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文賢／真有這樣的人！

1989年，電影《悲情城市》尚未公開上映，已經在威尼斯影展拿下最佳影片金獅獎，話題造成，電影正式推出後果然大賣，票房是出奇的好。因為合約裡有分紅，導演侯孝賢便拿這筆錢為攝影師陳懷恩、剪接師廖慶松與錄音師杜篤之，分別添購了高階的硬體設備，其中，光是杜篤之開出的錄音設備費用就高達一百八十萬。

這時，我車子正在快速道路上奔馳，時速約在九十上下，旁邊依然有許多車子超前我而去，我在人群裡，速度永遠太慢。時值夏日傍晚，夕陽如卵，天色洗鍊，台中市區的高樓橫列，像一口沒長齊的黃牙，有些蛀得黑了，有些鑲金。

手機連線汽車音響，我正聽著一檔Podcast，張大春訪問杜篤之。

收到侯孝賢送的錄音設備大禮，杜篤之說：「這是我這一生最大的轉變，這個轉變不只我的工作、工具，包括我對人的那種，態度……受到侯導的那種，感染那樣……」這套百萬錄音設備運到台灣，落地後，開機錄製的第一部電影，就是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那個下午，我是受邀到某單位給一群孩子上課，故事講得大概還可以，結束後孩子開心與我道別，主辦單位還送了一點小禮物，算是賓主盡歡。回程已是黃昏，但還不到開燈時間，天上雲少，有幾隻鳥，路上車也少，我方向盤輕鬆握，吐納舒適，心脈輕盈，覺得自己真是很好的人。

「隔了好久，我才輾轉聽朋友跟我講說：哎呀，侯導其實沒有分到分紅，那筆錢是他借來給你的……」杜篤之接著說，「而侯導從來沒有再提過。」

 張大春隨即「哇嗚」了好沉一聲，說，「這是侯導會做的事情……」

我端起坐姿，握緊方向盤，心裡也哇嗚了一聲，真有這樣的人！

兒子很小很小，小得還要人牽手才能走穩的時候，長得可愛。隔壁巷子裡有一位老先生，年紀恐怕有七、八十，身型瘦條，頸背微駝，出門總是Polo衫，腳上一雙黑皮拖鞋，走路慢慢的，聲氣俱寂。

那時我不過二十七、八，還不太懂老。

老先生常來敲我家門，堆笑問「弟弟」在不在？我家兒子聽見他聲音，會默默走出來探看，老先生便說，走，去買餅乾。這兒子木訥，也乖，會拿眼睛詢問我。我說，你想去就跟阿公去吧，兒子便會走去牽老先生手。我站在門口，像一顆長鏡頭，固定鏡位看兩人走到對面雜貨店，不幾分鐘又走回來，兒子手裡會抱一包乖乖或孔雀餅乾。老先生把孩子交還給我，誇兩句可愛，揮揮手便要回家去，我邀他進門喝茶，他總笑著推託，從沒走進半步。

這樣三天兩頭見一次面，一次買一包餅乾，前後沒有上百，也有幾十包。

兒子沒斷奶，老先生過世了。

這是近二十年前的事情，兒子連任何一包餅乾都不記得，我連一杯茶都沒請他喝過。

 2023年，侯孝賢說生病了，這年，《悲情城市》數位修復版重新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