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舒雯／在語言的冰面上共棲：《雪的練習生》與他者的語言政治

序多和田葉子╱著，詹慕如╱譯《雪的練習生》（聯合文學出版）

▋跨越，又不斷重返的邊界

1960年出生於東京、1982年後移居德國的多和田葉子（Yoko Tawada），是當今國際間最受矚目的作家之一。自1987年出版首部雙語詩集以來，她持續以日語與德語雙語創作，並經常進行自我翻譯，作品橫跨小說、劇本、詩、翻譯與評論，書寫主題涵蓋移民與跨語經驗、民間故事新編、動物倫理、女性主義、後災難敘事等多種議題。她不僅挑戰語言與文化的疆界，更以其創作實踐持續拆解語言與主體、認同與敘事之間的穩定關係，揭示語言與身分間流動而不穩定的聯繫。因此，儘管多和田的文學身分常被歸入「越境文學」或「非母語寫作」（exophonic writing）等少數文學範疇中，這些分類並不為她的創作劃定穩固的認識座標，而是凸顯那些已經被她跨越，卻又被她不斷重返、穿梭並重塑的分界。

這樣強烈的邊界意識自始貫穿其創作生涯。其對冷戰意識形態下的國族敘事與語言政治的敏銳感知，或可追溯至她大學時期主修俄國文學的背景，與受阻經驗──她曾計畫前往蘇聯進修，卻因冷戰局勢未果。她的作品帶著鮮明的超現實風格與反諷語氣，時常探問制度下的身體異化、冷戰記憶的幽靈，以及語言作為逃逸路線的可能性，《雪的練習生》可說正是這些文學特質的集中展現。

小說分為三部分，由三代北極熊的敘述構成，橫跨蘇聯、東德至統一後德國的歷史敘事。第一部由祖母熊第一人稱自述展開，講述她從蘇聯馬戲團明星流亡西德，學習書寫並出版暢銷自傳的歷程；第二代北極熊女兒托斯卡則為東德國營馬戲團的表演明星，她能夠以雙足站立與人類馴獸師烏爾蘇拉演出著名劇目「死亡之吻」。這段以烏爾蘇拉視角展開的訓練過程，最終揭示為托斯卡所模仿並重述的親密敘事，亦即一場以熊之聲音回寫人類視角的語言演練：

「明明答應要寫妳的故事，但我一直在寫自己的事，真抱歉。」「不要緊，先練習怎麼把自己的故事寫成文字吧。這麼一來靈魂才會變空，留出空間讓熊進去。」「妳打算進到我裡面？」「對啊。」「好可怕喔。」我們同聲笑了。

最終由托斯卡之子努特擔綱第三部的敘事。他的聲音讓一隻真實存在過的北極熊得以獲得虛構表達：這隻於2000年代生活於柏林動物園的同名北極熊，出生即被母熊遺棄，由一位男性飼養員悉心撫養，在生前曾成為德國環保代言人與全球寵兒。小說藉努特的語言啟蒙與自我意識的誕生，重新探問關於自然、歷史與身體的文明預設：

「撞到牆壁再也無法前進的感覺、對牆壁外面的憧憬。這些都證明了我確實是個土生土長的柏林孩子不是嗎？」

▋一部屬於動物的藝術家成長小說

多和田曾在《紐約時報》的訪談中提及：「我小時候就會想──現在也仍然會想：動物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下的處境，是不是也有所不同呢？」《雪的練習生》中的熊族編年史正隱隱回應這個提問：祖母熊作為政治異議象徵，被西德出版界包裝成蘇聯人權受害者，托斯卡的身體是東德國營體制所操演與監控的宣傳工具，而努特則在媒體的商品化視線中成為全球化符號。身為「雪的練習生」，這三代北極熊橫跨「冷戰」、「解凍時期」、「後冷戰」，甚至面對地球暖化，始終在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下，與人類夥伴共同處於表演、展示、控制與期望的中心。他們一方面承受民族國家的政體規訓與精神斷層，另一方面也試圖透過書寫、表演與親密連結，在語言與記憶、夢境與現實之間，尋找抵抗與棲居的可能。

因此，《雪的練習生》既是冷戰幽靈的超現實寓言，也像是一部屬於動物的藝術家成長小說。當語言的主權不再屬於某一穩定主體，而在夢境與現實之間游移轉換，如托斯卡與烏爾蘇拉之間那場夢中反覆排練的「死亡之吻」，便展現出近乎莊周夢蝶般的哲學動搖：

「我們兩個自己在夢中練習了很多次。但我還是很擔心，無法確定到底是我一個人在作夢，還是烏爾蘇拉也在作同樣的夢。萬一只有我作了那個夢怎麼辦？」

學者Frederike Middelhoff曾將這樣企圖跨越人獸界線的書寫稱為「文學自傳動物誌」（literary auto-zoographies），指出小說透過祖母熊的書寫、托斯卡的仿聲自述與努特的語言覺醒，構成一場跨物種的敘述實驗。這些語言場景並非簡單的擬人化，而是一種反思語言邊界與發言倫理的敘事裝置。 正如小說中有一處暗示：

「他從動物的觀點寫了很多短篇小說。……與其說他把動物當成主角，其實真正的主角應該是當動物不再是動物、人類不再是人類的過程中，那些消失的記憶本身。」

事實上，多和田的所有小說都像是她寫給「書寫語言」這個概念本身的情書。而在《雪的練習生》中，三代熊試圖以書寫對抗遺忘，啟動回憶錄寫作中的紀實或虛構時，那些看似漫不經心的浮想聯翩中，承載了特別動人的意志。例如托斯卡的自傳創作中，絕大部分的篇幅都用來想像她的馴獸師烏爾蘇拉的內在生命，以及對方如何想像自己──一旦讀者嘗試想像一隻北極熊如何努力地想像著她的人類馴獸師曾如何想像自己這隻動物的內心世界，便能感覺，對於人類而言，「被嘗試理解」、「被堅持記得」，幾乎就是「被愛」的另一種說法：

「我將臉埋在托斯卡的膝頭之間哭了起來。到了這個年紀才終於交到好朋友，遇到害怕的事我總算可以坦誠地說害怕、可以哭泣。一想到這裡就覺得眼淚的味道如此甘美，捨不得結束。」

而正是在這種「擇己所愛」的自由背面，小說也同步拆解了母職與語言根源的自然化神話。當出身蘇聯的祖母熊試圖以德文寫作，卻被西德出版商要求回到「母語」時，她的抗拒成為對「祖國」、「母語」與「母性」神話的反敘事，讓語言從生物學、血緣中心主義與世系神話中解放出來：

「妳必須要用母語來寫作，必須能自然地寫出真心話才行。」「什麼是母語？」「就是母親用的語言。」「可是我沒跟我母親說過話。」「就算沒說過話，母親就是母親。」「我覺得她應該不會說俄文。」

▋在邊界消融的空間中盡情探索

在多和田筆下，即使是「母語」，也不過是一種歷史與情境交織下的翻譯結果。這種語言觀讓小說進一步構築出一種語言、夢境與母系敘事交織而成的「雌性詩學」空間，讓祖母熊神乎其技地在自傳的虛構中「預見」，從而「寫生」出自己的女兒與孫子；進而，在這種雌性生產的邏輯中，母北極熊托斯卡得以拒絕哺育兒子努特，而努特也可以在男性人類馬提亞的照護下學會了語言。這種穿越性別與物種界線的照護結構，鬆動了母職作為女性主體本質的神話，也更新了關於「生產力」的倫理與想像：

過了很久之後，隨著東德終焉，母愛的神話也像海市蜃樓般慢慢從德國的地平線浮現出來。托斯卡沒照顧自己的孩子受到大眾媒體那麼強烈的譴責讓我十分同情。……動物養育孩子並非出於本能，而是一種藝術。既然是藝術，那麼培育的也不一定得是自己的孩子。

於是，當傳承與養育不再根植於生物性，「而是一種藝術」，「自己（人）」的定義也將隨之鬆動與擴延。《雪的練習生》所「練習」的因此不再只是對生存、語言或適應的訓練，更是一場對「共居」的倫理與藝術的試探。小說藉由語言與物種之間的流動，想像出一種跨越邊界的共處關係──這種關係不依賴血緣、文化或語系的同一性，而建立在對差異的承認與協商之上。

也因此，或許再沒有比北極及其周邊更合適的場景，能如此具體地承載這樣的想像：在一片邊界不斷消融與重構的空間中，任何清晰而穩固的界線都無法長久維持。人們可以在那裡盡情探索，如何在物種、國族與文化的縫隙之間，共同生存、對話以及發展好奇心：

在這裡，各種語言的文法都被黑暗包覆，失去了色彩，逐漸溶解，漂浮在凍結的海面上。「我們聊聊吧。」我跟托斯卡一起坐在一片冰上，漂浮在海面，托斯卡說的話我都能聽懂。旁邊還有一片類似的浮冰，上面的因努伊特人正在跟雪兔說話。

讀到這裡，身在台灣的讀者，或許也會想起詩人夏宇在名篇〈交談〉中，對北極語言風景的虛構──兩者之間神似的場景與詩意想像，彷彿在遠距中產生了奇異的文學共振：

聽說住在北極的人們，他們交談的方式是這樣的：他們誰也聽不到誰，因為漫天漫地淹過來的風雪，他們只好把彼此凍成雪塊的聲音帶回去，升一盆爐火，慢慢的烤來聽。……可是這裡是亞熱帶，我有一半的時間消耗在緘默中，而在另一半裡懷疑緘默的意義。……六十燭飽滿無知的燈泡，靜靜照在一群親愛而常常爭吵的人們頭上。

就在這樣的時刻，當冷戰的陰影彷彿再次在地平線上升起，當許多霸權遠遠近近、試圖重劃疆界，位處亞熱帶的我們或陷於緘默，或困於爭吵。《雪的練習生》所描繪的動物與人類、語言與記憶的共同生存空間，正提出一種謙卑而深刻的文學設想：在充斥著冰封與斷裂的地方，關於如何努力尋找一塊語言的浮冰，試著與他者共棲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