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豪/小發財
曾經有段時間,那些偶然的起心動念,都神奇地一一成真──小發財就是這樣。雖然嚴格講,我從沒想到自己會買上貨車,但整件事就這麼來了。
當初說要去體驗勞動,就真的走進搬家公司。做滿半年,覺得這個長度還算交代得過去,便有如退伍般跟同事珍重再見。後來經過介紹,自認理所當然重拾記者這份工作。只是沒多久,我就發現可能走錯地方。
「你不覺得,性,這個議題很重要嗎?」主管好言相勸,無奈我不開竅,沒有裸體跟屍體,兩個月就趕緊另請高明,彼此都鬆一口氣。倒是對媽媽有點抱歉,聽到我不當搬家工人,每天還有免費蘋果可以拿,她的表情看起來,是那麼滿足。離職前,我站在陽台上張望,漫不經心地想:「要是有台貨車就好了。」結果隔沒幾天,詹大哥就打電話來問:「兄弟,我的小發財要賣,有沒有興趣?」
心想事成的滋味,比想像中複雜。不管了。我開上小發財,重返搬家這行,跟著詹大哥跑單幫。沒想到,第一件差事,卻是衝到三鶯橋下。
「三、鶯、部、落?」不待詢問,彼端語調急促,喘著氣簡略交代大致方位,催促我趕快過去採訪。那幾年,剛出現公民記者這個概念,後知後覺的我,才知道自己原來也是。掛掉電話,急急忙忙開著小發財沿途問路,東奔西跑終於趕到,現場已經開始拉扯。我擠進人群,邊拍照邊順手幫忙推警察,很快就被連人帶機丟到雜草堆,告誡不准再靠近。
想也知道不可能。我假意配合站在原地收拾,隨即悄悄從橋墩後繞進部落。誰曉得這一去,竟逗留長達八年之久。
那幾年,家裡被詛咒般難過。
某日早晨被窸窸窣窣的陌生交談聲驚醒。連衣服都沒換,走進客廳發現有人四處拍照。這莫名的造訪究竟何時結束,記憶裡一片空白,再接上已是爸爸找我到樓下走走。兩人坐在公園的僻靜角落,默默等待,難以啟齒但還是得講:「我們過陣子要搬家了。」
跟我那天看到的簡直一樣。
面對警察、怪手要拆房子,自覺理虧的族人,大多默然地孤立著。差別只在於凝視或別過頭去,但拆除時發出的陣陣嗚咽,無差別鑽進耳際。終究還是有人忍不住試圖掙扎,隨即被優勢警力架住,「不要這樣,不要激動,再一下就好。」面對這種不可理喻的彬彬有禮,族人身子癱軟放棄抵抗。找社運團體幫忙,但見前輩眉頭微蹙:「這沒有三五年搞不起來。」長期抗爭得精打細算,後來往返三鶯部落都騎機車,讓小發財回歸本業,搬家賺錢。
說也奇怪,家裡出事後,乍看沒什麼改變,但空氣中瀰漫的味道,就是失敗。它們附著於微物之間:掉髮纏繞廁所排水孔日復一日;垃圾袋裝滿五十元廉價便當盒跟白長壽菸蒂;過期月曆還掛著,春聯卻已消失無蹤。
或許正是如此,在詹大哥的眾多客戶中,一直記得何先生。
那天我們來者不拒,妥妥當當的服務讓他相當滿意,「介紹沒錯,服務果然好!」男人看似興致高昂,話題轉移到眼前物品的來歷:「衣櫃,老媽的嫁妝。」「書桌,是孩子國小三年級買的。你們看,上面那些貼紙。」「這張茶几二十幾年了,耐用!」然而家人們並不埋單,漠然看著這場獨角戲。我想,一定是舊家門前的法院封條,讓人很難提起勁吧。
詹大哥跟我彷彿視若無睹,但臨走前卻似乎更鄭重地道別:「何先生,謝謝。」他挺著身子,「哪裡,你們服務好。」宏亮的嗓音,刻意把窘態掩在門後。
有則新聞一直放在心上。報導中,再也繳不起房租的何先生一家三口,最後選擇走上絕路。詭異的是,電腦居然有個用「何先生」命名的檔案。檔案裡,自己跟詹大哥你一言我一語,交換彼此觀察,「便當、飲料統統準備好。」「夫妻都輕聲細語,女兒也很乖巧。」結論是:「他們感情一定很好。」
我不禁開始懷疑,莫非何先生只是我的想像?有如劇本再陰鬱,也能偶爾穿插幾頁陽光普照?
等銀行的人離開,媽媽下了最後通牒:「如果這間房子保不住,我就從樓上跳下去。」顯然,她直到那時還心存僥倖:事情怎麼可能搞到這樣?不信與信任、矛盾跟突兀,擅於在生活砌成的磚牆間叢生,本質上難以並存,卻也相互依附。
結果這兩件事都沒成真。家被法拍後,他倆的熱戰隨著時間演變成冷戰,只不過受限於空間有限,彼此還是得同床隔著隱形邊界對抗。持續籠罩的硝煙味,直到爸爸生病才逐漸消散。從發現到過世,不到半年。關於這半年,弟弟說沒什麼印象,媽媽卻記得醫院美食街的餐點。
記憶,耐人尋味。
我最先記得的是,第一次住院前夕,爸爸異常執著:「內衣褲帶舊的就好。」斷續對話中,依稀透露出他對此行怕是再也不復返的預感。但我心想,就算如此,不正應該買新的嗎?沒辦法,我們循著各自的邏輯去思考,正看反看,都成立。說到底,差異其實也不大。
之後反覆進出醫院,期待起起落落,內褲的討論被擱置,剩下爸爸愈來愈差的臉色跟削瘦身軀。外行人也知道大概不行了,於是日子變得只能等。讓我想起三鶯部落被拆掉之後,能做的事少得可憐,「每天守著這裡,也不知道在等什麼,等怪手再來拆嗎?」
後來才知道,連等也不簡單。醫院在爸爸住滿三周後,便明示暗示要我們辦出院。面對各種冷處理,再怎麼遲鈍,也知道該把爸爸背回家。結果就是出院不到一天,全家又搭上救護車搬進最近的急診室。
三天後,急診室說父親要走了。
小時候,每每被媽媽修理,爸爸總宛如救星聽我哭訴。這項特權直到上國中才被取消,「哭什麼哭,老爸死了再哭。」用性別設定行為準則,是那個時代男性特有的價值觀。我沒有爭辯,任時間去默化,倒也習以為常,但不知道為什麼,眼見他嚥下最後一口氣時,終究還是哭了。
模糊視線裡,有位醫護人員天使般降臨,在我眼前拭淚。之前被遺棄的,於此終至得到承接。送走爸爸,我們全家特意前去急診室致謝,但先前那間醫院的醫藥費,說什麼也不繳。催告函、開庭通知、判決書,以我之名接續送達,直到強制執行登場,才讓這場賭氣畫上句點。
如果這也做不到,連人都當不成。
寄生都市的流浪者,拖著影子路過璀璨大街,房地產沿途攔路咬人,隨便一間空屋就能買你三輩子。沒有窗戶的房間,終日採集不到陽光,要把「我」這個字折起來才能放進去。待久了,也習慣把願望打包封箱。比起來,三鶯部落身為原住民且為人所知的被壓迫史,要抗爭多少還有點底氣。
爸爸始終正面回應我去三鶯部落,不問怎麼不轉行,老是往那邊跑。有次還來看我們的抗爭,說辦得不錯。真是個怪咖。直到臨終,他才忍不住念了句:「搞了八年,可以了吧。」確實,就算生意出狀況,他仍刻意不要我跟弟弟負擔什麼,「做自己。」至此我才明白,過去的起心動念所以屢屢實現,其實是能夠任性而為所致。這是爸爸給的最大祝福,或許根本超出他能力所及。
就像航海家號太空船。
1977年夏天,航海家一號和二號在半個月內相繼升空。原本僅僅預計四年的任務時間,奇蹟般至今仍頑強地每天如常將資料回傳到地球。沿途拍攝的影像,不斷帶來新發現,靠的卻是只有68KB的主記憶體,這種規格放在遙控器,連電視都打不開。
航向天際前,他們各自攜帶一張銅製的鍍金唱片出發,目的是如果被外星文明攔截,便能看見兒童、海豚和夕陽的影像;聽到蟋蟀、下雨和母親親吻小孩的聲音,以及五十五種語言跟九十分鐘的音樂。承載著超乎想像的珍貴善意與勇氣,如今他們已離開太陽系,距離我們超過一百九十億公里。訊號愈來愈弱,身上的儀器因電力有限必須陸續關閉。科學家認為,也許直到地球消失,航海家號還會持續在太空中飛行。
誰想得到,居然有這麼好的事。人類史上最強的太空船,揮揮手,再見啊,再見。如同遙望爸媽,有關他們那些,我所未知的過去與未來。
曾經跟一位長輩有段特別緣分,也不知從何時開始,總之就是有人提議,便開始每月聚餐一次的慣例。我倆隔著將近五十歲的距離對坐,聽他說得多,偶爾也談談自己。直到COVID-19疫情開始,聚會才宣告中斷,而這一斷,再接上,已是他過世的消息。之後便斬釘截鐵般地斷,包括告別式在內,任何會跟說再見扯上關係的場合,皆與我無關。既不曾送行,又何來道別?這樣安排,讓我可以假裝老先生還在,就是還沒約好下次見面。
我相信,只要時間夠長,記憶隨著不斷消耗、磨損,最後終將剩下模糊的星點殘跡。那時候,我也會覺得父親就是去了很遠的地方,受限於網路、頻寬種種因素不方便見面、說話而已。
我的小發財,沒讓我發財,連小小的發財都沒有。他只是逕自載著我,走得更遠、更深,也離家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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