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強生/亡者的記憶(上)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2017)© Nobel Media AB. Photo A. Mahmoud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2017)© Nobel Media AB. Photo A. Mahmoud

諾貝爾文學獎,

年年副刊較勁的戲碼

台灣文學界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關注究竟從何開始的?印象中報紙副刊會開始大篇幅報導,好像始於馬奎斯(1982)的獲獎,下一屆得主威廉.高定(William Golding)也占了大幅版面,然後就似乎成了年年副刊較勁的正常戲碼。我一九八八—九年短暫在《中央副刊》服務過一年,第一個編輯企畫震撼教育就是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當天同仁們提早進辦公室,每個人都被安排了作戰位置,就等一揭曉就分頭負責瘋狂打電話。而我則必須負責的項目是,萬一得獎者太冷門,找不到任何專家學者擠出稿子,我就必須有一篇東西作為補版之用。

還沒有網路與谷歌大神的年代,這種應戰方式只能用人仰馬翻形容。記得自己那年竟很有勇氣地寫了一篇諾貝爾歷屆得獎人分析,做出了一份國籍與性別分布的統計。截至那年為止,法國得獎次數最多,其次是美國,然後第三名竟然是瑞典地主國。結果當年獎落埃及的納哈吉‧馬福茲(Naguib Mahfouz),冷門到不行,我這篇原來備而不用的文章最後被放上了顯著的位置。

要談石黑一雄之前,為什麼要先來回顧這一段?經過那次的爬梳得獎紀錄後,只不過是初出茅廬文壇新人的我,對文學創作有了一次震撼性的覺知:每一個國家都有她的文學史,都有她當代傑出的作家,如此一來,全世界在世的可敬一流作家何以萬計?但是就像馬福茲,除了埃及或阿拉伯語系的讀者,知曉他的有幾人?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或許是打開世界文學窗口的少數機會,但是得獎人卻如此集中於幾個少數國家。現在有維基百科可助一臂之力了,我上去看到最新統計:法國得獎十六次,美國十三次,仍文風不動穩占冠亞軍,英國十一次後來居上。

而當年我做類似統計時,有一個盲點還得等我出國念書後才有所驚覺。為何得獎人通常都被認為是他/她的國家之光?

然而,貝克特(Samuel Beckett)是愛爾蘭人入籍了法國,約瑟夫.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是從蘇聯投奔了美國,以薩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從波蘭流亡到美國,用的還是意第緒語寫作……這些現象早就存在,但是文學離散的主題還要等十年後才會浮上檯面。而台灣人恐怕要等到高行健的獲獎(2000)才對這現象有了既尷尬又困惑的感受:如果不是入籍法國,他會成為華人第一個獲獎人嗎?來自中國、以華文寫作的他,跟台灣又是什麼樣的關係?

等到二十一世紀石黑一雄的獲獎,以及他作品本身對歷史與書寫之間的探討,已經讓這個問題又深化到另一個層次。

郭強生收藏的石黑一雄著作。(圖/郭強生提供)

不屬於「典型的」

瑞典皇家學院最愛

此後多年,年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前夕,我都被副刊朋友們請託,萬一獎落英美小說家,我要幫忙寫點介紹。

已有線上直播的時代,不必等報社撥電話通知,我可以早早打開官網,等待大門一開發言人步出,即時同步。二○一七年,我守著電腦,當聽到那個帶著北歐腔的英文蹩腳地念出……Ish……iguru……我竟然腦筋打結了一下:是那個石黑?還有別的石黑?不會吧?當確定就是那個石黑一雄時,我笑了起來:好樣兒的!

一開始的那個不確定,是因為認為石黑一雄不屬於「典型的」瑞典皇家學院最愛。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表態,作為非白人作者,沒有坎坷身世或被打壓的受難履歷。況且他已是國際級的暢銷作家,不屬於保障名額型的多元考量……而下秒我因他獲獎而開心,則是因為他恐怕是至今所有得獎人中,唯一一位我早已關注多年的。讀著他的小說,就像跟著認識已久的學長走在校園裡,在同世代的哥們兒的引領下,一塊兒步入了那個仍然混沌、然而大多數人卻在興高采烈慶祝全球化的時代。

會這樣形容絕非往自己臉上貼金,而是想說明作為一個讀者,被一個作家的作品改變了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是會真實發生的。

從初接觸到石黑的作品開始,同步也在目睹著這個世界不再是原來由西方主流國家提供的樣板,自由經濟好棒棒,民主制度是歷史的終結,這些曾經一度讓全球效法的進步方程式,早已一步步露出了破綻,那個看似世界秩序存在的人類世界,如今已陷入一片硝煙衝突與叫囂。我常自問,作為人類的一員,而非僅是台灣人或文學人,我能有跨出所有選邊站與標籤式思考的可能嗎?

而這個時候,我總又會想要重讀石黑一雄。

一流小說家

從不隨輿論思潮的改變起舞

《群山淡影》於一九八二年出版,多元文化論述方興未艾,初試鶯啼的新人自然會被當成趕搭亞洲熱風潮。《長日將盡》場景一轉,老男僕的主子與納粹眉來眼去而在戰後身敗名裂,論者立刻為這部作品的政治立場定了調。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確何須贅言?納粹邪惡與猶太屠殺浩劫,相關主題的書永遠不嫌多。一部文學作品被如何解讀,往往逃不過時代之中當時政治氛圍的制約。

單就小說藝術而論,我認為石黑一雄將「第一人稱不可信任之敘述者」這個小說觀點發揮到極至。而至於敘述者之「可信任」與「不可信任」分別為何,便成為他的小說對讀者自我道德認知的最大考驗:你怎知自己沒有被意識形態洗過腦?

石黑一雄的《長日將盡》在一九八九年出版。同年我負笈美國。

從一個剛剛解嚴的國家,一腳踏進了充滿各種身分政治的地球另一端,二十出頭的我可以說是毫無心理準備的。種族歧視是什麼感受?文化霸權是怎麼回事?當我的戲劇創作開始被老師們讚譽,也獲得一些劇團讀劇活動的青睞時,我也曾一度疑惑,自己是否也該嘗試雙語創作?

上個世紀的尾聲,身處紐約這個多元文化與亞洲熱一發不可收拾的第一線現場,我經歷了所有老美朋友見了面就要跟你來聊《霸王別姬》《喜福會》《蝴蝶君》的年代。對他們來說,這都是稀奇有趣的東方,正統不正統完全不是他們的考量。譚恩美黃哲倫這種美國土生土長不識漢字的美國人,成了向西方輸出神祕中國文化的代言人,教我感到精神錯亂:這就是黃皮膚立足西方世界的生存之道?

《長日將盡》在彼時洛陽紙貴,激起的驚嘆一般不外乎:「一個日本人能把英國貴族生活描寫得這麼好?」豈不荒謬?石黑一雄四歲就離開長崎了,受的是完整的英國教育,他卻仍得不到一個英國作家的位子。甚至,他與奈波爾、魯西迪,還被英國文壇冠上「移民文學三傑」這樣的名號。布克獎的推崇歸推崇,這個移民的標籤卻仍如影隨形。

時至今日,三傑中的奈波爾與石黑一雄已雙雙獲得諾貝爾桂冠,當年的「移民文學」已成「世界級文學」,不知打臉了多少書評家。在我看來,石黑一雄的跨族群書寫遠比奈波爾更加迂迴深沉,看似寫實風格的平鋪直敘下,總有數個弔詭在暗中交織。

譬如,很少人會拿石黑一雄的處女作《群山淡影》與《長日將盡》並論分析。表面上題材背景南轅北轍,但我卻認為這兩本小說之間有它們的一脈相傳,也因為石黑這樣的一致性,才被我心目中認定為一流的小說家。一流的小說家從不因為輿論思潮的改變就隨之起舞,他們甚至有一種天賦,從年輕時就已有了一個成熟且經得起考驗的人類觀或世界觀,絕非東拼西湊的人云亦云。

從《群山淡景》開始,那個「第一人稱不可信任之敘述者」已充分演繹了瑞典皇家學院所給的得獎理由:「在這些充滿巨大情感力度的小說中,他揭露了隱藏在我們自以為是的安身立命之道背後,那個無底深淵」,並標示了他接下來作品中一個重要反覆主題:記憶與戰爭。

然即便少數評論家能忽視石黑一雄的黃皮膚,卻恐怕仍不察在《長日將盡》主人翁史帝文生這個白人老男僕,一副英國式不茍言笑的矜持面具下,藏著的其實是一張長崎原爆受難者的面孔。

活下來的人,

都在經歷著另一種戰爭

留下的陰影

《群山淡影》的敘述者「我」,一位居住在英國鄉間的中年婦女悅子,因為大女兒惠子自殺,與感情疏遠的二女兒妮姬難得相聚,開始了在記憶中漫遊,而記憶碎片主要圍繞著老家長崎在二戰後的生活,尤其是其中一位名叫幸子的女人。

當時懷著頭胎的悅子,看見單親媽媽幸子帶著女兒真理子搬來了社區,因好奇而主動關懷,發現幸子原本家世很好,丈夫在戰爭中喪命後,現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國大兵男友能帶她們母女去美國。而這個渣男卻一次次欺騙了她,她卻仍不放棄希望。「我」的敘述中還參雜著她與丈夫次郎,丈夫父親緒方先生的相處。緒方對日本戰後的社會改變頗多怨言,為了一篇被如今已成左派的昔日學生批判的文章,尤其耿耿於懷。

「我」的敘述都只是錄像式的播放,不帶太多情緒,也沒有過多的感想,甚至對於大女兒惠子的自殺也未多做著墨,沒有作為母親不可自拔的悲慟。為何惠子的自殺引發的記憶倒帶卻是圍繞著幸子呢?這就是這部小說的核心所在了:為了活下去所受到的屈辱與羞恥,是能夠輕易訴說的嗎?悅子從頭到尾都沒提到丈夫次郎後來哪裡去了?她又是怎麼嫁到英國來的?讀者得到的唯一線索就是自殺的大女兒惠子,就是故事一開始身孕中的那個孩子,二女兒妮姬這個名字是英文,顯然是與後來的英國老公所生。英國老公在記憶中卻沒有任何篇幅。

也就是說,石黑一雄相當高明的錄下了悅子這個女人的絮絮叨叨,卻提供了一個複雜心理機制的案例。這個不可信任的敘述者所有被略過不提的部分,才是真正的故事。幸子在戰後的倉皇失所,被糟蹋被屈辱,成為移民英國多年後的悅子,對人生回顧時所投射的一個替身。

當年看著幸子一心想離開日本,不動聲色的悅子是否也暗自懷有一樣的夢想?這在當年不允許自己透露出半分,而在如今成了孤單老婦喪夫喪女之後,更是難以啟齒自己是不是遭到了某種詛咒?回憶中顯然她與公公緒方有某種不可說的曖昧,更可印證悅子這種把祕密都埋在心裡的性格。

如果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悅子與幸子作為移民改嫁給白人的女性,她們該被同情還是嘲笑?

二次世界大戰的落幕,就僅僅是同盟國打敗了軸心國,換來了苦難後舉世歡騰的和平?

「那時我44歲。直到那時我都還認為二次世界大戰,它的恐怖與它的勝利,都是屬於我父母的那個世代。不過如今我想到,不久之後許多第一手見證這些重大事件的人也將離開人世。接下來呢?記憶的負擔是否要落在我們這個世代身上?我們不曾經歷過戰爭年代,但至少扶養我們成長的父母們,他們的人生是由戰爭不可磨滅的經歷所塑造。如今,我身為一個公眾的說故事的人,是否我有過去未曾自覺的應負義務?一個盡我所能傳承下去的義務,把我們父母親這一代的記憶和教訓傳遞給我們之後的世代?」石黑一雄在他的諾貝爾得獎致詞中如是說道。

所謂上一代的戰爭留給他的記憶與教訓,從來不是贏家與輸家這樣黑白分明。活下來的人,不論哪一方,都在經歷著另一種戰爭留下的陰影。《長日將盡》中的史帝文斯,同悅子如出一轍,對這場戰爭的真正感受只能永遠埋藏在心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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