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史觀下的紀念碑爭議 臺灣原住民殖民創傷與轉型正義之路

文｜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副研究員）

為誰立碑？─臺灣原住民的主體宣稱

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蔡英文於2016年上任後的8月1日「原住民族日」，首度代表國家，就臺灣原住民族遭逢外來者的四百年歷史，以及從中承受的苦痛與不公平待遇提出正式的道歉，同時設置「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轉會」），作為政府與原住民族溝通對話的平臺；會中，由總統擔任召集人，與各族代表共同面對歷史課題，對等協商與原住民族相關的政策方向。而歷經八年的運轉，2024年繼任的賴清德總統與新政府，則在7月31日宣告原轉會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將由行政院秉持「原住民族基本法」，繼續推動原轉會的希望工程。

回顧八年的原轉會，儘管歷史遭遇不是一場口語的道歉所能彌平，官僚體系的思維與制度也非朝夕可以改變，而主流人口族群觀的牢固更不是短期之間的「和解溝通」所能輕易撼動；原住民族議題如傳統領域，甚至在缺乏歷史理解的前提下，產生更多誤會與衝突。因此，若要評價原轉會的功過成敗，恐怕目前還需要一點時間距離才能完整掌握，也難怪原住民朋友總是調侃原轉會「轉來轉去，不知道轉到哪兒去」。雖然如此，原轉八年，還是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突破足以讓人關注，特別是歷史文化方面的反思與影響。事實上，藉由轉型正義的契機，長期在臺灣歷史建構與理解上處於邊緣，遭到汙名化、客體化、甚至「視而不見」的原住民族，終於得以正面對決國家機器；原轉會下設的歷史小組，在系統性呈現原住民族歷史與觀點的努力，值得肯定。

雖然歷史小組預期的計畫項目不少，但從歷史正義的角度來看，有兩種非常重要的工作，特別值得觀察與討論。一是立足於教育部與原民會共同擬定的〈原住民族教育法〉，要求國家教育研究院增開「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研修」諮詢會議，以廣納原住民族現職教師與專家學者對國、高中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尤其是歷史科的意見，並反映在「108課綱」的修訂與完成；同時，持續檢視各階段國民教育課綱，以及國高中教科書的編纂，是否彰顯原住民族歷史觀點。二是因應2017年7月18日文化部與原民會發布施行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歷史小組盤點史料與研究文獻，綜整歸納史有明文的「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與涉及的原住民各族後，親到事件發生的當地、邀集事件相關部落的族人，座談討論，記錄口述歷史，收集他們傳承自祖先的歷史記憶，也就是所謂「原住民族生活集體記憶空間及歷史碑文重新論述」的訪問座談。從2018到2000年底，完成了24族（包含法定原住民族群及平埔族群）、407人次的諮詢會議。而這些調查工作，目的在尋找不同於歷史文獻與他者觀點的「我族視角」，記錄各族從歷史文化出發的「我族詮釋」，收集族人對「紀念」的看法，以建立符合族人期待的紀念空間或紀念碑。

綜合上述，歷史小組意圖在「歷史教育」與「文化資產」兩個攸關臺灣社會涉及「史觀」養成的面向上，帶入原住民族觀點，以爭取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展現。就臺灣歷史的反省與修正來說，上述兩種議題都需要持續關注，然而這篇文章只能先以後者為主，「歷史教育」的部分來日再續。

作為臺灣真正主人的原住民族，他們的生活空間，是在清代至日治時代，從西部到東部、從平原到山地，經由各種侵入方式逐步流失；而若形成衝突、征討、戰爭與傷亡，就是當代稱為「重大歷史事件」的侵擾結果。而這類事件，除了部分是清末執行「開山撫番」的結果，更主要是日治時代日本軍警為了控制中央山地、掠取森林資源而多次爆發的征討戰爭。外來者雖然取得最終勝利，卻也因為原住民族的奮力抵抗而死傷慘重。當這些耗費龐大資源的征討戰爭結束後，日方會在戰役地點設碑立文，慰安紀念亡於交戰的日方軍警，既提醒恫嚇原住民，也藉以形塑集體記憶，作為社會教化的物件。換言之，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失守的同時，不僅國家收編了山林原野，承載族人日常生活、祖先來源與祭儀的神聖空間，也在真實世界的軍警進駐後，被有形碑記佔據，被無形的權威綑綁了。而儘管交戰必有兩方、甚至三方，卻不會有述說原住民族傷痛、安慰原住民族亡靈的任何物件與文字─除非是協力者。而這種情況，在征服與被征服、殖民與被殖民、統治與被統治的不對等關係中，似乎也是理所當然。

然而，當時間來到現代，原住民族若仍必須在生活領域中時時面對殖民統治者的碑記，看著上面鐫刻的歷史竟與父祖的口傳大相逕庭，讓人心生難以承受的挫折感。因此，從原運時期拉下吳鳳銅像（1988年）後，「用族人觀點，說清楚族人的歷史」的期待，逐漸成為各部落族人的共同意念。所以，阿美族的七腳川事件、大港口事件，分別於2012年、2014年設立我族觀點紀念碑。排灣族的牡丹社事件，在2014年設立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2014年，太魯閣戰役百年紀念，太魯閣族設立了我族觀點紀念碑。2015年，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共同設立「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役」紀念碑。

到了原轉會階段，在轉型正義的激勵下，讓「紀念碑」這種外來物件系統性翻轉，書寫我族立場碑文，更成為提醒臺灣社會─「歷史應該留存受殖者聲音」的重要策略。2019年，花蓮卓溪鄉布農族紀念卓樂屠殺事件，設立我族觀點的紀念碑。桃園市復興區的泰雅族，也在2021年針對大豹社事件設立大豹群故事館。後續，想必有更多古戰場、墳塋或紀念公園的文資指定或建立。

綜整這些基於「對抗」而產生的我族觀點紀念碑，一方面強調外來者侵入滋擾與傷害的「不義」，一方面則不同於他者據以「刻板化我族」的「出草」、「野蠻」等「文明」觀點，提出從傳統文化出發、保衛傳統領域的我族觀點，以突顯作為歷史當事人的主體性。重要的是，原住民族在設置或籌設紀念碑、紀念公園、古戰場時，若當地已存在日治時期的紀念碑記，往往不會如戰後初期的中華民國政府或時人的心態，逕將日人設置的物件塗抹、改裝、拉倒或消除，甚至將原物件改頭換面、作為新史觀的載體，而是在日治時期紀念碑、慰靈碑等多以「歷史痕跡」成為「文化資產」的前提下，以並列、各自陳述的方式呈現，以彰顯歷史記憶的時代性、侷限性或多樣性，並強調我族作為受害者的韌性與生命力的強度。然而，在原轉會這種藉由紀念碑文盤點、以紀念碑等硬體設施帶動的歷史記憶重整工程中，回思2006年曾經引爆衝突、後續甚至由臺灣人權促進會協助烏來原住民向臺北縣政府、烏來鄉風景管理所提起行政訴訟的烏來高砂族義勇隊紀念碑，就成為一個相當特殊的存在。

猶如目前被譽為傑出臺劇的「聽海湧」，其以「二戰末期臺籍戰俘監視員」兼具受害者與加害者特殊身分作為主力的劇情，展現了歷史的複雜弔詭，以及個人在國家夾縫間的認同困難。日治末期以高砂義勇隊身分進入南洋戰場的原住民，演繹的正是一樣複雜的歷史情境與難以回首的歷史記憶。

2006年2月8日，移置烏來瀑布公園的高砂義勇軍紀念碑重建落成，日文撰述的碑文，「大和魂」、「天皇」等字樣的宣稱，讓秉持「中華民國史觀」的立委與當時的臺北縣長極感不豫，在邀集意識形態接近的專家學者開會後，以譴責立碑者具有親日歷史意識的決議，在2月24日派出官員、警察與機具人員，直驅現場，強制拆除。在2006年當下，代表中華民國史觀的地方首長、學者專家、主流媒體、甚或社會大眾，對曾被日本國動員、以至於必須親上南洋戰場或埋骨異鄉的高砂義勇隊族人、子女，竟以非常粗暴的用語，指稱他們對「曾經的歷史」、「曾經的記憶」表達的感情為「親日」、「媚日」。這種以中國對抗日本的記憶拉鋸戰，充滿了國族的道德意識形態，讓烏來的泰雅族人情何以堪？所以，支持烏來泰雅族的學者，亦在4月的記者會上提出反制理念。其中，吳叡人提出「尊重『記憶的自由』（Freedom to Remember）」，也就是「複數族群的臺灣，各有不同的歷史記憶與歷史經驗，如何記憶過去─也就是『記憶的自由』，應該是各族群不可侵犯的權利」，為這場風暴做了最關鍵的定調。

高砂義勇隊的歷史，是臺灣史中「臺籍日本兵」這一困難歷史的一環；其間微妙的差異在於，日本人對原住民族的治理與教化，是跳過漢化階段，而將日本人的武士精神與原住民社會的尚武文化接榫，進而以「大和魂」的精神動員，將原住民族送上南洋的熱帶林叢。這種歷史學的外顯描述是否真實，本文暫不討論；但作為時代浪潮下、被歷史撥弄的底層民眾，我們沒有理由冠冕堂皇的譴責，更何況歷史的複雜度，往往超過我們的想像！

泰雅族的Buyan Nawi（德永光夫），曾如此自陳：

我的二哥也志願參加了第三回義勇隊。

那時，我父親沒有掉一滴淚，反而鼓勵他要為國盡忠；我的母親似乎是欣喜交加，心情複雜。

自古以來，我們泰雅族的男人面臨戰鬥時，都是抱著必死的決心，絕對不會感到悲傷。當我參加第五回義勇隊要出門時，全部落為我舉行了盛大的送行會，歌舞一直到天明。我們泰雅族，自古以來是最勇敢好戰，出征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可怕，反而是名譽的事。

然而，高砂義勇隊無論是戰死沙場或劫後餘生，竟然陷入了弔詭的歷史處境。死者亡靈，或被昔日統治者拘禁在靖國神社，歷史地位卻不被任何一方承認。生者，看似從戰敗國士兵變成戰勝國人民，但曾為戰敗國拚上戰場的士兵，如何繼續存活在以日本為敵的戰勝國，則成為曖昧難言的禁忌。生還的高砂義勇隊員，如Iyon Habao（布農族，日名加藤直一）這樣說：

第七回高砂義勇隊員的人員中，只有100多人生還。回到臺灣，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軍看到我們，就像是看到日本軍人一樣，是敵軍。

特別志願兵是日本的協力者，也是民族的背叛者。我曾經做過日本軍的軍屬的事，連親戚之間，都不太敢提起。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捕、被判罪。生還的高砂義勇隊，就是這樣戰戰兢兢的過日子。

而最戲劇性的悲劇人物，則是流落印尼叢林，戰爭結束多年才重返臺灣的阿美族人史尼育唔。10 1974年12月26日，印尼空軍巡邏隊在摩洛泰（Morotai）島森林中尋獲一名來自臺灣的日本兵中村輝夫。由於不知戰爭已經結束，史尼育唔離群索居，野外求生三十年。在媒體蜂擁報導下，中村輝夫不知如何竟改名李光輝，終於重返故鄉，卻不到五年即病故。

史尼育唔的遭遇，觸及了烏來高砂義勇隊紀念碑最為深層的問題。在強調我族觀點的「抵抗文化」之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建碑脈絡中，被殖民徵召的高砂義勇隊族人，他們的歷史遭遇，複雜化了單一線性、過於同質簡化的原住民族史觀。

史觀豈有標準答案，更不應以政治道德或殖民嫌惡而強求於記憶相異的不同人群。亦即，身分與認同、記憶與文獻、史觀與真相、書寫與詮釋，幾者之間錯綜複雜，背後更有時間軸帶動的價值變遷，不宜以政治道德、價值判斷輕易綁架。多重史觀並存，各種價值都可以包容納入，才是歷史理解的真正解放。

※本文摘選自國家人權博物館半年刊《向光》第11期，更多文章歡迎至台灣雲端書庫取閱。