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華／《臺北人》有了俄文版——俄國文學對白先勇的影響

譯者衛大力

在臺北生活了十餘年

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集《臺北人》1971年由晨鐘出版社首次出版，至今已經五十一年了。今年八月《臺北人》被譯成俄文出版，之前《臺北人》有韓文版、英文版、法文版、日文版、捷克文版。義大利文正在翻譯中，越南文版也簽約了。

俄文版譯者是衛大力（Vitaly Andreev），他在臺北生活了十六、七年，曾是電臺俄語節目主持人，也算半個「臺北人」了。白先勇小說《孽子》對衛大力影響很大，他在2014年和2020年看了兩種不同版本的《孽子》舞臺劇演出，他說：「在這六年中，我一步一腳印，決心將白先勇老師的《臺北人》翻譯成俄文，我想，多少也受到該舞臺劇以及小說本身的鼓勵。」

讀《卡拉馬佐夫兄弟》，

恐懼與憐憫油然而生

俄文版《臺北人》的面世，別具意義。因為白先勇深受俄羅斯文學影響，包括杜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尤其是契訶夫的小說和戲劇對白先勇影響甚大。反過來，俄國讀者，一定也能從《臺北人》中感受到兩種文化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文學魅力。

托爾斯泰和杜思妥耶夫斯基以長篇小說著稱，對白先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思想上。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文學登峰造極。杜思妥耶夫斯基幾本經典小說《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白癡》、《地下室手記》，白先勇都看過並對他的心靈產生過極大的震撼。他二十幾歲讀了《罪與罰》，深感人性之複雜，「這是一場上帝與魔鬼的戰爭，戰場就在人的內心中」。人是需要宗教的，小說結尾男主角拉斯科爾尼科夫皈依東正教以懺悔。宗教成了杜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及他小說人物的救贖和昇華。

對白先勇影響至深的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他寫過一篇文章〈恐懼與悲憫的淨化——《卡拉馬佐夫兄弟》〉，此文的結尾，白先勇寫道：「看了《卡拉馬佐夫兄弟》，恐懼與憐憫不禁油然而生。恐懼，因為我們也意識到我們本身罪惡的可能；憐憫，因為我們看到人竟是如此的不完美，我們於是變得謙卑，因而興起相濡以沫的同情。文學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喚起人類常常處在休眠狀態中的惻隱之心吧。」 杜思妥耶夫斯基深深影響了白先勇小說最重要的主題「悲憫情懷」。而托爾斯泰對白先勇的影響則表現在小說的歷史感和滄桑感方面。白先勇在〈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一文裡強調作家應該繼承傳統，尊重歷史；既要有歷史感，也要有超越時代的永恆價值。他舉例闡述：「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本被譽為俄國最偉大的小說，便是追懷俄國人抵抗拿破崙侵俄的光榮歷史。托爾斯泰本人是一個身體力行的社會改革家，對沙俄時代的舊社會深懷不滿，但這並不阻礙他在藝術創作中表露他對俄國歷史的尊重。」托爾斯泰的小說寫歷史，寫人性，寫生老病死。實際上，這也是白先勇小說的特色，我們可以在《臺北人》中找到民國史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譬如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運動（〈冬夜〉）、北伐（〈梁父吟〉〈歲除〉）、抗日（〈歲除〉〈秋思〉）、國共內戰（〈一把青〉）。當然，《臺北人》是短篇集，是「側寫」歷史，和托爾斯泰那種宏觀的史詩筆法不同。

小說技法和結構，

受契訶夫影響最大

在小說技法和小說結構上，白先勇受契訶夫影響最大。契訶夫和莫泊桑不同，兩人代表了不同流派，莫泊桑是傳統小說的寫法，故事有頭有尾，曲折變化，很有戲劇效果。契訶夫的小說，往往只是寫日常生活的一個側面，人生的一個片段，通過這個側面和片段賦予小說深刻的含義，這也是契訶夫小說的「現代性」，契訶夫被稱為「現代短篇小說之父」，原因也就在此。譬如，契訶夫有一個短篇〈苦惱〉，老馬車夫姚納唯一的兒子死了，他要把滿腹的傷痛向人訴說，可乘客沒有一個願意理睬這個囉嗦的老頭，對他的喪子之痛無動於衷，只希望馬車夫快點把他們拉到目的地。最後，老人只得把心中的哀慟對著這匹老馬傾訴。〈苦惱〉讓我想到魯迅的〈祝福〉和沈從文的〈生〉，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沈從文筆下北京什剎海玩木偶的老藝人和契訶夫筆下這位老馬車夫，三人的喪子之痛是人類最基本也最深刻的悲慟。

契訶夫（1860-1904）只比莫泊桑（1850-1893）小十歲，但在小說的現代性上卻跨出了一大步，這是傳統到現代的飛躍。契訶夫小說結構的「現代性」對白先勇啟發很大，尤其是《臺北人》寫作時期。早期，白先勇聽從業師夏濟安的勸告，讀了很多莫泊桑和毛姆，〈金大奶奶〉〈玉卿嫂〉〈寂寞的十七歲〉這些作品主要還是受到莫泊桑和毛姆的影響，寫作手法比較傳統。之後，契訶夫的影響越來越大，《臺北人》中十四篇，可以說截取不同側面，反映時代和人生的某個層面和階段，如一場宴會、一次重逢、一個葬禮，白先勇總是信手拈來一些生活片段，加以藝術提煉，在短短的篇幅裡蘊藏著濃縮的人生真味。以白先勇〈思舊賦〉為例，小說以兩個老女僕的「對話」揭示一個家庭的敗落，正如元稹〈行宮〉詩中白頭宮女閑說當年玄宗舊事。小說沒有曲折的故事，而是通過對話和場景的氛圍展開。

對契訶夫的四大戲劇

推崇備至

自魯迅以來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在結構上有了革命性的變化，不同於「三言兩拍」僅僅說故事的傳統，這種變化無疑受到了契訶夫等人的影響，白先勇是這種影響的繼續，在技巧上顯得更加成熟。

除了小說，白先勇對契訶夫的四大戲劇（《萬尼亞舅舅》《海鷗》《三姊妹》《櫻桃園》）推崇備至，尤其是白先勇小說的氛圍和人物命運，繼承了契訶夫戲劇的精神，具有一種詩意和悲悼氛圍。讀《臺北人》，可以感受到《三姊妹》《櫻桃園》的韻味。白先勇的小說〈遊園驚夢〉被幾次改編成舞臺劇上演，這部劇和契訶夫的《三姊妹》有不少「神似」之處，在精神上一脈相承。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白之（Cyril Birch）教授在觀看了舞臺劇《遊園驚夢》（1982年臺北版，由盧燕、歸亞蕾、胡錦等主演）錄影帶後的座談會上，指出：「契訶夫的三姊妹是被生活所困住，《遊園驚夢》的三姊妹是被時間所困住。」契訶夫《三姊妹》裡的奧爾加、瑪莎和伊莉娜童年在莫斯科度過，後來一家隨軍官父親駐紮到外省小城，她們仨在偏僻小城裡陷入苦悶與孤獨，一心期盼有朝一日回到精神家園莫斯科。三姊妹就這麼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等待著回到莫斯科。然而歲月流逝，時間無情，三姊妹仍然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嚮往著莫斯科，品嘗著不斷加深的寂寞。三姊妹都會德法英三種外語，但在這個小城，會三種外語毫無用處，就像第六隻手指，是多餘的附屬品。

白先勇〈遊園驚夢〉裡的三姊妹錢夫人、竇夫人、蔣碧月最風光的歲月在南京度過，尤其是錢夫人一生的高潮都在南京——她的演藝生涯、她的青春、她的榮華富貴、她唯一的一次私情，都留在了南京。南京對於錢夫人、竇夫人和蔣碧月，就如同莫斯科對於奧爾加、瑪莎和伊莉娜。兩部戲的結尾也值得比較一番：《三姊妹》的最後，駐軍要開拔了，能使三姊妹在精神上得到安慰的有教養的軍官朋友走了，三姊妹更加孤寂，這種曲終人散的無奈和淒涼正是〈遊園驚夢〉結尾的意境。錢夫人遊園一場，酒醒後（或者說夢醒後），生活還是老樣子，臺北變了，但錢夫人的生活不會變。《三姊妹》劇終時，莫斯科離奧爾加、瑪莎和伊莉娜的距離絲毫也沒有拉近，她們緊緊依偎在一起，異口同聲說：「我們要活下去！」

契訶夫和白先勇，都是寫人類在「時間」面前表現的無奈，寫時代更替和地域遷徙對人類心靈產生的衝擊，都是輓歌式的哀悼，是一闋〈大悲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