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軒/紅塵幻遊

聯合報執行董事項國寧(左)贈獎給第十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得主鍾文音。(本報記者葉信菉/攝影)
聯合報執行董事項國寧(左)贈獎給第十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得主鍾文音。(本報記者葉信菉/攝影)

時  間:2023年9月17日14:30-17:00

地  點: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多功能講堂

與談人:梅家玲、郭強生、楊澤、駱以軍、鍾文音

(依姓氏筆畫序)

主持人:陳義芝

鍾文音(中)獲第十屆聯合報文學大獎,與楊澤(右起)、駱以軍、梅家玲、郭強生座談。(本報記者葉信菉/攝影)

白露已過,氣溫溽熱猶存,彷彿塵世熙攘耳語。第十屆由鍾文音拔得頭籌。本屆評審為王德威、向陽、張小虹、陳義芝、楊澤、劉亮雅、駱以軍,經數次討論投票,最終鍾文音勝出。

優異作家必備的

「三種力度」

主持人陳義芝開場,如數家珍的將聯合報文學大獎歷屆得獎作家「點名」一輪。聯合報執行董事項國寧也表示,這個被資深作家張小虹盛讚為台灣「文學純度最高的獎」,今年已邁入第十屆。從1976年聯合報文學獎創立,至2014年轉型為聯合報文學大獎,有四十七年歷史了。放眼國際,雖然比一百零六歲的普立茲獎青澀不少,卻足足比美國福克納文學獎年長四歲,頗具崢嶸態勢。

項國寧引用本屆評審向陽的話,謂成功的寫作者筆端應具備三種力度:「創造力、續航力、影響力。」鍾文音青年時獲得「聯合報新人獎」,而今又受到聯合報文學大獎肯定,是目前第二位得獎的女性作家。其創發不絕的才情匠心,系列紛呈的佳作譜系,足以體現一位筆耕者嚴謹勤懇的精神,與這般豐沛的創作能量相比,項國寧笑說,外界能頒發的獎項桂冠「好像有點無以為繼了」!

與母親共享的榮耀

手捧獎座,鍾文音款款致詞,形容當下心境「彷彿經歷一場漫長F1超跑賽事的選手」。這幾年寫作、照護病人的日子,讓她心神不斷衝刺擦撞,燃燒起火;復原拼裝後,必須繼續飆速上路。回首來路,碎片紛然疊加,「成為今日開香檳的日子!」那些好似「內在核爆」的痛苦過往浮現眼前,當真恍如紅塵幻遊。

她感慨萬千的說,前來參加典禮途中,殘夏蟬鳴尾隨她的腳步,如最後的召喚,近似母親床邊醫療器材的轟鳴,亦如午夜病苦呻吟,每一聲都是淚水。她透露,年輕時得了許多文學獎,卻不願母親知曉,怕獎金被她扣留,自己就不能任性闖蕩天涯海角了。然而,受獎此際卻對母親無比思念,她喃喃猜想,無有肉身束縛的母親「與痛苦共舞許久」,興許以靈魂之姿在場觀禮、共享殊榮吧?如若不然,自己的寫作之路等於「踩空了」。

鍾文音回憶,她二十多歲以〈我的天可汗〉得獎,等於歷經「文壇成年禮」,該作正是以母親為主題,當時母后似的媽媽,多年後成為病房「巨嬰」。在創作的路上,她頻頻以飽滿筆墨反哺著「母親」神形,此一符號已成為台灣文學的公共財。

「聯合報惠我良多!」鍾文音自稱「世紀末」的得獎人,轉瞬間,就到了要付出更多堅持與努力才能為創作續命的年齡。她坦言,年輕時與駱以軍浪跡各地大專院校出席文藝活動、開設寫座課程,有時覺得處境窘迫狼狽如「流浪狗」,但她深知:「我們都是超跑的配備!」特別感謝聯合報文學大獎給予的「中年大禮」,令人彷彿「吃了天山雪蓮」,也感恩有緣認識一票作家摯友,彼此陪伴打氣,看似相忘於江湖,實則相濡以沫,此情殊為可貴。

難以歸類的傑作

同樣具有照顧長者經驗的郭強生,對《別送》再現的長照議題甚有共鳴,同時也點出小說更宏觀的指涉:「台灣從半農業社會開發至今,人們種種身心困境,以及那些不能雲淡風輕視之的失序、失衡現象」,以上皆提示讀者反思:「整個社會的人倫、文化底蘊夠不夠支撐我們繼續走下去?」

沉吟片刻,他繼續分析:「鍾文音選擇以中低階層勞動女性為原型,設定人物,為當代女性賦予更立體多面的形象,而非象牙塔中的文藝少女。」此外,郭強生更欣賞《別送》寫出當代資本社會對小人物的背叛與剝奪,且從經濟層面,勾勒出百工百業的眾生臉譜,寫實的走進台灣社會,絕非概念化的蜻蜓點水,而具備一種深刻的田野調查根基。

接著,他引述去年擔任大獎評審時,為鍾文音寫下的推薦語:「將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不淨,與色聲香味觸法的斷捨之難,層層疊疊鋪展……」進而解釋:「確實,她把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觸法,每一個字,都在小說裡翻譯成二、三十種場景」,所謂六根究竟能「不淨」成什麼樣貌?而男女角色的情感糾葛,人際捨離之苦,也是《別送》的精采看點。

郭強生坦言:「我們都來自母體這個美麗的容器,對母體卻這麼陌生!」這是身為男性的生理限制。而《別送》將母體置於核心,無疑一塊重要的拼圖,補足當代華文小說未開發之一隅。郭強生期許鍾文音繼續「大開大闔下去」,不要對作品產生定義的焦慮:「所有創發性的傑作都是難以歸類的。」

母體:懸念未了的母題

梅家玲接過麥克風,肯定的說:「《別送》具有文學、佛學深刻的內在聯繫。生命經歷結合宗教追求,相互詮釋之下彼此提升,以文學的淬鍊,達到令人讚嘆的高度!」接著指出,在台灣女性書寫的發展脈絡中,鍾文音每一步都有突破。《女島紀行》將女性家族史,結合台灣歷史,呈現近乎史詩的氣格。《別送》之前為《想你到大海》,此書以馬偕的台灣妻子張聰明為主角,引入傳教士來台開展的醫療史蹟,譜出動人傳奇。梅家玲盛讚,鍾文音頻頻以無窮創造力,說出其他女作家未曾說過的故事,也提升了讀者的眼界。

「《別送》更是氣象不同!」就佛學與文學的關係來談,此書「一方面將照護者與病人的生活細節、複雜的情感糾葛,寫得深刻動人;另一方面聯繫到宗教追求,藉此帶來昇華與救贖」。就小說的空間跨度來看:「以台灣為起點,遠達西藏高原。」這樣廣闊的格局,在當前台灣女性書寫中十分難得。

接下來,梅家玲好奇提問,《別送》原名《帶你上高原》,與《想你到大海》恰好形成海陸相映的對比趣味,為何變更書名?另外,據說《別送》原稿字數多達六十餘萬(成書四十萬字),刪改取捨的準則為何?再者,若干讀者認為《別送》內容與過去作品有重複之處,鍾文音對此有何看法?

鍾文音苦笑著回應,自己非常厭惡被貼上「旅遊作家」的標籤,太媚俗了,「旅行是悲苦的內在世界的挖掘」,不是走馬看花的觀光消費,擔心「送你上高原」引發上述聯想,遂改名《別送》,既呼應中國傳統詩歌的重要母題,同時,也留下照顧患者期間的生活寫照:「每逢母親一口氣上不來,我就如持咒一般,念著『別送、別再送醫了!』」

她隨即解釋,《別送》的寫法運用了繪製唐卡的概念,細節鉅細靡遺,因此小說原本八十萬字,刪減知識、歷史性較強的章節後,剩三十八萬字,卻更聚焦於「母體」的書寫。鍾文音強調,這本書就是為母親而存在的,某些評論者以為的缺點,正是自己最核心的追求,她堅定說道:「寫作多年,我明白長篇小說的刪減原則,許多人稱揚節制與留白,然而,唐卡上曼陀羅式的纏繞繪畫如何留白?」「母體」即是她懸念未了的「母題」,必須暈染多年才會「滲透到骨骸上」。

比小說荒誕的現實

駱以軍感性的說,典禮的弦樂演奏令他迷醉,幾度想喝采,「第一小提琴手長得好像年輕的郭強生,第二琴手彷彿年輕的鍾文音!」這種感觸引發一種幻夢似的世代情感,讓他回憶二十歲初入文壇時,與鍾文音、邱妙津、袁哲生等人相識,因文學獎的鼓勵而毅然走上書寫之路。而聯合報文學大獎持續舉辦,正如不懈的演奏者,揭開一頁頁翻飛的樂章。

「我要向鍾文音致敬!」駱以軍認為寫長篇小說是高難度競技,屬於「高度調度時光的書寫」,更讚嘆《別送》前四十回是「高峰力作」。鍾文音唐卡繪圖似的精細筆觸,有別以往「迷醉呢喃的雙魚座文體」,帶給駱以軍驚豔的閱讀體驗,他傳神的形容「每個感覺觸鬚的末端加上銅錘秤砣,細細密密」,本該輕飄飄的感官絲線增益了垂墜的重力,成為略一撩撥便動人心魄的琴弦。

然而,華美的文字仍根植於現實。駱以軍比方,鍾文音陷入照顧中風老母的噩夢,無法如莒哈絲、三毛一般自主自由,這情狀是一種「飛仙失敗」的跌墜,投射到小說人物身上,化為一名經濟拮据的老女兒,朝向吊掛著瓶瓶罐罐的死亡走廊靠近,進入慢速的殘酷劇場中,護工的體味、送葬的行伍,都是悽愴的浮世繪。「悲慘的極致,是一種號哭,給人一種啞然而抽象的驚愕感,只有現代文學才能呈現這種荒謬!」駱以軍稱之為「故障時光的巴洛克式書寫」,在荒誕中湧現出的滑稽調性,亦是《別送》令人印象深刻的所在。

鍾文音表示,病床與摩鐵的床褥,體現小說女主角的困境:「被迫以身體下海救母,換取生存資糧。」問題本源正如郭強生所言,是經濟困窘造成的社會性無奈。她認同駱以軍的看法,若當年沒得到文學獎支持,也許今日自己會成為一位服裝設計師,或服飾店櫃姐。

「照顧母親七年很苦,每天的瓶罐點滴,需要清創的傷口。夜半在呻吟聲中驚坐起。這就是現實。」她回應駱以軍,《別送》帶來的滑稽突梯之感,其實不能跟現實相比,畢竟小說服膺於敘事邏輯,而真實人生沒有邏輯,全是風雲難測的偶然。鍾文音表示,《別送》如同一本預言書,完稿時母親還在,等於提前幫母親辦了葬禮。

心即壇城,

寫作就是個人信仰

楊澤說,聯合報文學大獎讓「一個文學家族在這十年內形成了」,而鍾文音寫出很難用傳統定義的文學類型,成就斐然。他形容駱以軍和鍾文音「同是都會淪落人」,又如「肉身菩薩」以肉身與社會碰撞,寫出人世炎涼百態。接著指出,《別送》揭示「生死關、男女情愛關」,逼著讀者凝視生死,由愛慾寫到死亡與重生;而此書也看得見《紅樓夢》的影子,台北摩鐵彷彿大觀園,西藏高原則象徵彼岸太虛幻境,為塵世的倒影,二者碰撞之下,產生極強的戲劇性。

楊澤把鍾文音比作「新時代的三毛」。鍾文音作為「都會荒原的漫遊者」,寫出了現代的「短暫性、過渡性、虛幻性」。由於小說的宗教色彩,楊澤也頗為好奇,鍾文音在佛學方面有何傳承?並引用牟宗三的妙喻:「《水滸傳》是禪宗,《紅樓夢》是小乘,《金瓶梅》才是大乘。」那麼,鍾文音是佛門八宗的哪一宗?

鍾文音回覆楊澤,「金瓶梅是大乘佛法」一說令她欣慰,彷彿隱隱為《別送》「扳回一城」,因為「這本小說最被誤讀的是情慾部分」,飲食男女的情狀只是外在包裝,內核仍指涉人類生命的局限性與求取解脫的想望。而「大千世界就是『色』,我們都是色相的存在,玄奘所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意義並非一般庸俗化的解讀。」她又補充,宗派並不重要:「心即壇城,寫作就是個人信仰。」

成為滋潤陌生旅者的

甘霖

緩一口氣,鍾文音繼續解釋:「我關注歷史與文化衝擊,而三毛的旅行書寫總是帶領讀者抵達現場,與之同遊。」並不會「編織如蜘蛛網般的家族史,誘人陷落。」旅行時,鍾文音的內在是哀愁而心酸的:「每個陌生人都是鞋底的砂石,我踩著,痛著,與之一同前行。」

在西藏高原旅居的青春時日,鍾文音不曉得有一天將夢想帶著母親骨灰走進那殊勝地帶,「我把年輕的旅程嫁接到小說裡頭。背海而立,提早上路,獨自欣賞繁花勝景,當作已經帶著母親抵達,跨上一座又一座天梯。」寫作不僅止於個人信仰,娑婆紅塵中,放眼未竟旅途,她期許自己的文字亦如春雨,能滋養他者蕭索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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