、難以理解的決定，支持對方對性命的看法。我們是否都能在準備好之際，好好最後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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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美．布魯姆（Amy Bloom）

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日，瑞士蘇黎世

我跟布萊恩都愛旅行。我們自己開車、坐火車、搭遊輪、乘飛機去過很多地方，但這趟蘇黎世之旅對我們來說，是前所未有而且非同尋常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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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尊嚴」（Dignitas）位於蘇黎世的辦公室。這家瑞士的非營利機構提供「陪伴自殺」（accompanied suicide）的服務。過去二十二年來，如果你是個想要結束生命卻又無法證明自己罹患絕症、只剩六個月可活的美國公民，這就是你唯一能求助的地方。美國目前的規定就是如此，即使是擁有「死亡權」的九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也不例外。許多上了年紀或長期跟病痛奮戰的人，對這些地方懷有終結生命的幻想，我也在布萊恩的吩咐下做了調查。最後我們發現，全世界唯一提供毫無痛苦、平靜且合法的自殺服務的地方，只有位在蘇黎世郊區的這個組織。

看過第二次神經科醫師之後，我姊就跟我一起掉眼淚。醫生花不到一小時就為布萊恩做了心智狀態檢查，並告訴我們布萊恩幾乎肯定得了阿茲海默症，而且以他的高智商、顯得吃力的平衡感和本體感覺（譯註：身體感知動作、姿勢和身體各部位的能力），還有檢查時表現不佳來判斷，他可能已經發病多年。不到一個禮拜，布萊恩就決定，阿茲海默症的「漫長的告別」並不適合他。我也花不到一個禮拜，就在一長串google搜尋結果中發現了「尊嚴」。

十二月時，我們已經確定清除了前往「尊嚴」的種種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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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幾乎跟平常差不多，就像這幾年我們做過的許多事，例如這趟飛行本身，還有之前的所有一切—前往機場的路、安全檢查、在約翰甘迺迪國際機場吃了很不錯的一餐。一切看似正常，除了至今我仍記得三年前跟現在有多麼不同。那時候跟布萊恩一起出門，我不會從他走去書報攤到回來都緊張得不敢呼吸。從外表看來—或者應該說從某種內在來看，一切幾乎正常。

這次去約翰甘迺迪國際機場，我們沒請阿諾來載；之前一向是他開我們的車載我們去機場，之後再把車開回我們家。阿諾開車載我們、我們的小孩和孫女們已有六年時間。他跟我們分享生活大小事，包括他對摩托車的熱愛、他戒酒的經驗、他太太的健康問題等等。我想是為了取得某種平衡，跟他想不想無關，以免都是單方面聽我們說。

我不忍心對阿諾說謊，但也沒有勇氣說實話，告訴他我們要去哪裡，更想不出什麼似是而非的理由（真正的騙子最愛玩的把戲），解釋我們為什麼要在一月底飛去蘇黎世。去滑雪？冰釣？看蘇黎世聖母大教堂的夏卡爾彩繪玻璃窗？我很怕阿諾會從後視鏡用同情的眼神看著我們，這樣我會承受不了；一來怕傷了布萊恩的自尊，二來我本來就很多愁善感。此外，我雖然受不了鐵石心腸，但也不覺得自己能忍受他人的親切慰問。總之，我什麼情緒都不想要，能冷冷淡淡隔絕一切最好。

到了機場，我們站在第四航廈的中間選了一家餐廳，比Shake Shack 漢堡店好（這家我喜歡，但布萊恩不愛），可是沒有棕櫚牛排館那麼高檔，因為棕櫚的價位高得誇張。寫到這裡，我想起我們後來還是去吃了棕櫚，畢竟──你知道。

布萊恩點了他想吃的所有餐點。整頓飯我從頭哭到尾，布萊恩不時拍拍我的手。但我的眼淚還是流個不停，因為我愛他和他的好胃口，以及伴隨這一切而來的感官享受、開心雀躍，還有對生命熱力的追求。

臨時綠燈

跟「尊嚴」的瑞士醫師G第一次面談前，我們還有一天的空檔。G醫師總共會跟布萊恩面談兩次：一次在禮拜一，一次是禮拜三。再來就是禮拜四到「尊嚴」的辦公室赴約。我們最後一次跟「尊嚴」的聯絡人海蒂（她已經跟我們透露真名，這裡以S代表）通電話時，她告訴我們，我們正在「取得臨時綠燈的路上」。後來一封更正式的電子信通知我們拿到了臨時綠燈；之後一名瑞士醫生會幫我們開藥，取得布萊恩在尊嚴辦公室進行「陪伴自殺」時要喝的戊巴比妥鈉。所以，要是布萊恩面談時表現得一如預期的好，G醫師確認他的判斷力和決心都沒問題，我們禮拜三就能得到正式綠燈，禮拜四就能前往尊嚴辦公室。

我從來沒有用任何方式抗拒過「尊嚴」。秋天時，我們在家接受電話訪談常被延期，而且半小時後才收到電子信的延期通知，我也沒有半句怨言。即使當時我跟布萊恩坐在廚房裡，全身緊繃得要命，還把貝果放到一邊，以免發出不恰當的聲音。

我們準備等電話響起就開擴音，這樣他們要是問了他不知如何回答的重要問題，我就可以寫在我們前面的筆記本上給他提示。這樣的情況只發生過一次。那次S問他為什麼想結束生命，他頓了頓，不是因為不會回答，而是因為他忘了「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這幾個字。有時候他會說成Anheuser（就是那家味道還可以的啤酒釀造廠Anheuser-Busch），有時會說成Arthritis（關節炎）。我們前往蘇黎世時，他已經忘記孫女的名字，把各種日期混淆，還會在超市裡迷路，卻一直記得自己的病叫什麼名字。

那次跟S電訪，我用顫抖的手盡可能用大寫工整寫下「ALZMEIMERS」（阿茲海默）這個字。布萊恩對我點點頭，然後清了清喉嚨，彷彿只是因為這個問題太過重要而有點激動。接著他沉吟道：「我不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我寧可在我還是自己的時候結束生命，而不是等到一天比一天活得更不像人，才採取行動。」

我們從八月就為了這通電話努力奔走，五個月過去了，我們漸漸認清「尊嚴」就是布萊恩最好的選擇，或許其實也是他唯一的選擇。

要不是神經科醫師在布萊恩的核磁共振檢查報告上面註明，她是因為患者「重度憂鬱症發作」才安排檢查，我們可能會更快達到目的。寫很容易，但那並非事實；要是當初她更細心或精準一點，我們可能九月就通過「尊嚴」的層層關卡，但其實那時我們根本還沒準備好。

十二月之前，S告訴我們可以繼續跑流程，一月就可以去蘇黎世，這一切突然變得真實起來—沒有布萊恩的世界，沒有他卻繼續運轉的世界，剩下我孤單一人，他化為塵土或星辰，從此不在我身邊。

再次跟S道謝過後，我們掛上電話抱頭痛哭，一句話也沒說就直接上樓午睡。當時才早上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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