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哲廷／一棵樹不必成為證據

午後的光線像是沉默的證人，穿過圖書館老舊的百葉窗，把書頁分割成時間的段落。你讀到一篇關於砍樹的報導，某地又為了開闢停車場，移除十七棵老樹，報導下方附了一張照片，一排倒下的樹，像失敗的士兵，倒在自己守護多年的土地上。你看著那張照片，耳邊有風聲，是你記憶中的聲音，不是當下的。

那棵你童年熟識的樟樹，仍在你腦海的街角站著，不願倒下。你曾以為它是無敵的，像父親的手臂，像廟前的神像，像早上六點鐘準時啼叫的公雞。但有一天，它消失了，沒有人道別。那年你十一歲，第一次明白，有些事會在你毫不知情時離開你，包括一棵你曾在夏天躲過烈陽的老樹。

很多年後，你讀吳晟的詩。那是另一種樹的時間。他說，他不是詩人，是種樹的人。你起初以為這是一句謙遜的說法，直到你真的看見他栽下的那座森林：一座種在墳地上的森林。

溪州第三公墓，不只是地景，是時間的立體圖層。那裡的每一株林木，底下都有死者；每一個死者上方，都長出新生的葉片。你想到一種從未在國小自然課本學過的循環：不是光合作用，不是養分轉換，而是一種文化與記憶的再生法則。那裡沒有告示牌，沒有觀光牌樓。你看到的不是景點，而是一種被實驗過、被相信過的慢時間。

這島嶼曾經有過許多樹。它們站在原野上，站在路邊，站在火車緩緩駛過的鄉間。它們沒有說話，但它們始終記得每一次光的變化、風的走向、雨季的來臨與退場。一個國家的記憶系統，從來不只建構在文獻與口述歷史之中。還有一種記憶，長在樹幹裡，藏在根部，在年輪深處刻著乾旱與颱風，在樹皮裂痕裡留著蟲鳴與日曬的氣味。

你想：如果這個國家的樹都倒了，那些無法數據化的記憶要到哪裡去？城市的語言不接納它們。報告書裡，它們被列為「阻礙視線」、「潛在危險」、「需預防性移除」。法律上，它們沒有角色，不能出席公聽會，不能抗議，也不能請假。而那些說得一口治理術語的主管們，只要在Excel表格上打個勾，就可以命令一個生態系退場。

你開始明白，吳晟所說的「景觀植栽部會」，不是一項政策提議，而是一場語言的修復工程。他希望國家的語法能再次容納「樹」這個詞彙，不只是形容詞，不只是修辭，不只是景觀工程的配角，而是一個可被信任、可被託付未來的主詞。這是語言的正名，也是倫理的重寫。

那天你在森林公墓裡坐了很久，看見有一隻黑枕藍鶲飛過。牠不是原本的居民，是某場遷徙偶然的落腳客。牠停在一塊無名墓碑旁，喙裡銜著一小根草枝。你突然懂了，為什麼那裡能變成森林。不是因為土壤多肥沃，而是因為沒人打斷它們的慢工。沒人催促這些根必須三年內成材，沒人計算這片林要創造多少GDP。那裡只給時間一個容器，讓它可以自然擴張。而那容器，正是這個國家最稀缺的資源：耐心。

你開始思考這些年政府所做的種種改革：快篩系統、AI教育、數位轉型、智慧城市。幾乎每一項都以速度為榮，快成為新治理的核心價值，彷彿越快越現代，越急越有政績。但快真的比較好嗎？你回頭看那張倒下的樹群照片，想到一個詞：被遺棄的速度。

我們不是殺死它們，而是拋下它們。我們放棄那些需要時間才能理解的生命，選擇與時間敵對，成為一種焦躁的文明。你想起在某個公部門做事的朋友說：「沒人會因為種樹得獎，大家只在意進度有沒有達成。」──進度。那是文件的神話，是文明的遮羞布。但一棵樹，無法被進度表圈養。它只能在風裡長，在無人看見的時候，靜靜地變化。它需要的不是承諾，而是不被干預。

你後來偶然看到吳晟的一句話：「種錯樹、亂修樹、亂砍樹，是這四十年來最常見的都市治理錯誤，卻從來沒有人願意承擔。」──你想，那些錯，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不在意。不在意，是一個國家最深的傷口。因為它不會出血，不會疼痛，不會引起任何短期後果。但它像慢性病一樣，逐步讓人失去辨認未來的能力。

如果我們不在意一棵老樹的死活，也不會在意一座河流的斷流，一片田地的消失，一群孩子在教室裡不再學習本土植物的名字。然後，我們就這樣失去與土地的語言。你開始學著辨認你家附近的樹。你第一次知道，原來那棵開黃花的是欒樹，那棵長在騎樓角落的叫小葉欖仁。你也開始注意，誰在照顧它們。

早晨六點，一位老太太提著水桶慢慢走過來，把花台邊的每一株都澆上一小瓢水。她的行動沒有薪水，也沒有備案。她只是相信，有些事還是值得慢慢來。你忽然發現，她與吳晟一樣，都是不被記錄的治理者。他們在政府沒來得及出手之前，就已經默默保護了這些脆弱的生機。

你終於明白，「一棵樹不必成為證據」這句話的真正意思──你也許還不能種下一整座森林，但你決定，先為那棵還站在巷口的老樹，寫下它的名字。它叫光影的記憶，它叫緩慢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