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漢澄／天降惡疫

傳遍全球的殘酷瘟疫

西元1494年，好大喜功的法國國王查理八世率領傭兵大軍連同許多隨軍妓女，浩浩蕩蕩來到義大利北部，只用了半年時間攻占了該處的拿坡里王國。戰事底定之後展開慶功狂歡，但沒有持續太久，因為一種前所未見的神祕疫病開始自軍中蔓延。患者的生殖器上先是出現潰瘍，接著起紅疹，人會發燒，全身的肌肉骨頭都痛。幾周到幾個月之後，體表冒出劇痛並流著惡臭膿液的大小皰瘡，可以往下侵蝕直達骨骼，毀掉鼻子，眼睛與嘴巴，嚴重時死亡。

這種可怕的流行病沒人見過，無以名之，當時的人就稱呼它「殘酷瘟疫」或「未知瘟疫」。平民百姓、王公貴族、教宗主教都是它的客戶。義大利醫師柯拉蒂納斯·吉里納斯說：「至高的造物者對我們的不虔敬發怒了，所以就把祂最可怕的瘟疫降臨到我們身上。」神聖羅馬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宣布，這種病是上帝對人類褻瀆的懲罰。到了1514年，義大利醫師喬凡尼·維果在診治了許多病例之後，終於確認它其實是一種經由性交傳播的傳染病，從此它就進一步被當成了道德敗壞者「不容於天」的教材。

在神祕疾病席捲全歐洲時，各國都爭先恐後地為它冠上自己所討厭的族群的名字。剛開始出現時，義大利人認定它由法國侵略者帶來，所以稱它為「法國病」。四處傳播之後，波蘭人稱它為「德國病」，俄國人稱它為「波蘭病」，北非的摩爾人稱它為「西班牙邪惡」，而伊斯蘭世界的土耳其人稱它為「基督教的邪惡」。

義大利流行病專家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醫師本身是一位詩人，在研究時詩興大發，用一首長詩〈西菲利斯或法國病〉（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發表他的看法。西菲利斯是希臘神話中的一位牧羊人，被阿波羅懲罰，生了滿身惡臭的膿瘡，四肢劇痛。「西菲利斯」（Syphilis）一名在其後的幾百年間漸漸地流行起來，成為這個病在西方的正式病名。

西菲利斯於十六世紀初也經由貿易航路傳到了中國，大開中國醫家的眼界。明代張景岳在《景岳全書》稱呼這種新病為「楊梅瘡」：「楊梅瘡……以其腫突紅爛，狀如楊梅，故爾名之……必由淫毒傳染而生……隨至敗爛殞命者，蓋不少矣。……亦有不因淫毒傳染，偶中濕熱而患者，……清去濕熱，自當全愈，無足慮也。」張景岳認為有一種「淫毒」的存在，只會侵犯淫穢男女。至於那些沒有淫行卻被傳染的無辜人士，就算得病也不可能有多嚴重，安啦安啦。之後的中國醫書依此把它稱作「梅毒」，成為通用的中文病名。

迷信與道德的治療迷思

十六到十七世紀的歐洲，對梅毒患者的態度是他們活該，用不著治療，要不然就用痛苦的方法來治，藉此懲罰他們的不道德。主流的療法是汞（水銀），方法包括外敷、內服甚至蒸熏。典型的療程像這樣：將病人放在一間閉塞悶熱的房間裡，旁邊放一盆烈火，把水銀軟膏用力地摩擦在他的周身，待在那裡大量出汗，每天一次，連續一周到一個月以上。療程可以反覆進行，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當時流行一句俏皮話：「與維納斯共度一晚，與墨丘利共度一生。」（A night with Venus, and a lifetime with mercury.）維納斯是掌管肉慾的愛神，因性行為而得到的疾病當然賴給她，而墨丘利（Mercury）是另一位希臘神祇，名字正好跟英文的水銀（mercury）是同一個字。

水銀有劇毒，會造成神經病變與腎衰竭等要命的後果，合理地推測，梅毒患者中死於水銀療法的，要遠遠多過死於梅毒本身的。

中國醫家也試過各種各樣的草藥與礦物。有一味名為「輕粉」的藥物，就被列為治梅毒的標準方劑，輕粉是一種汞的化合物，這算一種中西方的「英雄所見略同」吧？一位明代的梅毒專家陳司成，寫了中國最早的梅毒學專著《霉瘡祕錄》，當中所用的藥「生生乳」特別值得一提。「生生乳」是砷的化合物，雖然也有劇毒，卻對梅毒有著不錯的治療效果，這一招領先了西方醫家近三百年。

1905年時，德國動物學家弗里茨·肖頓與皮膚科醫師埃里克‧霍夫曼共同發現了梅毒的元兇－－梅毒螺旋體。同在德國的細菌學家兼免疫學家保羅‧埃爾利希，之前就一直試驗用砷來殺死螺旋體細菌，一旦知道梅毒也是螺旋體所造成的，就試著在兔子身上用砷治療梅毒。經過幾年不屈不撓的研究，終於與助手日本細菌學家秦佐八郎共同研發出有機砷化合物砷凡納明（Arsphenamine），對梅毒有相當好的療效與相對低的毒性，徹底取代了流行數百年的水銀療法，被譽為治療梅毒的「魔法子彈」，這該算是「生生乳」的科學版。1940年代抗生素青黴素出現，用來治療梅毒更為安全有效，引領風騷三十餘年的「魔法子彈」也就讓位退隱，淡出了歷史。

細菌在人體間互相傳播，有時候也讓我們生病，梅毒的本質不外如此，當然不會代替上天懲罰我們。中西方古人都不知道細菌的存在，因無知而恐慌，因恐慌而迫切地需要一個說詞。「天罰」與「淫毒」就是依文化背景應運而生的方便說詞，進一步衍生出泛道德的譴責、對異己的仇視，以及種種痛苦無效甚至有害的療法。

回顧梅毒這段長達數百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知道，凡是因認知不足而產生的信仰教條或道德教訓，儘管望之儼然，都無助於醫療的進步發展。只有基於客觀事實與善意，用科學方法尋得的真相與解決之方，才是人類基本幸福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