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一偉／我跟我的朋友都不是害蟲——導讀卡夫卡的《給父親的一封信》（近日將由寶瓶文化出版）

一九一九年，卡夫卡想與新戀情茱莉．沃里契克（Julie Wohryzek）結婚的事，受到他父親強烈的反對，讓卡夫卡感到憤憤不平，這就是《給父親的一封信》的起因。通常我們寫信，不論寫得再長，信的結尾總是攤牌的時刻。《給父親的一封信》也是一樣，卡夫卡在前面提了許多父子關係的陳年往事，但到了最後，還是點到整件事的關鍵，卡夫卡寫道：「但像我們現在這般情形，婚姻的大門對我是已經關上了，因為那恰恰是你的個人領域……只有你沒有覆蓋到或者你無法覆蓋的領域，才可能是我的生活。而根據與你高大身軀一致的想像，這樣的領域寥寥無幾，無法給我多大慰藉，婚姻尤其不在其中。」

父親巨大的身軀籠罩了卡夫卡的生命。巨大的身軀這個意象，是源自卡夫卡童年的經驗。當然，每個父親的身影都是巨大的，只是他們的父親同時也是慈愛的，但卡夫卡覺得他的父親不是。在信的一開始，卡夫卡第一次提到巨大父親的段落，是「那個巨人，我的父親，那終極權威，會幾乎不需要理由地在三更半夜把我拽出被窩並拎到屋外過道去。對他來說，我是這般的一無是處」。

卡夫卡並不認同這樣充滿巨大身體力量的父親，為了對比自己與父親的不同，他在信的開頭提到：「把我們倆相比較：我，簡而言之，是一個帶有些許卡夫卡脈絡的洛威。」卡夫卡在這裡展示了對母系的認同，洛威是母親（本名Julie Löwy）的姓氏。卡夫卡強調，母親這邊是「洛威式的鞭策，隱密地、羞怯地……」，而父親這一方剛好相反，「你則是個真正的卡夫卡，強壯、健康、食慾旺盛、聲線宏亮、能言善道、自滿、對外界具優越感、有毅力、沉著、有識人之明、相當慷慨……」

除了母系這邊的洛威，我們不能不提另一個洛威，那是卡夫卡年輕時認識的猶太劇團演員洛威（Jizchak Löwy）。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參考《卡夫卡日記》（商周，2022），您將會發現，從一九一一年十月五日到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卡夫卡在這段期間的日記裡，寫下了大量他與洛威的密集互動。洛威是來自波蘭的猶太人，他所參與的猶太劇團當時於布拉格的薩伏咖啡廳（Café Savoy）巡演，卡夫卡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他的觀戲經驗。後來不少學者都認為這個猶太劇團的演出，對正往文學之路邁進的卡夫卡在創作上，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比如，卡夫卡於一九一三年發表的小說《判決》，其結構與內容上就與當時猶太劇作家戈爾丁（Yakov Gordin）的另一部作品《神，人與魔鬼》（Gott, Mensch, Teufel）類似，卡夫卡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提到他去聆聽洛威朗誦此作。

卡夫卡將洛威視為好友，他的纖細與敏感，讓卡夫卡覺得像是找到新的同盟，可以一同對抗父親。卡夫卡對父親的負面經驗，也來自父親對洛威的不友善。卡夫卡邀請洛威來家裡玩時，父親卻對客人指指點點，很不禮貌，讓卡夫卡相當生氣，他在日記提到此事時說：「……寫著寫著我簡直恨起父親來了。」卡夫卡的氣憤，不是沒有原因，因為他認同洛威，而父親對洛威的否定，讓他看清楚自己與父親的差異。卡夫卡寫這封長信的一九一九年，當時他已經三十六歲。可是八年前父親羞辱洛威一事，他依舊懷恨在心，在信中他就抱怨說：「像意第緒演員洛威如此純真可愛的人也因此遭罪。在不了解他的情況下，你用我已忘記的可怕方式，把他比作害蟲。」這件事就發生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卡夫卡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因父親說洛威壞話，而跟他頂嘴的事。

「害蟲」，卡夫卡用了Ungeziefer這個字，這個字也是小說《蛻變》提到那隻蟲時，所用的德文字。父親罵我最好的朋友是害蟲，那不就等於間接說我也是一隻害蟲嗎？我想卡夫卡內心的潛台詞應該是如此。

這封信的另一個重要的隱藏訊息，是關於他最小的妹妹奧特拉（Ottla）。在卡夫卡的妹妹當中，就屬奧特拉跟他最親。但是奧特拉與天主教徒約瑟夫．大衛（Joseph David）交往一事，跟父親起了激烈衝突（兩人最後於一九二○年七月結婚）。卡夫卡在信中替奧特拉抱不平，因為奧特拉也是屬於母系這一邊，是他的盟友，卡夫卡在信中形容奧特拉：「她那方面是洛威式的反叛、敏感、正義感、不安。」

卡夫卡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或十三日間，寫下這封一百零三頁的手稿之後，他再打字成四十五頁的長信，並請他的母親轉交給父親。但是卡夫卡的母親並沒有依照兒子的想法，最後是將信退還給他。雖然卡夫卡與茱莉的婚約於一九二○年七月取消，但他隨即又談起了戀愛，這次是捷克記者米蓮娜（Milena Jesenská），卡夫卡寫了大量的情書給她。當然，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一個重視俗世金錢價值的父親，自然很難忍受自己的小孩以文學、哲學或藝術為人生志業。根據美籍猶太裔政治學者漢娜．鄂蘭的看法，班雅明與卡夫卡在面對原生家庭的糾結，有不少類似之處。她為《啟迪：本雅明文選》寫的導言提到：「這個時代的文學中充滿了這種父子衝突。如果佛洛伊德是生活在其他國家，使用其他語言，而不是在提供他病例的德國－猶太人社會環境進行研究，我們可能永遠不會聽說伊底帕斯情結。」

《給父親的一封信》不是文學作品，是學法律出身的卡夫卡對原生家庭的控訴。如同卡夫卡在兩個洛威身上尋求支撐，或許那些自覺與卡夫卡有類似經歷的讀者，能在卡夫卡的信中找到認同，因為他說過：「只是為了那些絕望者，希望才被賜予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