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獷派建築師》影評：在冷峻的混凝土中尋找歸屬，移民者的無聲抗爭

「美國夢」一直以來向全世界招手，代表著翻身與邁向進步的機會，但現況卻往往與理想背道而馳。隨著川普政權上任，移民政策再度收緊，從限制移民子女的公民權，到加強邊境執法，甚至推動更嚴格的快速遣返計畫，讓美國「移民夢」變得更加遙不可及。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粗獷派建築師》在奧斯卡獎季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這不僅是一部關於建築師認清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的故事，更是藉由粗獷派建築風格以及背後創作者移民背景，重新審視美國移民處境與社會結構的反思。

在即將登場的奧斯卡金像獎，美國影藝學院成員若投下的選票、推舉這部作品拿下最大獎，無疑會是種政治表態，反映出電影產業對當前社會議題的關注，在川普政權下對移民群體發出聲援。

移民與粗獷派建築的共同困境

當建築成為歷史的載體，它承載的究竟是庇護，還是壓迫？

《粗獷派建築師》選擇以粗獷派建築作為主角的創作風格，絕非偶然。這種誕生於戰後的建築風格，不僅反映了國家建設的需求，更是權力與社會動盪的見證。1950至1970年代美國蓬勃發展，二戰後來自歐洲的難民湧入美國，尤其是遭受納粹迫害後尋求新生的猶太人。隨著公共建設與社會住宅需求的增加，大量移民建築師與勞工參與美國城市基礎建設，粗獷派建築因此成為主流。

粗獷派建築並非單純的美學風格，而是一種時代的選擇。它與包浩斯（Bauhaus）、柯比意（Le Corbusier）的光輝城市（La Ville Radieuse）共享現代主義建築理念，追求功能性與技術的融合，並透過創新結構回應社會居住空間問題。正如同電影中主角拉茲洛·托特所信：「沒有什麼比立方體的存在，更能直接呈現解釋立方體的結構。」般務實。然而，粗獷派建築進一步將現代主義推向極致，裸露的混凝土、幾何化的設計與極端功能主義，因此，成為戰後公共建設、社會住宅、大型娛樂空間的主流建造風格。

在1950至1970年代，美國移民政策仍然保守，雖然勞動市場需求旺盛，但美國政府對東歐與拉丁美洲移民實施配額制度與嚴格審查，使許多移民難以獲得合法身份，也無法維持母國的技術身份。儘管移民投入基礎建設，他們的社會地位卻與這些建築相似——為美國社會的貢獻勞動，卻未必能換來同等的接納與尊重。戰後秩序的重建對移民而言，可能帶來希望，也可能成為另一種壓迫。

到了1980年代，美國移民政策開始轉向開放，試圖融合多元文化，並推出多項移民合法化政策，使大量無證移民獲得身份。而粗獷派建築的命運此時卻截然不同——這些建築曾象徵國家進步與公共福祉，但隨著時代美學喜好的改變，它們被視為都市衰敗與貧困問題的象徵，甚至被批評為「冷漠」、「無人性的混凝土怪物」，遭到拆除或棄置。粗獷派建築從承諾平等與公民權益的象徵，演變為社會問題的象徵，如同移民群體從「不得不被接受的外國勞力」轉變為「需要自行適應美國社會的新公民」。

建築的骨幹是不會衰敗的紀念碑

建築不僅僅是結構與空間的堆砌，它更是建造過程中建築師注入價值觀的載體，承載著歷史、身份、夢想與信仰。《粗獷建築師》中，主角拉茲洛·托特老婆曾說：「牆壁只是裝飾，建築才是結構根基。」與他們移民身份緊密相連，成為對創作與歸屬感的浪漫隱喻。

牆，隨著時代變遷而被建立、拆除、再重建。它們是權力與社會結構的象徵，將人劃分在內與外的不同位置。拉茲洛就像是一個社會結構中的游牧者，穿越一道又一道的牆，試圖找到真正的根基。然而，牆的本質是暫時的，就如同國界、庇護所、拘留中心，都是異鄉人的過渡空間。拉茲洛的作品或許能夠融入城市的景觀，但他本人卻始終被社會的牆壁所困。他的身份與夢想，在不斷變動的社會體系中掙扎，尋找能夠真正立足的地方。然而，比起牆壁，真正重要的是建築結構本身，它是一種精神的寄託方式，不隨時間崩塌。

或許，這正是《粗獷派建築師》的期盼與嚮往——當一個人離開祖國，而一座城市拒絕接納他時，仍可透過創作，搭建一座心靈的避難所。拉茲洛的建築並不僅僅是物理空間，而是對自身存在的證明。國界可以被重劃，政策可以變動，但真正的歸屬感，是超越時代變遷的信念與記憶。

當建築師成為被獻祭的異鄉人

粗獷派（Brutalist）一詞源自法語 béton brut，意為「裸露的混凝土」，但在英語中，「Brutal」卻是粗獷、野蠻、殘酷的意涵，與粗獷派建築在人們眼中的形象不謀而合。當一座座線條銳利、結構厚重的建築在城市中拔地而起，許多市民感受到的不是未來主義的美好，而是冷峻無情的侵入，這些建築如同異物般佇立，與熟悉的街景格格不入。

但諷刺的是，遭受「粗獷野蠻」對待的，卻是賦予建築靈魂的建築師——拉茲洛本身。而人們眼中的怪獸並非建築，而是他的身份——猶如一座承載民族傷痕的猶太紀念碑。

拉茲洛的故事映照著二戰後猶太移民的命運。納粹政權崩潰後，歐洲的反猶情緒並未消失，許多倖存者依然面臨歧視與社會排擠，財產被沒而無法取回戰時遭剝奪的土地與財富，被迫成為難民或低階勞工。來到美國尋找新生，卻發現即便在自由世界，猶太身份仍然讓他們處於社會邊緣。

美國的移民政策雖有所開放，但對猶太移民依舊充滿偏見。即使在企業界與學術界，仍然被邊緣化，被精英階級的上流社交圈拒絕，某些企業甚至直接排除猶太員工。即使擁有才華，仍無法擺脫社會對他們的剝削與不信任。拉茲洛被資本家重金聘用，看似獲得機會，但這究竟是「接納」，還是「利用」？資本家需要設計才能，卻未曾真正視他為平等的合作夥伴，他的名字被印在雜誌上，為粗暴的資本主義鍍上一層名為「品味」的金箔。他的建築，變得無法改變社會，而是轉變為另一種權力的形式。

守著大理石礦場的義大利人曾對拉茲洛說：「有些人，你知道他們可以過得很好，我們不行，因為我們太過固執。」當拉茲洛試圖反抗，他便遭到排擠，甚至被侵犯。離開礦場時，鏡頭聚焦在一面大理石牆，上方少了一大塊——被送去作為建築中的祭壇，仿佛他的固執獻祭給熱愛的建築成為一體，也是強硬的信念遭受切割的體現。

建築是否需要承載意義？

建築一直被賦予象徵性：民主與哲學傳統的希臘神殿 ; 崇高與永恆的哥德式教堂，烏托邦式的柯比意的光輝城市 ; 資本擴張的現代摩天大樓。然而，《粗獷派建築師》挑戰了這種價值觀，猶如粗獷派建築不依賴裝飾，而是以冷峻的混凝土與極簡的幾何形態回應社會的需求。片中結尾演說說道：「這些建築設計什麼也不象徵，也不代表什麼，它們只是存在。」這句話無疑是對建築本質的質疑——建築真的需要象徵性嗎？還是它只是物理性的空間？

拉茲洛的故事本質上也是這個問題的回應。他曾經相信建築是一種能夠改變世界的力量，然而，當他被資本剝削、理念被權力玩弄，最終或許只能承認，建築本身無法對抗社會體制。當時間推移，時代更迭，或許所有象徵意義都會被剝除、歷史被遺忘，建築就只能是一種「存在」。從另一面來看，或許是他作為被壓迫的猶太人，不想再承受更多苦難，只想作為一個人存在，好好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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