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變性離家，我被媽媽送進精神病院」，黑色幽默美國夢

如果《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曾經讓你震撼，那麼你一定要讀艾米．尼特費爾德（Emi Nietfeld）所寫的《接受》。從問題少女躋身矽谷新貴，這本回憶錄以親身經歷「美國夢」的視角道出真相，赤裸裸描繪了向上流動的高昂代價、菁英聚集之地所散發的虛偽，以及社會對堅毅和韌性的期待所營造的嚴苛標準。「接受」未必是一種喜悅的選擇，卻是自癒的開始。（編按）

文／艾米‧尼特費爾德（Emi Nietfeld）

到頭來，媽媽不需要我也能製造陳述；那年春天，爸爸告訴我他要改名為「蜜雪兒」。在這番「驚天動地的宣告」過後，媽媽搬了出去，住到她在本地名下那棟雙層公寓的一樓。我則和蜜雪兒生活，於此同時父母開始進行監護權大戰。

「你感覺怎麼樣？」社工問道。這是一間擺滿箱子和公文信封的辦公室，我把雙手壓在臀部下坐著。那些檔案櫃裡想必裝著很多我這種小孩的人生背景，而這些經歷會連同散發著霉味、誘發我過敏的地毯一起，永遠鎖在這沒有窗戶的官僚體系中。

「很好。」我戒備地回答。親權評估員就跟遊戲治療師一樣想從我這裡挖祕密，他們會把我說的話解讀成他們想要的意思，所以我覺得只要講錯一個字，就足以毀掉我的人生。

他們都說我因為父母離異「受創」，但其實大部分是爸爸變性為女人這件事所造成。然而，二〇〇二年那個時候，《歐普拉》（Oprah）脫口秀還不曾有跨性別人士上過節目，因此根本不會有人相信，爸媽分開其實讓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蜜雪兒開始變性之後，變得比較快樂，也更好相處。後來她改信一位論教派，沒多久我也不信亞伯拉罕諸教的上帝，祂會把女童軍以及她們的同志愛人和墮胎者送進地獄。如果說失去信仰是一種損失，我倒是沒有這種體會。我轉去另一間位在郊區的公立學校念五年級，還在那裡學了打鼓。

「我想和蜜雪兒生活。」我告訴社工和所有聽我講話的人。

她感同身受地點點頭，但隨即提醒我他們不會考量十二歲以下兒童的意願。我才十歲大，所以我的偏好並非重點。這種流程把我惹毛了；倘若我的意願不重要，為何還要問我的感受，彷彿我的想望和情緒狀態是兩碼子事似的？也許社工本身確實在乎，但就這個體系而言，我的意願無關緊要；整個監護權評估過程看起來像笑話一場。不過幾個月的工夫，媽媽已經把一箱又一箱她快速累積的雜物搬進那棟雙層公寓的二樓，那是她專門留著堆東西用的空間。社工來做家訪的時候，我們母女倆就穿著親子毛衣，向他們炫耀我們的縫紉作品。社工覺得我們太可愛了；我沒有想到要找媽媽的碴或叫社工去樓上看看。

我升六年級開學前的那個星期五夜晚，蜜雪兒從家事法庭回到家後，就叫我打包行李。「丹在來的路上。」意思就是：媽媽拿到監護權了。

我必須搬去跟媽媽住，不告而別離開我的同學，轉到別的學校去。蜜雪兒也要搬走，去美國的另一頭生活，她說她已經沒辦法再跟媽媽周旋。那個月我還跟她見過好幾次面，但是某次講完電話之後就再也沒聯繫。我含著眼淚把「遊戲王卡牌」和圖書館的書塞進黑色塑膠袋，就此吻別了噗吉。

媽媽的車在車道上停下，大燈耀武揚威、以勝利之姿閃耀著。

我知道任何明理的父母若是站在我媽媽的立場，只要有辦法的話一定會帶孩子去做治療，但是我很抗拒。去談那些仍在發展中且我無力改變的事情，有什麼好處呢？

搬到媽媽家後過了幾個月，我們母女倆開始去做家庭療程。第一次坐下來諮商時，我才知道他們並沒有要討論我的感覺。「我要收集證據，」媽媽邊打開她的日誌本邊對心理醫生說：「以防『他』跟我爭監護權。」她一如既往，還在用蜜雪兒原本的男性名字來稱呼他。

「叫她『蜜雪兒』！」我氣呼呼地說，非常討厭媽媽和這位心理醫生，討厭他覺得做父母的把孩子拖到他辦公室，大辣辣地要求孩子提供把柄是正常事情的那副態度。

從媽媽的角度來看，我承認她確實拯救了我。沒有蜜雪兒掃我們的興，我們母女倆可以開單趟十小時的車到世上最棒的遊樂園玩，在應該要上學的日子裡玩到深夜，清倉大拍賣時盡情購物直到賣場保全護送我們出去。我們知道怎麼合唱七種語言版本的「生日快樂歌」。在連鎖藥局Walgreens的日光燈燈光下，我們假裝自己正在出演電視實境節目。

媽媽為我做了這麼多，蜜雪兒又遠走他鄉，我卻完全不知感恩。我好想念噗吉。媽媽和我身無分文，沒了奶奶的金援，還背上一身訴訟費和卡債，深陷在這棟充滿垃圾、老鼠亂竄的房子裡。我在轉過去的那間財力不足的明尼亞波利斯公立學校裡沒有惹是生非，卻一直被霸凌。聖經背誦比賽冠軍貧乏的社交技巧，再加上一身驚世駭俗的穿搭，比方說穿上蜜雪兒特別為了我升六年級開學第一天所買的漁網袖上衣和全拉鍊迷你裙，當然很容易成為箭靶。一天算下來我大概會聽到同學罵我妓女或賤人一百次。大人總是跟我說臉皮要厚一點，因為這種事情其實無法可解。

到了我十一歲生日前後，一個八年級生開始在校車上亂摸我，情況雪上加霜。一直到他威脅我又強迫我摸他，我終於忍不住跟媽媽說了。她剛下班回到家，滿臉疲憊。「那個，你有告訴老師嗎？」媽媽問道。我說沒有，她就要我去跟學校老師講；畢竟事發當時她不在現場，她無能為力。後來那年又發生其他事情，不過我已經知道最好別去打擾她。我所有朋友好像都碰過類似的經驗，可是我們沒有可參考的論述，除了在夜闌人靜時私下說說之外，沒有管道可以討論。每天下午放學後，我因為害怕獨處，就去和其他沒人顧的小孩閒晃。到了晚上我也沒辦法自己睡，便跑去和媽媽擠一張床。

「我想艾米有注意力缺失的問題。」媽媽這樣告訴心理醫生。她說她自己就有注意力缺失症，我哥哥也是，雖然他未經過醫師確診。（媽媽雖然帶他去看過醫生，但是沒有得到醫生的確診。）根據我們家的家族傳言，這便是哥哥沒去念大學，只能去輪班做保全的原因。

媽媽還向醫生出示證據：我頭髮凌亂、顛三倒四的模樣，還有經常遲到的習性。而最具毀滅性的證據就是，我在閱讀時會變得「異常專心」。

我對媽媽大吼，想阻止她把我當作不存在那般的談論我。心理醫生仔細地將媽媽說的話寫下來。他哪有理由不相信她？她是白人又能言善道，有房子、有大學學歷，有我全部的監護權。我只是個孩子，我的埋怨對他來說一文不值。於是我便像小孩那樣，拿起絨毛動物朝心理醫生丟去。媽媽的眉毛在老花眼鏡後面揚起，彷彿在對醫生說：「你看我說的沒錯吧？」

後來我又去看診一次，花了一個小時，並做了簡短的問卷，便被轉介給一位小兒科醫生做藥物治療。

我的病讓媽媽精神振奮。她在政府單位工作，有很棒的福利，雖然她沒有錢讓我去上特教班或請人看著我直到她回家，但她總是有辦法帶我去看醫生。我只要胃痛、頭痛或咳嗽，都會去掛急診。通常一離開家裡，我的症狀便會緩解，但因為我們已經到了急診室，既然沒別的事情可做，就乾脆留下來。我很喜歡待在等候室，那裡乾乾淨淨的，又有一堆好看的雜誌。

雖然我們加保的醫療保險（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HMO）會留存電子醫療記錄，媽媽又認識每一位護理師，但好像沒有人注意到我們母女倆幾乎每週都會去急診室，有時候甚至一週去好幾次。這就是媽媽表現愛我的方式：帶我去看醫生，看完後吃薯條當晚餐。我努力把去急診室的夜晚盡量拖得很長，這樣就不必回去那個老鼠尿臊味瀰漫所有房間的家。

媽媽很遺憾諾亞沒有機會治療注意力缺失症。醫生曾要求和我哥哥單獨談話，他問哥哥：「你有注意力不足的問題嗎？」哥哥說沒有。媽媽覺得這就是醫生不適任的證據。「你怎麼會問一個十一歲的小孩有沒有注意力缺失症？他怎麼會知道？」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媽媽並沒有帶哥哥再去看別的醫生。

媽媽顯然對諾亞感到自責。她沒辦法讓蜜雪兒喜歡諾亞，又忙到無法強制兒子做功課，甚至連盯他有沒有去上學都做不到。等諾亞到了十七歲，考慮要不要去讀大學的時候，她忙得焦頭爛額，很難再去哪裡找有關大學學費補助等問題和給予什麼指引。媽媽有太多事情沒辦法為諾亞做，所以會覺得醫生至少可以開個利他能（Ritalin）的處方箋給他吧。

她不會再讓同樣的錯誤發生在我身上。這一次沒有醫生問我有沒有注意力缺失的問題。當我抗議我的成績一直都是，說我在學校之所以不專心，那都是因為老師教的東西我大部分都已經會了時，也沒有人肯聽進去。

小兒科醫生開了專思達（Concerta）給我。情緒失控的時候，醫生又給我贊安諾（Xanax）。我吃了幾個星期的威博雋（Wellbutrin）之後，媽媽又把她剩下的阿德拉（Adderall）給我吃當作試驗。那位負責寫我處方箋的醫生助理，似乎對我這整個用藥歷程沒有覺得任何不妥。後來安非他命成分不但害我神經緊張、流汗不止，甚至還會歇斯底里大叫，助理將這些症狀視為我有憂鬱傾向。

「你們來我住的地方看看。」我乞求那些大人，心裡很篤定只要有人看到我們的居住環境，就會明白我為什麼愈來愈悽慘的原因。

●本文摘自寶鼎出版／日月文化之《接受：從精神病院倖存的哈佛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