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小丑‧漁夫‧拳匪

劉墉作〈紅鼻子〉,油彩畫布,143x111cm,1970。(圖/劉墉)
劉墉作〈紅鼻子〉,油彩畫布,143x111cm,1970。(圖/劉墉)

我演戲是從十歲開始的,大概因為參加台北市演講比賽得獎,復興廣播電台找我去演廣播劇,只記得播音間裡黑黑的,控制室窗子上面有一盞紅燈。幾個大人圍在麥克風四周,你一句我一句,輪到我就喊兩句,詞很少,全忘了,只記得劇名是《愛的沉痾》,我能記得是因為當時不知「痾」怎麼念,電台的人都念「ㄎㄜ」,我回家查字典,發現是:「ㄜ」。也記得裡面有句台詞是「進門兩年多,連蛋都不下一個!」我不懂,回家問娘「為什麼人能下蛋?」我娘一瞪眼,火冒三丈地罵:「這是演什麼戲?把孩子都教壞了,不要去了!」

從此我沒再去。後來才知道我娘就因為不能生,才會領養我。

初中,我上大同中學夜間部,課外活動很少。我雖然沒能得到演戲的機會,卻常看別人演戲,而且是演當時最新鮮的電視劇。那時候台灣剛成立第一家電視公司「台視」,我的班導師在裡面擔任美術設計,我白天又有空,就常藉機會去台視找他,順便溜進攝影棚看明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劇情是男女主角吵架,男生摔門而去,碰一聲,天搖地動,連門帶牆全倒了下來。我是真對戲劇有興趣,除了偷看,還偷學,找垃圾桶裡人家扔掉的劇本,看什麼是「聲部」,什麼是「影部」,什麼是大特寫,什麼是「推拉」鏡頭,還有什麼叫「OS」。

高中,我進了成功中學話劇社,指導老師是當時中廣的台柱趙剛。他沒到過幾次,只記得有一回,他用不同高低的音調說「中華民國各廣播電台聯播節目開始」,讓我知道一個人可以有很多種聲音,美聲是能「演的」。當時救國團有廣播劇的競賽,趙老師沒空管,要我負責,但是成功中學只有男生,怎麼演?我把腦筋動到地理老師身上,她一口答應,但她不年輕了,鄉音也重,明明我劇本裡的男生女生很浪漫,演出來卻成了媽媽訓兒子。多年後我看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裡面獲得金馬獎的潘迪華,就想起我高中的女老師。相信她去演也能得獎,因為劇情需要的是心裡有鬼的生硬不自然,初次演戲的人一緊張,表現得正對味!

進入台師大,我終於可以發揮了,第一年就報名話劇社,而且居然拿下男主角,在師大禮堂登台。那是我舞台劇的「初夜」,劇名和劇情全忘了,只記得戲演一半,突然停電,全黑。隔十分鐘又莫名其妙亮起來,後來聽說是因為沒給工友紅包。

升大二那年暑假,學校安排我參加救國團在國立藝專辦的「藝術營」,我參加的是戲劇組,指導老師是張瑄,他含蓄少言,一點也不像戲劇圈的,結業時演的是《高風亮節》,內容是浪子回頭,報效國家,我沒演浪子,演老子,只記得我給兒子一巴掌,張導叫我要真打,我就狠狠出手,直到下台,手還疼。還有一段,張導要我先正對著觀眾,再慢慢轉身,深深嘆口氣,他要我用「背」來演,不必真嘆氣,只要先聳肩,再重重垂肩就成了。

戲劇營裡有不同的老師來授課,印象很深的是名導演趙琦彬,他一上台就說他叫「趙畸形」。他講話的節奏好極了,忽高忽低,一下子又爆炸,像說相聲,最記得他說莎士比亞之所以偉大,是因為無論哈姆雷特的猶豫、奧賽多的忌妒或李爾王的偏執,都是人性共通的弱點。

大學二年級,我又在校內《源遠流長》舞台劇裡演個小太保,這角色特別討女生喜歡,看我穿著高中制服,女生都喊「好可愛喲」。但是女生宿舍的教官不一樣,她會問我女朋友:「你怎麼找個小太保作男朋友?他太壞了!」

我女朋友其實是劇中的女主角,她演個小太妹,我們排戲的時候總吵架,我嫌她的裙子太短,都不能彎腰撿錢了。她則怪我幫另一個女演員化妝時臉貼得太近。最慘的是公演當天下午,她當著導演的面,把劇本狠狠往地上一扔:「我不演了!」接著轉身跑掉。害得導演一直追著我喊:「你負責!你負責!她真不來,怎麼辦?」所幸演出前她出現了,而且直到今天還在我身邊。

大學話劇社的導演是孫景瑎,長長馬臉,一口山東腔,有點「響馬」的架式,他是政工幹校出身,編導演都行,後來見他演了不少電視劇,都是反派的角色。

大學三年級,大專院校聯合公演姚一葦的《紅鼻子》。劇情是一個小丑跟著雜耍團逃離城市,躲到海角避難,幫助困在旅館裡的人解決許多問題,自己最後卻因為救人犧牲。

那時候「紅」是讓人敏感的,不得不改名為《快樂的人》。參與的都是一時之選,由趙琦彬導演、許常惠作曲、劉鳳學編舞、聶光炎舞台設計。至於演員則是由幾位專家從各大學派出的代表中挑。記得評選時既要說台詞,還得唱又跳,我很不會跳舞,也硬著頭皮蹦幾下,居然中選了。當時有人說我的聲音太乾淨,不適合演跑江湖的小丑,幸虧姚一葦老師堅持:「紅鼻子本來就不是小丑,他只是躲在紅鼻子面具後的理想家。」

那面具真是害慘了我,我本來跳舞就不行,戴上面具,既硬又刺,而且不能貼著臉,有個連續跳躍的動作,劉鳳學老師怪我跳不高,我委屈地說「因為看不到地面」。

除了跳舞還得唱歌,曲子是「台灣音樂教父」許常惠作的,我們常到鄧昌國在仁愛路的豪宅練習,年輕漂亮的許師母彈琴,每首歌都帶民族風味,其中紅鼻子一出場唱的:「咱們江湖裡生,江湖裡老,五湖四海任咱們跑……」活像京劇裡的大花臉。我拍著胸膛橫著走,拉開嗓子喊,太過癮了!

趙琦彬導演夠凶的,一點不對就重來,最記得劇中有一段爭吵,紅鼻子喊:「不要說了!不要說了!」趙導演嫌我太文,親自示範,先小聲講:「不要說了!」又突然變臉大聲吼:「不要說了!」那爆炸的感覺硬是棒!

《紅鼻子》公演了七場,我演得如何,不知道,倒是讓我拿到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的男演員金鼎獎。趙導演應該對我也算滿意,因為他後來找我演出一個電視劇,他說得很直:「請你來救火!因為馬上要播,台詞又多,非找你這個怪胎不行。」大概是對我背台詞的本事很有印象。

姚一葦老師最可愛,戲演完了還找我談戲劇,說西方戲劇結構的「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我才發現《紅鼻子》是合於三一律的:「同一地點、同樣二十四小時之內、同樣的行動調性。」

多年之後,紅鼻子終於能夠甩掉《快樂的人》,用真名「紅鼻子」推上國家劇場,由姚老師親自導演,他特別寄信到美國,要我寫文章談談當年演出的情況,同時邀請我回來看看,還在演出前找新的紅鼻子和我三人合影。

大學畢業那年,我再主演了一場既說又跳的大戲《武陵人》,當時基督教藝術團契已經因為推出張曉風的劇作《無比的愛》和《第四牆》而轟動劇林。《武陵人》是第三部,由台視名導播黃以功導演,陳建台和陳建華作曲,林懷民編舞。這下我又慘了,林懷民大概當時很受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的影響,愛用地板動作,要我跪著往前快速前進。雖然戴了護膝,我的膝蓋還是磨得破皮流血。第一場演出前,林懷民特別跑到後台,送我個大蘋果,說「向你的膝蓋致歉!」不過我沒白受苦,最近看表演藝術學者周一彤在〈在打開南海劇場的一口箱子〉文章裡說「當時連演14天15場,最後幾場連站票都賣到一百多張,每場有觀眾數百名被擋在門外,無法進場」。讓我想起當時在國立藝術館,一邊在台上表演,一邊聽到場外有敲門和叫喊聲。

還有,就是演出當中有一天我拿著報紙對張曉風說:「記者讚美了我們一堆呢!」張曉風說:「記者寫好又怎樣?寫壞又怎樣?」讓我一愣,沒想到平常那麼含蓄低調的曉風姊,居然會如此有個性。不過又想想,這勇往直前不計毀譽,正是藝術家該有的風骨。

張姊夠硬,但也遭遇了困難,隔年原本要演出的《自烹》,兩度申請都沒得到「准演證」。台北市教育局的理由是「劇情殘忍,不宜演出」。同一年由我導演,林麗珍編舞、陳建華作曲的歌舞詩劇《宋王台畔》(趙滋藩詩),原本要在世界詩人大會演出,也被主辦單位以名稱容易引起聯想否決,不得不以葉珊的《第二次的空門》取代。

一九七五年我演出了最後一場舞台劇《庚子年》,居然是跟藝術團契去香港,在世界華人福音布道大會裡演的。仍是張曉風的劇本,但這回我不演漁人,改演拳匪。包上紅頭巾,黏上大鬍子,舉著鬼頭刀。裡面有一段我帶頭吶喊:「神助拳,義和團,只因洋人鬧中原,勸信教,乃羈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發乾,全是教堂止住天!」接著手起刀落,把戲裡的傳教士全送上天堂。不知什麼原因,後來在張曉風的著作表裡見不到《庚子年》,連相關的新聞在網上都找不到。只知道我有一回在大陸演講,提到庚子年的「拳匪」,台下立刻哄然,才知道兩岸史觀不同,我們認為是「匪」,大陸認為是人民革命英雄,不知是否因此,庚子年沒能繼續發揮。

一九七八年,姚一葦接手「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的主委,趙琦彬作總幹事,推出「實驗劇場」,台灣的舞台劇更加蓬勃,而且不斷創新。可惜同年我應聘去美,沒能恭逢其盛。倒是三十年後,女兒在北京的電影公司發展,作了成龍電影的監製。有一天我說:「如果有好角色,給老爸安排一個吧!」女兒一怔,抬頭瞪我:「你要演電影?」我說「是啊!老爸廣播劇、舞台劇、電視劇都演過了,就沒演過電影。」女兒又問:「演什麼?」我說:「台詞不必多,但要有戲。像是《末代皇帝》裡英若誠演的獄卒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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